斯大林论述了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即国民经济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混为一谈。他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这个规律，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和现实混为一谈。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规律，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制定出能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的国民经济计划。斯大林还认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只有在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国民经济计划只有在遵守下列两个条件下，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它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它在各方面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在本书中，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已为生产力所吞没，成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的错误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同样具有两个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它们的辩证统一，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就无法存在和发展。斯大林纠正了他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观点，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他说：“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他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质，领导机关能够实行正确的政策，使矛盾不会变成对立。因此，斯大林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又要及时解决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因素。
斯大林的这一重要著作，尽管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书中所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对于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毛泽东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和讲话
为了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而2至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0日，毛泽东谈对郑州会议纪要草稿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时，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并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后来毛泽东于11月28日—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骗自己。”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思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引按：似“影象”），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信里还提到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尾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很重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认为“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特别是斯大林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客观性为毛泽东所赞同，他不仅批写“这是一个客观法则”，而且进一步联系实际批问：“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当然，问题是不答自明的。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问题正是主观计划的高指标和人为的“全民炼钢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问题正是否认客观经济法则的唯意志论。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在实践上并未真正解决它。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又十分重视商品经济问题。斯大林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一节中，根据列宁的思想，在总结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仔细解析了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意思，批驳了当时苏联某些人否定商品生产的主张。毛泽东联系中国1958年的实际作批：“我们也有这样的人。”这虽然是指1958年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提出取消商品生产、甚至废除货币的主张。
斯大林明确提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他还把列宁关于“粮食税”的几篇文章以及“合作社计划”归纳为五条：第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第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转归全民所有；第三，逐步将中小个体生产者联合到合作社中；第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提供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能剥夺集体农庄；第五，为了保证城市与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为农民惟一可以接受的商品生产，并全力发展商业。对此，毛泽东批写道：“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
毛泽东批语中所说对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实际上就是列宁、斯大林都强调的只能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只能等价交换他们的产品，而决不能强迫和剥夺他们。1958年“大跃进”中刮起来的以“一平二调三收款”为内容的“共产风”其实质就是剥夺农民。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讲到人民公社的问题时说，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斯大林批评了所谓“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说法。毛泽东以赞同的笔调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所谓不要怕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已经充分阐明的思想，所谓不会再有资本主义，那是中国已经成功地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还比斯大林走得更远。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对此毛泽东批问：“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
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这说明，毛泽东不迷信马列书本，不迷信苏联经验，在信中提出的读书方法、方针等等都是正确的，符合他—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毛泽东说：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利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他批评陈伯达等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质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农民只能贸易，不能剥夺。
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毛泽东开始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他在读这本书时阐述的一些观点，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读哪本书时说“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
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已卸去国家主席一职的66岁的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和个人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本让毛泽东高度推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写。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
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主持中央郑州会议期间，在他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中就提到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接着召开的武昌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给与会人员。他还在会上讲话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意在纠“左”，在毛泽东7月3日所拟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第—个问题就是“读书”。要求“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还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虽然因为批彭老总使会议转向，没有真读，但到八届八中全会前—天的8月15日，他又向各位同志写了《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一本是《哲学小词典》第三版，—本便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要求“两本都在半年读完”。然而，此时要求读此书已与他前述所说读此书的意蕴完全不同。这就是他在“建议”中所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带头实施由他制定的读书计划，专门邀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读书活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阅读和讨论，并发表许多谈话，从中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探索。
“读书活动的整个过程，我都参加了，总共学习了近30次，1960年2月9日在广州结束。主要是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次读十余页，并联系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边读边讨论。”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后来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