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一向具有反抗和叛逆思想的毛泽东非常同情缺乏文化的工人们遭受欺凌的境况。在他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后，对过去学校创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番认真、深刻的总结，最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满腔热血的他决定向学监主任兼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主动请缨，由三、四年级学生共同来举办工人夜校，并由他直接负责的教育研究部来主管这件事。
毛泽东的热情和总结显然打动了方维夏，他最终同意由毛泽东先行拟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提交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通过。
1917年10月底，方维夏亲自主持召开了本届学友会第二次全体职员会议，专项讨论了举办工人夜校的有关事宜。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讲述继续举办工人夜校的目的：
即改变现时学校与社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清除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鸿沟和相互不信任的状况，使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使学校与社会团结一致，真正实现“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
毛泽东的慷慨陈词首先赢得了方维夏老师的肯定，在方维夏老师的鼓动下，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当即形成决议：
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主办工人夜校，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办学决定一经形成，毛泽东马上和同学们着手开始了工人夜校的组织准备工作。他本人则亲自担负了工人夜校的筹备组织工作。10月30日，毛泽东用一般工人都能懂得的大白话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倾吐出为失学工友举办夜校、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他在文中写道：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写成这则广告以后，毛泽东把它交给方维夏老师主持的宏文图书社印刷，然后委托当地的警察贴到街头。
接下来，问题就出来了。
毛泽东热心预期的效果并没有收到，结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
以这个结果看来，工人夜校的事情又要泡汤了，自己曾经的慷慨陈词，自己的满腔热情都要付之东流了！
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这是他日后能够经历千难万险、千锤百炼、不屈不挠、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和同学们经过认真分析，他们觉得工人们很少有人来报名的原因是：
一、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
二、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
三、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
找到原因之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车间和贫民区挨家挨户地边分发边宣传，边认真细致地向工人们解释。
最终，工人们被毛泽东和同学们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
是啊，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中国工人自从诞生之日起，什么时候见过来自读书人如此亲切和诚挚的关心？
经过五天的努力，夜校收到了一百多名工人的报名！
看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准备，不同的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多么悬殊啊！
当时，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使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学的精心筹备，工人夜校于11月9日晚上在一师右侧的国民学校教室正式开学了。方维夏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对《上课说明书》逐条作了解释。毛泽东亲自担任夜学的管理工作，并亲自担任了历史课的教学。据《夜学日志首卷》记载：
“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毛泽东为夜校制定了各种规则。他还建议并坚持每日记载《夜学日志》，凡有关夜校的教学和管理、对教员的批评和建议以及各种规章制度都记录在上面。为了办好夜校，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认真探讨教学方法，对关于教学质量的大小事情都想得十分周到和妥贴，而且做到事无巨细，每必亲躬。他对夜校的各项工作，从教学到管理，从工人的学习到教室的灯光，都想得很周到。他的历史课教学也深受工人的喜爱。
这年年底，一师要放寒假，夜校第一期也随之结束。12月24日，毛泽东召开夜校工作总结会，宴请所有义务参加夜校教学的一师师生，以致答谢。同时，对那些认真学习、成绩突出的学员，给予了奖励，以示鼓励。
1918年上学期，夜校继续开办。按照方维夏的意思，毛泽东兼任夜校“管理”职务，统筹举办工人夜校事宜。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毛泽东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了一师夜校开办的情况和经验，文章于3月19日在该报发表，题目是《告夜学生》。这篇文章内容具体、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在长沙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反响。
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与城市工人开始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湖南一师附近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夜学中的“毛先生”，将他视为好老师、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取得了与工人联系和接触的初步经验，为他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培养起来了。
没有人突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大政治家，也没有人会突然间成为耀眼的企业名星。
我们应该在自己组织或自己参加的团队中积极地培养自己的工作才能、处世才能，才可能成为未来的企业名星和团队名星。
对于那些想参加到更广阔的社会活动中的普通个体，我们依然有许多锻炼自己的机会。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工薪族的教育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在偏远的农村，那些农民虽然也受过程度不同的教育，但他们还缺乏许多专门知识和技能，他们不但需要农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进城工作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创办企业、发家致富的信息、知识和技能，在这方面，中国广大的知识青年和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在专门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很需要为自己的知识找到需要的对象，找到用武之地，如果这些人能够像青年毛泽东一样，走出学校和研究单位，不但能够为自己的所学找到用武之地，为自己的发展找到新机遇，而且能够同时满足广大农民急需发展的渴望。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新民学会的使命
新民学会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
杨昌济对新民学会的成立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成立之前，是什么样的思想状况？他从事过什么样的活动？
新民学会是怎么成立的？
新民学会都搞过哪些活动？
新民学会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新民学会成立的时代背景
1918年，国际上正是风起云涌之时，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
就在许多人开始为中国的现状感到苦闷的时候，《新青年》开始倡导新文化启蒙运动了。《新青年》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掀起了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要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块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的阵地；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
杨昌济对新民学会的影响
如果要讲新民学会，不可不谈杨昌济，杨昌济对新民学会的成立作用可以说太大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会员）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由此可见杨昌济的影响之大。
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四师和一师的老师，字毕生，后改名怀中。他主张人应该抛弃物欲，处繁如简，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强调不图名，不图利，做实事，戒空谈。
在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中，杨昌济的高足可谓如云。这与他的教育观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政治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但如果仅从政治上求变，是自上而来的变，成效快却不易巩固；而从教育上求变，则是自下而来的变，效果虽慢却能持久。辛亥革命的中国还只有政变一类的“粗迹”之变，民族的落后品性还没有变，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品性，就必须依靠教育。因此，他把教育工作看作是打社会基础，恰如高楼大厦应从底部基础砌起一样，他自己就愿意从事并倾身投入这一基职工作。
杨昌济从1913年开始先后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商业专门学校、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等校教授过伦理学、教育学、哲学等课程。由于他学问渊博而又人格高尚，所以极受学生尊重。湖湘人士曾评价他：“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觉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蒸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这是对杨昌济道德文章与教育业绩的确切评价。
就在《新青年》倡导的全国新文化运动发韧之时，杨昌济就开始高度关注这本不同寻常的刊物。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学生推荐，成为《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宣传者。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湖南新文化运动中，杨昌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批判中国封建的伦理纲常，称“中国三纲之说，严重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但杨昌济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固有之文化，经史子集义蕴宏深，正如宝藏遍地。”他还指出，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而一个国家的文明，不能全部移植自他国。学习西方文化应该根据国家具体情况，确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所以，他极力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对他的学生们影响深远。很明显，毛泽东等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他的师长杨昌济。
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毛泽东开始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怪人”毛泽东的“征友启事”
1915年秋天，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为了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道，用八裁湘纸油印一份二三百字、落款是“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征友启事》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诗之意，在启事原文中写道：“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即陈昌，当时任附小教员）转交”。
当时，正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的19岁的罗章龙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
1919年5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当时他是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罗章龙将信投进邮局以后，大约过了三四天，他就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见面之后，罗章龙才知道“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毛泽东”三字繁体的笔画，恰是二十八画，当时故以此署名。
通过这种方式，罗章龙和毛泽东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
可是，毛泽东的征友之事进行得并不像和罗章龙之间那样顺利，当他的《征友启事》散发到长沙其他学校后，一些思想守旧的校长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有的还认为《征友启事》是为了找女同学谈恋爱，于是就把它没收了。由于毛泽东的这种创举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又因《征友启事》多被扣压，所以毛泽东只征得朋友罗章龙和李立三等5人。
“二十八画生”再次露面
在1917年4月，《新青年》登出了一篇署名“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体育之研究》。
陈独秀看出来了，这是一个笔名，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选中了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如果认真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当时陈独秀完全没有想到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个二十四岁的湖南小伙子，后来竟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
后来，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们问他“二十八画生”的来历时，毛泽东笑着说：“你把我的姓名数一数，总共多少笔划？”
人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整整二十八画（注：按照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笔划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