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窝头”，最终成了促使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个重要起因。
事情的结果虽然不尽人意，但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搞个实事求是年”
到了1961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对纠正左倾的政策，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出了乱子时强调：根本原因是未调查研究，心中无数。毛泽东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1961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等人到河南参加整社。据林克在《读无字之书——毛泽东要身边人员作社会调查》一文中记载：“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这一天，他请来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七个人同他一起吃饭，饭菜没有肉，非常简单。
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
然后，毛泽东拿出了写好的一封信给大家看，信中这样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临行前，毛泽东跟林克谈了一次话。毛泽东指示他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
毛泽东要求他身边下去的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要林克担任支部书记。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13人，林克便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同志担任支书，他自己担任副支书，毛泽东同意了。行前，毛泽东同他身边下去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1961年1月16日，这一行人自北京出发，参加河南省、地、县工作队，由于河南信阳专区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阶段，所以，他们改去许昌专区鄢陵县马栏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罗道让和林克参加了省、地、县工作队领导小组。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农民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因为它是违背群众自愿的原则，一夜之间由干部强制成立起来的。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拿，浪费和管理不善，农民吃不饱饭。当时公共食堂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要提出解散公共食堂是要冒犯右倾错误的危险的。但整社工作队领导小组经过研究，从实际出发，主张停办公共食堂，给河南省委写了停办公共食堂的请示报告。最后，河南省委还是批准了停办公共食堂的报告。后来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广了许昌停办公共食堂的经验，这在全国可能是最早这样做的。
停办公共食堂后，群众非常高兴。春节前后家家户户，都在修整已破败坍塌的院墙，群众生活初步安定下来。
当时的整社工作队领导小组组长冯明高（当时为河南省农林厅长）建议，发动群众家家在宅基地种三棵树（一棵核桃树、一棵柿子树、一棵枣树），以备灾荒之年可以抗灾。同时发动全公社农民在全公社广泛植树。十几年后，《人民日报》报道说鄢陵县是全国平原植树模范县，原来树木被砍伐光的村庄，被郁郁葱葱的树林覆盖起来。此外，工作队还分给社员宅基地、自留地，提倡发展家庭副业。
整社工作队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社队规模，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对刮共产风剥夺农民的问题，分步骤实行了彻底退赔；实行了粮食“三定”，纠正了高指标、高征购。
同时，制止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转变了干部作风，并进行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在生产上，建立了生产秩序，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了夏收夏种等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三点指示，领导小组最终完成了整风整社的任务。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系列调查和整社活动，为后来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提供了客观依据。
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认为了解社会情况、研究社会情况，是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他除了通过阅读报纸、刊物掌握信息，有机会就尽可能地直接接触群众，听取群众反映。除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科学论断，他一生中的许多社会调查，对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重大问题可以说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上，调查研究并非只是制定国策的前提，也是企业管理、个人创业、个人发展的基础前提。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团队还是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正式开始行动前的调查研究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凡是注意调查研究，做好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工作，事情就能做到最好。凡是仓促行事，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而又缺乏科学的预测和分析，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问题。
学生报考学校需要调查研究。
双方相识、相爱、成立家庭前需要调查研究。
企业投资、重大的经济活动之前需要调查研究。
个人学习、工作、生活，甚至是娱乐、休闲、购物前，也需要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并非仅仅是一个政治词眼，个人的家庭、工作、交友、婚恋、消费、娱乐等活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政治”。
其实，任何重大的行动前，必要的调查研究都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终止的？
李庆霖——一个胆大包天的小学教师竟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上山下乡”政策的问题，直接向毛泽东告御状！
这个小学老师写信的背景是什么？他在信中都写了些什么内容？他的信转到毛泽东手里了吗？毛泽东读完来信后是什么态度？毛泽东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李庆霖写信前的背景
50年代中期“上山下乡”成为了广大知识青年的自觉行动。
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经济进入起飞发展的关键期；1955年，作为“破除迷信的一年”，我国又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涨“怒潮”，一年等于几年的合作化速度，成就了“鸡毛也能飞上天”的豪言壮语。
这时出现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和结构尚不尽合理，中小学生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时还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和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指出了中、小学毕业生的未来出路和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困难的。”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这年9月，毛泽东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12月，毛泽东又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就这样，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使“上山下乡”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自觉行动。
此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其主旨是从解决城市青年学生的就业和加强农业生产的角度考虑的。一批批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一块块处女地被挖掘开垦，一片片荒原长出绿油油的庄稼，起到了一举多得、一兴百顺的作用。
“文革”开始后，“上山下乡”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作为解决城市劳动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文革”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革命大批判”的开展和全国上下“造反夺权”的进行，以解决城市就业为主旨的“上山下乡”，逐步演变成为一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该文在编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文章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时，为了造成强大声势，当日《人民日报》还用很大篇幅组织了另外两篇报道：一篇是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踊跃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一篇是介绍陕西省西乡县革委会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经验。在其后几天里，《人民日报》等连续不断大量报道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很快又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如果说，50年代以来的上山下乡，主要还是属于国家的一种调控政策、一种经济范畴的人事措施的话，那么“文革”高潮过后再度兴起的与“文化大革命”同步进行的上山下乡，其性质则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真正演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运动”了。
“上山下乡”的知青面临各种问题
到1970年5月，全国共有5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数字比“文革”前5年下乡青年的总和还多3倍。
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主要是采取“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也着手进行“建设知青国营、集体农场”的试点。关于该时期上山下乡的情况和问题，在1970年4月1日国家计委的军代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中，有着比较全面的反映。
在“文革”中，由于运动来势很猛，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各级领导只关注、重视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观”了，甚至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改造人的思想，达到再教育的目的。
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一齐转到运动方面，而此前下乡的知青也纷纷趁机“回城”参加“革命”，并迅速融入到疯狂的造反洪流中。同时，随着时间推移，党和国家知青政策中忽视其物质待遇的问题也日益显现，有些到边远贫困地区插队的知青，因实际生活困难而开始请愿，要求回城工作；有的知青甚至还借故长期滞留城市。因此，在1966年至1968年“文革”高潮的两年中，《人民日报》尽管也曾有过知青下乡的零星报道，但各地下乡人数极少，上山下乡基本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
上山下乡，当时的农村生活还是落后的，村子里来了这么多不会干农活却要吃饭的知青们。与当地农民的实际利益也产生了一些磨擦。我们当时也有国家的一些生活安置费。这些钱被当时还处于贫困中的村子挪用。
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随着对实际生活的不如意，“回城光荣”的思想开始滋长，各地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在参军、招工、招干中“拉关系”、“走后门”问题，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开始泛滥抬头。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青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36斤，生活费每月8元。然而好景不长，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好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一时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
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一时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儿子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钟头，一口气写下了2000多字。
李庆霖经过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只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才最终把内容确定下来，并用稿纸抄好准备发出。
李庆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手里，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王海容能够经常见到毛主席，就附短函给王海容，请她直接将信交到毛主席手里。
当时李庆霖给毛泽东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