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eller，Bleaney和Gemmell（1999）选取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税种结构和政府花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率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非扭曲性税收收入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经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而税种结构可能比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更为重要。
Zagler和Diirnecker（2003）也认为，在整个税收体系当中，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宽泛和显着。消费税仅仅扭曲劳动和休闲之间的选择，由所得税向消费税的转移将鼓励资本积累，当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所得税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消极的，会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对税种结构的研究，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扩张的需要，开始调整税种结构，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以直接税为主向以税基比较宽泛的间接税为主转移。
总的来说，国外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税种结构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Burgess和Stern（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种结构可以随时间进行调整以最大化经济增长率；他们还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人均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着的关系，但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着的关系。
Lehmussaari（1990）的研究也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税种结构和税收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Zee（1996）通过分别对24个OECD国家与56个非OECD国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除了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外，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征税水平、税种结构和税收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比较弱的统计关系。
四、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文献对于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是基于中国的税收发展历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这些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关系。
岳树民、安体富（2003）通过对1994-2000年中国大、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与GDP增长率进行的实证分析，证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性较高。
李永友（2004）把财政支出纳入到了税率分析的框架内，通过对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即使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税率水平升高对经济也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但是抑制程度在两种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个百分点；在考虑政府支出之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由原来的0.713个百分点下降到0.33个百分点左右。
宋效中等（2005）以巴罗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1985-200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统计数据，在考虑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税率水平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的税率高低与GDP的增长率之间存在不太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宏观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降低0.14个百分点。
曾国安、胡晶晶（2006）根据1994-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税收收入的增速过快，且中国的税收收入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的幅度过大。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过高，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
刘军（2006）通过运用1978-2004年中国的经济数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出中国税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影响较大，税率每上升（下降）1%，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升）3.866%，并且认为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
郑振儒（2006）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适当降低当前的宏观税负，并对宏观税负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给予必要的扶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税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超过一定范围则会使经济增长减弱，这里应当掌握好一个度的问题。
袁振宇（1995）认为，虽然在我国的最优税率到底为多少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经济总体而言，税收收入并不是越多越好，税收增长确实应当适度，拉弗曲线理论说明税率、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我国已有学者通过对拉弗曲线的数学论证，得出了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产出最大化不相容的结论（袁振宇，1995）。因此我国的税收增长必须把握好度，不能认为收入越多越好，增长越快越好。
现阶段，面对中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的这一现实情况，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
我国税收与经济的增长本质上是协调的，由于征管、税制等其他因素的扰动，使得两者失去了协调性（安体富，2002；曾康华，2006；王琦，2006）。GDP的统计当中有与税收无关的部分，剔除后税收收入与GDP协调增长（樊丽明、张斌，2000；王军平、刘起运，2005；原铁忠，2005）。税收当中有临时变动因素和虚增因素，扣除以上两个因素，则税收收入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同步（胡怡建，2003；贾康、刘尚希，2002）。组成GDP的成分与税收收入的构成不能完全对应，有的协调性强，有的不具备这种关系（张伦俊，2003）。还有的学者考察不同税种的税收收入与GDP的协调增长关系，指出有的税种协调性强，有的税种协调性差（曾国安、胡晶晶，2006）。杨崇春（2005）认为，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逐年提高，是宏观税负的理性回归，税收收入高幅增长是宏观经济良性运行的反映。
刘建民、宋建军（2005）通过对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指出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税收增长处于合理增长范围，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协调，宏观税负仍处于经济增长可承受的范围内。
彭高旺（2006）认为，我国宏观税负的提高只是一种恢复性增长，税负没有偏重，在世界上处于偏低水平，税收收入持续大幅增长主要基于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税基扩大。
然而宋效中、赵利民（2005）通过对中国税收负担的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已进入课税“禁区”。
潘雷驰（2007）通过对中国GDP构成中的不可税部分加以剔除，计算出1978-2005年的可税GDP，然后，他采用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中国1978-2005年税收收入和可税GDP的总量及增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税收收入与可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收入、可税GDP的总量和增量是协整的，并且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税GDP增长率与税收收入增长率的相关性微弱，并且实际GDP增长率对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的解释能力很低。
李永友、丛树海（2005）利用跨省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1994-2002年地区税负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税收负担在中国不同地区存在着显着差异。但与大多数人观点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东部地区税负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税负最低，其中最高的东部地区比最低的中部地区在1994-2002年年平均高出近7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差距有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而且他们还对区域内税负差异和人均GDP增长水平差异进行了研究，认为就平均税负而言，东部地区个体之间的税负差异最大，但这种差异程度有一种逐步下降的趋势，不过下降的幅度不是非常的明显；中部地区个体间的差异程度最小，但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这种差异程度在逐步上升；从整体上看，不同地区内的差异程度在不同地区间有一种趋同的趋势。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分析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税种结构和地区差异问题。
国内的文献对税种结构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层面上，主要结论为直接税收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收入与经济增长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
马栓友（2001）认为，目前的直接税相对于间接税的比率均已超过其最优数量比率，应适当地削减直接税。范广军（2004）利用中国1981-1998年的数据，采用OLS方法估计了中国财政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就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直接税收入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间接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的符号为正，但相关系数并不是特别显着，也就是说，在中国，增加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间接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不影响经济增长。
马拴友（2002）认为，在分析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考虑财政支出，同时要从税种结构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他认为，所得税、农业税和包括关税在内的工商税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
王亮（2004）采用1992-2002年的税收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变化轨迹，结论是流转税和所得税收入都与经济增长呈现统计上显着的负相关，得到使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的流转税、所得税占GDP的比率分别为7.78%和2.1%。
李绍荣、耿莹（2005）从税种结构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要素产出效率的影响出发，说明了在中国现行税种结构中各种税种的份额对经济增长和要素收入分配的效应，并指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税种结构调整方向。他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种结构下，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