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黄慎临摹了几幅前辈书家的真品，拿到市上出售，居然获得十余块银元。他洋洋自得地跑回家里。黄母见了，并没有高兴得眉飞色舞，而是开始为了他的前途所担忧，她噙着眼泪对儿子说：“你学习书画，我并不反对，但我觉得此类事，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学修养，没有自己独特的墨韵，也就成不了真正的书法家，最多只能是一个庸俗的书匠和画奴而已！”
黄慎听了母亲的这一席话，一时将信将疑，黄母见此情形，就拿出一本古代书法理论着作让他阅读。黄慎打开一看，果然内有黄山谷《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的二句话：“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黄慎于是领悟到了学习书画与文学知识修养的重要性。从这一天起，他就开始猛醒，立下远大的志向，决心补习诗文。
黄慎十八九岁时，寄居在萧寺里！”白昼替人作书绘画，晚上买不起蜡烛，就坐在佛光明灯下诵读唐宋诗词。夜阑人静，犹无倦意。他的母亲见儿子如此用功，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黄慎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经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青年时代即以诗文书画闻名遐迩。当时社会上的许多风流人物，都愿意和他切磋技艺，交流心得。
龚自珍误认“赵飞燕”
读过《病梅馆记》的人，一定知道龚自珍是一个反对清王朝黑暗统治，主张解放思想、变革现实的清末着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留下了二百多篇文章，五百多首诗词，文笔纵横，自成一家，人称“龚派”。
龚自珍除了读书作文外，还有一个收藏碑帖和古印的癖好。有一次，龚自珍在市上遇见一个姓姚的商人，手持一方汉代盘凤纽的羊脂玉鸟虫书印出售。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因为他知道这类印章就在汉代也并不多见，碧玉质料纯粹洁白，无疵瑕更属绝品。于是连忙把商人请到家中，用宋拓《化度寺碑》一册换下了这方印章。龚自珍查遍所有篆文字典，认定这方印章的铭文“婕妤妾赵”四字是汉代赵飞燕的自用印。
赵飞燕(公元前45年-公元前1年）为汉成阳侯赵临的女儿。她容貌佳丽，能歌善舞，体态轻盈，婉如飞燕，深得汉成帝的宠爱，被召入宫，封为婕妤，后来又立为皇后。汉平帝即位后，被废为庶人，不得意而自杀。皇后之玺价值连城，更何况此印的字体又如行云流水、构思灵巧，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因此，龚自珍喜气洋洋地拓印数份，并拟命人别出心裁地在屋后的花园里筑一个小楼，取名为“宝燕阁”，专门用来贮存此印。
不久，有一位很有学问的考古学家到龚自珍家做客，龚白珍欣喜地拿出印样让他鉴赏，但那行家一见龚氏诠释，顿觉有误。原来这“婕妤妾娋”中的“娋”字，并不是“趟”(“赵”的古体字）！这方印章更与“赵飞燕”风马牛不相及，龚自珍于是悔叹不迭。伟大名家亦有失误，龚自珍枉费心机建小楼的故事，也就一传十、十传百，远近都知。
龚自珍死后，他的这方汉印流落到了广东人的潘仕成手上，当时潘有个好友，名叫程春泽，在朝廷任侍郎，闻及此事后，便深有感慨地写了一首咏事诗，诗中有句云：“寻其流传自冰山，亦弆(jǔ）的墨林紫桃轩，比来归龚复归潘。”
翁同龢违心书屏条
清同治和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公元1830年-公元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号瓶庵居士、松禅和天放闲人，卒谥文恭，江苏常熟人，他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翁心存的三子，晚清着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气魄非凡，不拘一格，脱胎于赵孟頫和董其昌，而又兼有颜真卿的风韵。清人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艺术类》中说他“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真称得上是恰到好处的评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那拉氏强迫光绪帝下令免去了赞助变法的翁同稣的户部尚书职务，并发还原籍，交地方官吏严加管束。翁同稣回到家乡后，性情变得孤僻，终日沉默寡言，静居禅舍，以诗文、书画自娱。这时候，他的书法虽无意求工，但由于功力深邃，已臻炉火纯青、超妙入神之境。
当地有个知府，酷爱收藏书画名迹。他听说翁同稣住在他的境内，便贸然来到翁同稣家求字。翁同稣鉴于处境无奈，不便推脱，也就允承了，但由于近日右臂患风湿痛而麻痹，就说等病愈后支付。那知府求字心切，又不好强迫，就想了个妙计，派人带去纸笔，要翁同稣每天写一段“饮食起居，一言一行”的日记，及时递送府台衙门转报朝廷。
翁同龢一时不知是计，只得歪歪扭扭地写几行小字按时如实报送。十余天后，那知府便把翁书手迹依次拼凑起来，托人装裱成一幅小楷屏条，张挂在家中。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翁同龢的耳朵里，他觉得这样既有伤大雅，又不成体统，只得强忍臂疼写了四幅屏条送到知府家中，换还了那幅拼凑的屏条。
秋瑾赋诗乞书
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女革命家和诗人，曾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巾帼英雄”。她少年时就聪慧过人，应答敏捷，十一岁时已能作清丽可诵的小诗，深得父母的钟爱。秋瑾十七岁那年，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湖南湘潭的富绅王廷钧。不久，王廷钧花钱在京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官衔，秋瑾便随夫北上，住在北京南横街圆通观斜对门的一间小屋里，终日以读书、写字自娱。
一天，王廷钧在家欢宴宾客，饮到正酣时，有个善诗擅书的陈梅生太史提议道：“久闻王夫人博学善诗，请即席赋一首助兴，如何？”当时，秋瑾正在内房读书，王廷钧说明原委。秋瑾知道陈梅生是个书法行家，善写行、草书，得王羲之精髓，便顺水推舟地说：“可以。”
到了客厅，秋瑾见过陈太史，便道：“赋诗容易，不过有个条件。”陈太史还没等秋瑾说完，就迫不及待地问：“要什么条件？”秋瑾胸有成竹地说：“请陈太史赏一幅行书屏条，以补书房白壁。”陈太史笑笑说：“王夫人果有建安七子曹植之才，七步成诗，我定当如愿以偿！”秋瑾恭谨地说：“好吧，请陈太史命题！”于是陈太史道：“请以爱书、乞书为题写一首绝句！”秋瑾在宴厅里缓步思索，刚走完第六步，一首七绝便脱口而出：
如雷久耳右军名，
问字愁难列讲庭。
欲乞一联奇丽笔，
闺中曾读《养鹅经》。
寥寥二十八字，把自己钦佩王羲之的书法，并效当年王羲之书换群鹅故事乞书的激动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陈太史闻诗，感奋不已，即席书联一副以赠秋瑾，这就是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很少提及的“秋瑾赋诗乞书”的故事。
康有为贮灰题寺匾
康有为(公元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同时又是我国近代书法史上倡导碑学，异军突起的书学。他的字被人们称为“康体”，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那拉氏下令追捕维新党羽，康有为和梁启超被迫远渡日本避难。后来，康有为又转辗江浙，更名易姓，隐居在天台上的高明寺内，过着杜门谢客、为文写字的清幽生活。
有一天，僧人到康有为的住所打扫房间，发现地上有个沾满墨汁的纸团，铺开一看，里面写着二十余行苍劲有力的行楷小字。僧人十分喜爱，便把它拿给方丈鉴赏。方丈见了墨迹，仔细端详一番后，断定它出自书法名家的手笔，便拣了几张宣纸央求客人为山门题一幅匾额。康有为情面难却，一口允诺，但他要求僧人将每日烧火所得的柴灰堆到附近的一间空屋里。僧人一时不解其意，问他放灰的缘由，康有为笑着回答：“不必多问，将来自会知道！”
这样铢积寸累，过了数十天，柴灰贮了厚厚的一层。某日午后，方丈散步来到康的住宅，推开房门不觉大吃一惊，客人不见了，四下寻遍！”毫无踪影。这可使方丈奇怪了！”他匆匆跑到堆灰问，刚进门槛，写在平坦的灰层上的“高明讲寺”四个行书大字，顿时跃人眼帘。
方丈顿时惊喜交集，方才明白客人用心之良苦。但是灰层上的字怎能拿得起用得上呢？方丈踱着方步搜索枯肠。突然他眼里一亮，自言白语地说：“孩童描摹书法的方法难道不值得借鉴吗？”于是他找来了荆川纸，蒙在灰层上，“照葫芦画瓢”，将客人的手迹恭恭敬敬地勾勒出来，并翻刻在匾额上。尽管如此，他终于不知道这题字的客人是谁。
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方丈在“方广寺”悬崖峭壁上看到康有为亲笔题写的“石梁飞瀑”大字，对照笔迹才悟出这位隐姓匿名的写字人就是当代着名学者兼书法家康有为，于是便用移花接木之术把康有为的名字补写在“高明讲寺”的左侧。
章太炎书法轶闻
众所周知，章太炎(公元1869年—1936年）是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同时，他也是我国近代的一位着名学者。殊不知，他还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书法大师。他的书法以小篆为主，兼作行草，用笔古茂生动，自成一格。
还在章太炎活着的时候，求他笔墨的人就己络绎不绝。但章太炎的创作态度却十分严谨。他每每写好一幅字，总要张挂在壁间自我欣赏多日，稍有一二字不中意，即揉成一团，掷进纸篓，另行重写，毫不吝惜。一月下来，字纸便积了满满的一篓，章太炎又把它拿到灶间，作生火引柴之用。
那时候，章家有个仆人，见太炎先生的墨迹付之一炬，深为可惜，便想了一个“废物”利用之法，挑选了其中较为完整的几幅，乘章太炎外出之际，盖上他的私章，然后送到装裱店，装裱后高价卖与人，从中获得渔利。
章太炎起初并不在意这件事，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这家店内见到了自己的这类不合规格的书法作品，细一盘问，才知道自己先前的书法废纸多被仆人所盗卖。于是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把作废的字纸撕成碎片后再掷进纸簏，私章也随用随藏，不再让仆人保管。这样，一段时间内盗卖的现象便几近绝迹。但过不多久，仆人又将扯破的字纸拼凑起来，装裱成幅继续出售了。至于私章，反正章太炎在用过一段时间后，还是要交给仆人洗刷的，这样又给了他一个盖章的机会。
章太炎的书法存世不多，弥足珍贵，但现有的这些作品中，还可以找到几幅是用上述方法装裱而成的。
卖药郎成为书法家
赵石，字石农，又字古泥，号泥道人，江苏常熟人，近代着名的书法、篆刻家。
赵石幼年即酷爱书法，但因家境贫困，买不起笔墨纸砚，他就以沙代纸，以棒代笔，日夜练习。他为了维持生计，常常跟着父亲上山采药和卖药，他在山上采药休息之时，也常以树叶当纸，以小竹枝当笔，刻苦练字。
有一天，赵石经过闹市，忽见十字路口围着一群行人，觉得好奇，便放下药担走近一看，原来，大家正在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墙上贴的《书法大奖赛》征稿启事。竞赛规定，设一等奖三名，奖大洋二十元；二等奖十名，奖大洋十五元；三等奖二十名，奖大洋十元；鼓励奖三十名，奖菜油一大桶。
赵石心想现在距截稿时间还有五个多月，我何不发愤，再下一番苦功，获个名次，得几个银元，也可补充家庭经济的不足，于是他便掏出卖药所得的几文钱，买了纸墨回到家里，刻意书写。他挥笔写了一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词，投寄给上海有正书局，结果只得了个鼓励奖。即使这样，卖药郎也兴奋不已，他欣然担油而归。
从此，赵石学书更勤。又过了半年，他再参加了一家报社举办的书法比赛，终于获得了第一名。当时乡里有人觉得十分怀疑，他家隔壁开豆腐店的邻居掌柜听见了，便一本正经地说：“这有什么好惊疑的。我常常半夜三更起床磨豆腐，总见到赵家的灯光还是亮着。我透过窗台仔细一看，原来正是赵石在伏案对帖临池。像他这样勤奋的年轻人，怎能不独占鳌头呢？”
大家听罢，敬意油然而生，连那几个对他还抱有怀疑的人，也无不竖起大拇指来啧啧称赞。
黄宾虹勤学好问练书法
黄宾虹(公元1865年—1955年），名质，字朴存，一作朴人，后以号行，别署予向、虹庐、虹叟，中年更号宾虹，原籍安徽歙(sh6）县，生于浙江金华城南铁岭头，是现代杰出的书画篆刻家。他知识渊博，着述丰富，教学数十载，也是一位着名的美术教育家。
黄宾虹从小天资聪慧，其父黄定华(鞠如）工书大字，爱画梅竹。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十岁时即开始学习书画。当时父亲有个书画之交，名叫倪逸甫(浙江绍兴人），是黄家的座上客。
有一天，倪逸甫照例到黄家，不料宾虹父遇事外出。黄宾虹就在家接待了客人。倪逸甫问宾虹最近画些什么，黄宾虹一一做了回答，同时拿出自己的画稿请倪逸甫指教。倪逸甫看了黄宾虹的习作后，发现没有一处题字，便奇怪地问：“你的绘画为什么不写画题呀？”黄宾虹回答：“我练了一段时间的书法，总觉得不满意。”倪逸甫就叫黄宾虹在毛边纸上写个大楷看看，
黄宾虹随即提笔写了个“大”字，倪逸甫翻过纸面一看，却摇摇头说：“你写的哪里是‘大’呀，而是画了五个点子呢！”黄宾虹奇了，连忙走到跟前，倪逸甫用手指着“大”字说：“你这‘大，字除了起笔和收笔处力透纸背外，其余都漂浮在纸面上。这种笔画之间不充实的弊病，就称之为‘蜂腰，。这是你执笔在指，指不从腕，腕不应心而造成的。”
黄宾虹听了倪逸甫的话，心悦诚服，连连称是。从此他在临摹碑帖时，十分注意笔画的方圆态势、提按的轻重节奏和粗细线条的伸缩变化等等，终于练得字画俱佳，成为现代书画大家。他在后来论述书画时，还曾说：“落笔应无往不复，无垂不宿。”
“用笔如用刀，须留意笔锋。”这就是他数十年刻苦钻研的经验总结。
虚怀若谷的沈尹默
现代着名的书法家沈尹默(公元1883年—1971年），原名君默，是浙江湖州人。他早年留学日本，解放前曾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和北平大学校长。解放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沈尹默善写行、楷书，精于用笔，早期专攻汉唐碑刻，这与安徽朋友陈独秀的尖锐批评分不开的。
沈尹默二十五岁的时候，在杭州的师范学校执教。有一次，沈尹默的好朋友刘季平邀他到家里小饮，谈论诗文。沈尹默不善饮酒，酒酣后即兴赋了一首五言古诗，回家写在大幅宣纸上赠与刘季平。刘季平得到沈尹默的诗之后，非常高兴，张挂在壁间让人品赏。
一天，陈独秀来到刘季平家中，见了这幅书法，便问：“沈尹默是谁？”刘季平告诉他是自己的朋友。第二天，陈独秀便来到沈尹默家中，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叫陈独秀，昨天在刘季平家中看到你的大作，诗做得很好，但字却俗而无骨。”
对于陈独秀的这一尖锐批评，沈尹默乍一听颇感有点刺耳，但转而一想，自己的书法确实写得不好。于是就借此为动力，鞭策自己，发愤学习。他首先找来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安徽径县人）的《艺舟双楫》，仔细看了一番，懂了的地方，就照着去做。沈尹默用了近七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一个“横平竖直”和“腕力均”的问题，这为他日后取得的书法成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沈尹默目力高度近视，后来又患有白内障，他每写一幅字，都要人从旁协助。到了晚年，他的眼睛完全不中用了，就全凭他深厚的功力和熟练的技巧书写。“学术严律己，愿学尽众长。”沈尹默的这句治学名言，就是他一生虚怀若谷、勤学苦练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