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遗迹犹在，而侠骨无传。当我们再次踏着卵石铺就的古老石阶逶迤上岭，还能远远看到坐北朝南的九度关隘立于两山冈间，宛如洞门大开；关隘的门楼已经消失，只剩两边石砌城墙依稀可辨。那千年前承载过民族仇恨的土地，而今早已用鲜血洗净。草木权舆，江山如故，现在的九度关隘上，参天的古木骏极于天，只是一片幽静而深邃的林壑。独自一人静静地漫步雄关道上，会不自禁幽幽地怀想，想那过去的一千年中，究竟曾发生过什么？往事起伏错落，燕子的呢喃，青山的寂寞，藏在石缝里的传说，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见挑担的樵夫们脚步的顿挫，谍报探子连连催马飞驰而过，还有宁杭两地商贾旅人在此往来穿梭……
九度岭的军事要塞地位，有宋以降，直到清末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杭县志稿》载：“咸丰间，太平军初次攻杭，即由此间道出，疑即此所谓‘狗头岭’（笔者注：即‘九度岭’）也”。清咸丰十年（1860）一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佯攻杭州，实救天京，率精兵翻过九度岭关隘、过广济桥，直袭杭州武林门。在经过安溪章神庙时，庙前戏台正演社戏，人多路窄，太平军大开杀戒。至今安溪有民谣为证：“长毛翻过九度岭，章神庙里做戏文。杀人杀得血淋淋，良渚街上弗相信”。这桩惨案，在章神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都是当年几位劫后余生的老人对儿孙的亲口讲述——
章神庙主祭章、赵二大明王，分别是老底子时本地乡绅章员外及其女婿。章员外因其为人乐善好施而为乡里称颂，可是却也因此断送了身家性命。据说有一次，一支百余人官兵队伍从九度岭下山来，适逢山间暴雨，就在章员外家躲雨。章员外好心分派各人一把雨伞，事后却被怀疑图谋不轨，反遭官兵搜查，章员外和他招赘的上门女婿为怕牵累妻小，竟一时狠心跳了井。后来自然真相大白了，官府不知是否出于歉疚，封了他二人为土地菩萨，并建庙立祀，即是章神庙了。因为官修，建造亦堪称郑重精良，整座庙分前后两进，前殿塑有章神手下四位差官，分别骑白马、托银两、拿笞杖、持木棍，两楹各悬一副字，上联是“正直为人，是有神明保佑”；下联是“横行做事，是有天理循环”。后殿为正殿，供奉章赵二大明王本尊。椽柱上亦悬一联：上联“作恶不灭，祖宗必有余德，徳尽则灭”；下联“为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尽则昌”。章神庙前还有一个戏台，每到农闲时候地方上会邀请戏班子上演社戏。
咸丰十年的早春，天儿还冷得紧，一个外地的京戏班子正在章神庙上演《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正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唱段儿，难为那青衣也入戏，把两弯愁眉颦了，真精纯阳都化作了莲步伶仃，将那风尘中的奇女子玉堂春演绎得那叫一个憔悴孤虚我见犹怜。正好太平军经过，其中一队也许是押后的散兵，军纪松弛，见有好戏不由得驻足观看。因为戏台小人又多，难免有个推攘和踩踏。本来么，演大戏，图的不就是个热闹。可是太平军是什么，僭越的乱党造反的长毛呀，清廷镇压太平军，口号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其中的鄙薄之意也不言而喻了。那些大兵跟着一众天王南下北上鞍前马后的，干的都是刀口舔血火里玩命的营生，犯着了他便是触着了瘟神。几个年轻人不识看来人的路数，跟他们起了口角，又因语言不通，一番鸡同鸭讲更是火上添油。最后双方动了手，村野农夫，一辈子拿锄头握砍柴刀的手，几下子乡下把式怎么敌得过动过真刀子见过血的太平军？长毛亮出钢刀，刀起头落处，砍瓜切菜一般，这在他们自是惯了的，可是在太平小镇上却是一桩空前的大惨案了，再后来，便传出了那四句民谣。
太平军是否真的曾在安溪留下过印迹？除了这则前朝老人流传下来的对子孙的口述以外，考诸史实也确有其事——《杭州历史丛编》第五分册有《援天京围魏救赵李秀成两进杭州》一文，文中明确记载，太平军第一次攻打杭州便是走九度岭章神庙这条军事路线的。且有出土文物为证，可以确定这则历史故事并非杜撰——1978年，有村民在下溪湾苕溪里游泳时摸到太平军遗物紫铜铜炮一门，上有楷书铭文“塘栖铸造”；1984年，又自下溪湾河段的苕溪里出水了一门太平军铜炮，上刻阳文铸字“太平天国浙江天省”；1986年兴建新的安溪大桥时，又挖掘到一处太平军遗留的首级坑；再查史料，发现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十四》里有如下文字“……要道必先克此三城，而后可进图湖郡，当饬杨昌浚督各营，由瓶窑安溪关进规武康……前抚臣曾修筑炮台一座于此，以资控扼汪逆（笔者注：即汪海洋）之守余杭也。以瓶窑扼北路，又于安溪关筑一大石垒护之，彼由瓶窑败窜至此即分。”两次提及安溪关，与前文《杭县志稿》所载“太平军由此间道出”遥相呼应；此外，左宗棠年谱中也有许多印证这段历史的肯綮之处，其中湘军收复杭州的过程中涉及余杭的条目，笔者摘录如下：
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52岁
1月3日（同治二年十一月廿四），左宗棠从由余杭返回富阳大营。派使者急驰召来蒋益沣的九营兵力，会同杨昌濬等部进逼城下，大战一天，杀伤甚多，击伤太平军将领邓光明。当晚，太平军增修壁垒，挖掘长濠，连通瓶窑以通饷道。
1月11日（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三），黄少春等部攻破余杭城东的七座壁垒，于2月4日（同治二年十二月廿七）大举进攻。杨昌浚部进军城北，康国器部进军城东，魏喻义等部在城西北列营，以分散太平军的兵力。当天，黄少春部绕往瓶窑军营，未能攻克。第二天，各部越过城北，攻打临清堰。太平军将领汪海洋背水抵抗。湘军深入，遭遇埋伏，副将余佩玉阵亡，士卒死三百人。
2月2日（同治二年十二月廿五），左宗棠移营于余杭横溪头。
4月1日（二月二十五日），湘军占领杭州。余杭的太平军汪海洋部空城而出，与杭州撤退的太平军部队会合奔向瓶窑。左宗棠亲自率军追击。楚军进逼，太平军撤入安溪军营。楚军乘胜逼功，太平军不支，分别撤向德清和武康。
由以上几条资料来看，在安溪瓶窑一带，太平军曾和清兵陆陆续续交战过好几个回合，其中，湘军占领杭州之后，太平军败走瓶窑被堵，转而撤入安溪军营，双方在安溪有一场恶战，战斗结果是“太平军不支”，继续败退德清武康。那门八十年代出水的铜炮和发现的首级坑，可以断定是那几场交战的遗物无疑。
此外，大名鼎鼎的晚清名商胡雪岩在围剿太平军的时代，与安溪亦有一段不解的渊源。台湾当代着名历史作家高阳先生的代表作《红顶商人胡雪岩》磨砺苦心，笔意独到，书中写到当时杭州已经收复，兵部尚书、闽浙两省总督左宗棠对太平军乘胜追击，长毛败走德清。在总督大人率部镇守安溪关时，候补道台胡雪岩星夜疾驰，“还出武林门，疾驰拱宸桥，赶往当时湘军总帅左宗棠所驻扎的安溪关（笔者注：即‘九度关隘’）”。之所以心急火燎地连夜前往安溪行辕拜见左大人，是因为当时有人告他为富不仁行事奢靡，作为当事人他自要急于分辨；再一则，他政治上的至交，浙江巡抚王有龄在杭州城破时已经自缢殉城，深谙经商之道的胡雪岩，把左宗棠新定为官场上的后盾。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确实目光如炬——重新掉转旗头之后，胡雪岩协助左宗棠西征，捐药材、赈灾民、戴红顶、着黄马褂、获布政使衔，纵横南北商场，进出庙堂之上……自古商人为国人所不齿，他却被赞叹。然而，在登峰造极的时刻，这位富可敌国的传奇人物又在短短几天内盛极而衰，做了李鸿章左宗棠权柄之争的华丽炮灰。“我只会做事，不会做官”他曾这样对左宗棠表白——或许，他始终是个性情中人，精明只在买卖，而钩心斗角的宦海，始终比商海更加暗流汹涌。而今，颇足告慰人心的是，伴随着胡雪岩这个名字的，不是尔虞我诈的商，不是候补道台的官，一句响亮的“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流传的是他济世救人的赤子情怀。而在安溪的下溪湾，直到今天，民间依然流传着胡雪岩千里运粮的故事。传说中，大商人胡雪岩亲自押送数万石的大米，沿着苕溪西下，将大米无偿充作湘军的军饷，为当地百姓赶走了长毛……
到了抗战时期，游击队在镇上采用声东击西等灵活战术与日本人周旋，以最大程度减少我军伤亡。日军在几次遭到埋伏之后恼羞成怒，把广济桥上的护栏砸毁了——大桥因为拱度较大，为安全起见桥身两边架有栏杆，每根栏柱高约80公分，厚25公分，每两根之间设一长条形方石墩，高出栏杆30公分，可供往来行人歇脚。桥顶龙石周围的四个石墩高出部分各雕刻有石狮，精细考究，颇见刀笔功力。原本护栏以及石墩都是出于安全考虑而设，但是为了防止游击队在桥上埋伏，日寇将栏杆全部推入了水中。着名儿童文学作家蒋应武先生少时就读于设在桥南无诤寺的安溪小学，一日，从学堂排演完一出话剧《慰劳伤兵团》下学回桥北，目击了日本人在桥上本着“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政策残杀镇上无辜百姓，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中，汩汩的鲜血顺着石阶而下，染红了青石板，染红了苕溪水。那眼中流泪口中流血的阶下囚刀下魂，时隔七十年，依然是老先生最深重的梦魇。日军为什么选在桥堍上处决犯人？因为广济桥拱度大，众人瞩目；又是镇中心，人烟密集；仔细想来，还有哪个地方，比在桥头高调行刑更能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可是夷人性蛮，生就一副罗刹心肠，并不马上痛痛快快地一枪结果。枪托死命地一记记砸下来，施虐者自有一番快感。终于折磨够了，“砰”的一声，三八大盖歩枪扳机扣动，震得人鼓膜嗡嗡作痛。颤颤睁开眼睛往外瞧，只见远远的青石板上，兀的平地里炸开了一个血烟火。那十二岁的少年，站在远处亲眼目睹这血腥的一幕，学堂里那出话剧的台词也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来：“对！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收复我们的家乡！”蒋先生后来成为杭州新闻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与许多同龄有为青年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新闻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后又辗转在各大高校教学；再后来，虽然身陷囹圄轮番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但是赤子之心始终不改；新时期以来，专心从事儿童文学写作，至今缀笔不息。白首甘契阔，皓首为童颜，一生为人，风神磊落。
广济桥上那些被日本人推入水中的雕刻构件，在抗战胜利以后，由镇上几位水性好的年轻人潜入河底，他们摸索着找到当年沉入河底的石栏，与乡民们齐心合力，凭着一双双肉掌将沉入江心的巨石抬上大桥放回了原位。
而与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5月1日，在中共上海局、华中局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在解放武康后从九度岭过广济桥解放杭州城，沿途秋毫无犯，并在安溪镇上露宿街头，一时传为美谈。
改革开放后，大桥仿佛也随着新时期的蓬勃建设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1985年央视拍摄中国近代四大名医之一叶熙春先生的传记片《杏林春雨》，广济大桥也上了电视。叶熙春（1881年—1968年），名其蓁，字熙春，是近现代良渚人氏，师从良渚中医莫尚古，研考医学典籍，深得其旨，后又跟随晚清四大名医之首的姚梦兰侍诊二年，是姚先生的高足弟子。“初行医于瓶窑镇，后悬壶于余杭镇木香弄。诊室名为‘问苍山房’，以治病救人、问心无愧自勉”。叶先生早年在良渚、安溪一带悬壶济世，坊间流传着他妙手回春的种种轶事。中央电视台于1985年特为摄制电视连续剧《杏林春雨》，其中很多镜头即在大桥取景，以优美、逼真的现实主义镜头语言，讲述了叶老先生坎坷而辉煌的一生，并且入围当年的金鹰奖。
其后一年，大桥被毁，电视剧中那气贯长虹的壮丽身影，也定格成了最后的留念。
（二）汹涌时潮憾故堤
1986年余杭县水利局以大桥阻洪、不利水上交通运输为由提出拆桥。因为每年黄梅季节，江浙一带雨量骤增，苕溪水位涨高，险塘防洪压力更大；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苕溪上的货运往来渐趋繁忙，但大桥中孔的高度和宽度由于修建年代久远，已不能适应体积庞大的料船，瓶窑—安溪河段常有船只撞沉失事；再则大桥自身也因年久失修，加上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如苕溪航运量大增，来往船只频频撞击桥墩等），存在着不均匀沉降、桥身扭曲、边孔变形等诸多问题。但是这些矛盾只要加以科学、妥善的处理，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拆桥的消息传出，群情激昂，文物局与水利局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地居民也以群众感情为由请求当局三思，呼声中以姚今霆先生为代表的民间有识之士抗议最为强烈。姚先生早年任教安溪小学，帮助过许多地下组织和共产党员，退休后一心致力于乡土文化的研究考证工作，他深谙当地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对谢家湾沈括墓的发现、建文帝和东明寺的考证，都功不可没，文字多有发表在地方月刊《藕花洲》上，《浙江日报》也曾以《寻找沈括墓》为题，专门撰文对他的事迹进行过报道。在他缠绵病榻之际，吩咐年幼的孙儿将他的文稿誊抄出来交付文化局，其中包括稻草帮起义以及广济桥等许多人事史实，可叹未及拨款付梓，先生便溘然长逝了，而那部凝结了他许多心血的书稿，亦因无人主张，不知散佚何方。姚先生在晚年，力保这座东苕溪上最具历史人文价值的古桥，惜乎人微言轻，四处奔走呼号却终究没有被采纳，而大桥在当时决策者的意志下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被拆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