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段物价飞涨的历史，安溪至今还流传着一句笑话儿：“卖了三间房，买得一顶帐”。典出于此：当时卖鱼桥有位大清朝的遗老，改了民国，依然故我。剃着光头，蓄着辫子，细细长长的枯发绾作一截儿，始终顽强地不肯谢落。老人家名讳宁泉，因为年事已高，耳背异常，顽童小儿便戏呼之为“宁泉聋旁”。老倌儿早年在上八府打拼，流血流汗，攒了积蓄在东阳买下三间房，临老变卖了回到下三府老家颐养天年。然而几十年来的节俭惕励作风不改，攒了多年的崭新崭新的三刀法币，细细用蓝布帕裹了塞在墙砖缝儿里，平时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葛布麻衣，总也舍不得把那笔款子拿出来花。乡里乡亲的，都爱拿这茬取笑儿。他也初不以为意。不承想时局动荡，关金券连连贬值，一径跌到了底。眼看这情形实在没有回天之势了，宁泉颤颤巍巍取出了蓝布包，多少年深居简出没有出门了？他要去集市一趟——
唉，票子白收着，霉坏了，听人说贬值得厉害，好歹还是趁早去置办些有用什物吧——谁料到得街上，一盒火柴都已涨成天价。最后只悻悻买了一顶青纱蚊帐回来。时人哭笑不得，便苦中带笑地戏谑着编了则顺口溜“卖了三间房，买得一顶帐”。
且说沈桢带着全家逃难，一路道上颠簸行走、打尖住店权宜落脚，处处都要花钱打点。身边带的那笔现款，日用开销，不久就花尽了。风头过后，回到家乡，乡人四散，之前放债出去的近5000银圆，也有债无处讨。好在旧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即类似于今天的抵押贷款：还不出钱就典上田地。于是，那几千的银圆虽未要回来，土地却添了好几十亩，虽折了些，总算元气未伤。只是呵，他那时还不明白，这份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实在害苦了他的子孙整整两代人——不久土改了，改革的原则即是土地越多，罪名越重。田、地、山、塘，沈家一百二十亩的财产，悉数充公。好在家中无人从政，因为按照文件，大地主中又有在国民党政府供职的，要处以枪毙。隔壁的瓶窑镇即有几位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喋血刑场。想到这些，再念起那句“繁华一瞬，执着何用”，真如嚼着一颗千斤重的橄榄一般。
大家子弟，儿多不如儿少，儿少不如儿好。儿好，最好能够兴家，立身扬名以显父母，是为至孝；其次至少管家，萧规曹随，能够守成也是不易的；最不济，就是败家了。沈桢眼见这个家江河日下，三弟又冥顽不改，自己却又无力只手挽狂澜，衷心实在担忧；而长期的奔走逃亡和超负荷运作，小病拖，大病扛，终于把他的身体打垮。心力交瘁之下，他倒下了，感染了盲肠炎，病逝在仁爱医院（今杭州市红十字医院）。去得突然，家中上下错愕得甚至来不及悲伤。
许多的重症发生在一夜之间，然而身体的衰变却是日行月渐。他真的，太累了。
时为民国三十五年秋。秋，于时为阴，于行为金，主兵象杀伐，主大狱行刑。排山倒海的解放战争即将到来，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将所有的旧家命脉连根拔起。可还有无数像沈桢一样的人仍在执着着要回到过去，兴头头要恢复门庭，急匆匆要东山再起，殊不知正自天真得如同痴人说梦，他们不知道——乾坤翻转，这天儿，已是解放的前夕了。安宁，是梦话，富贵，是笑话；春闺里的梦魂，再也回不去；故园之思，捱不到天明。
沈良以白手起家称富一乡，沈桢以家资散尽赍恨而亡，“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这一切是否只是劫数的必然？又或许，他的中年而逝，其实冥冥之中已经是一种幸运？因为接下来的一切，都来得太快，太不堪。眼睁睁看着家中子弟鹄形菜色为他人做牛马，看着那一片倾注了父亲一生心血的家业一点一点坍塌成灰烬，对处在生死疲劳之际的沈桢而言，只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无法承受之轻罢了。
本镇有位名叫翁再甫的算命先生，是沈桢的内表，先天失明，后来拜了一位很高明的相士，打响了名号，在镇上开了一间“八阳命馆”，专门为人卜卦算命。镇上的人们造房起屋、定亲择日，也都要请他占上一课。提起沈桢的早逝，睁着一双灰白眼珠的算命先生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是动了翁氏的坟墓的缘故啊。古有明训：若要穷，搬祖宗。动了坟，破了风水，所以出了败子，桢少爷也不得寿终。他们家呀，看来不会长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虽然当了一辈子的瞎子，戏文里那诌一套《哀江南》的苏昆生，此刻倒临到了翁再甫扮演着“看”了一回。
1949年解放军渡江南下。5月3日，杭州全城解放。紧接着，土地革命开始，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然而，高层的决策，层层递推到地方，再落实到这些小镇，即使精神无二致，执行总会有等差。“一定数量的土地”，究竟是多少？贫壤还是沃土？“在劳动中改造自新”，什么样的劳动？多大的强度？可钻的空子太多，通常，地少而近于无，改造而近服刑。因为很多有着仇富心理或者有过龃龉的人趁机矫枉过正，即使损人不利己，也至少赚了个开心。在安溪一方，起哄最热闹的“土改根子”，常常是一些最穷困的雇农，论阶级出身，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比半无产者的贫农还优一等，在“诉苦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愤慨狼狈之状可掬。那样的会，是发言人的一言堂。那样的话，也只能听三分。但是事实恰好相反，没有人斟酌一下片面之词，也不许被指控的一方辩白一语，狂热的革命情绪冲破了冷静的理性防线，贫农协会的成员喊着“打倒地主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右派）的口号在滔天声浪里破门而入，镇上以前的好人家无一幸免。桥北的沈家首当其冲，沈樵受尽侮辱，因为性格文弱身子也单薄，忧思百结日渐枯槁，家中已经破落得连大夫也请不起，眼睁睁在病榻上咽了气；沈桢生前掌管着所有家中土地，虽然死者已矣，然而“地主”的罪名还是扣了下来，落在他当时尚在瓶窑读高小的儿子沈建身上；他唯一的女儿雪琴，出阁嫁入瓶窑豪门骆锡荣家，骆家号称“骆半镇”，解放前瓶窑镇中心的街市一半以上房产都是骆家门下的，同族的骆芝萍还是民初实业杭瓶公交公司的大股东；但夫家比娘家还不济，按阶级成分划归为“大地主”，破鼓万人捶，苦了一辈子；沈杰的那一份家产早已挥霍受用尽了，纸醉金迷一辈子，拣完卖了，及至解放到来成为众矢之的，索性破罐子破摔，满不在乎地做起了他的“破房地主”。相比两位兄长，三公子似乎从骨子里就带着末世的不羁。出生在满清末年，成长在父亲晚年，最好的年华沦落在民国末年的混战和逃亡中。见证过家中如鲜花着锦之盛的好辰光，也一路经历了国步艰难的时刻。那些短暂的繁华更是一种繁华，但又不完全是，它是一种浮华，背后是泪水，是无措，是愤怒。到而今，进退，来去，生死，似乎都只在于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你可以自弃可以奋起，但是无论怎样努力书写，命运还是如同掌纹，恁地龙飞凤舞，逃不出那只手。所以，即使他曾经真的有过砥砺振作的豪情，也已随着末世的古都，一点一滴，消磨殆尽。沈杰的自暴自弃，或者，也不失为一种对命运和无常的回敬吧，尽管这份回敬，是那样的可笑，那样的微不足道。
家中的财产以及外面的田、地、山、塘，都一律没收充公了；精雕细刻的锁窗牛腿，拆了劈作柴烧；真丝绸缎的旗袍长衫，剪了撕乱在地上；全家被赶出家门，十几口人挤在五方杂处的狭小衖堂里。每月只有一点救济粮——夹着谷壳的糙米，从前是喂牲畜的——吃不饱也饿不死。至于后来的孩子们，更是只知道“地主”吃苦头，不知道“地主”好享受。
“吃三年稀饭，买一亩肥田”。祖上兢兢业业省吃俭用，一心买田置地、延名师训子弟，然而时移物换，耕读传家成了一个大笑话，本着“祖宗的基业后人食其福”的良愿，后人不仅不得食其福，反而受其累，“为儿孙做牛马”固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到头来反而害了儿孙做牛马。解放来了，土改来了，仓皇一枕黄粱梦，始信昆明是劫灰。大难临头，自保尚不能够，谈什么家世，论什么公理。古人说“千年田地八百主”，洵如是也。不管是哂笑营营役役徒劳无功的众生，还是叹息世事如棋变幻之无常，说的，都是太通透的世情。
历史继续演进，到5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良渚大公社”、“钱塘联社”，合作社的尊号不断升级，人们的生计却愈来愈艰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各种口号的白底红字条幅拉满了昔日祥和宁静的大街小巷，乐观的情绪盲目高涨，把人变得近乎疯狂。亩产爆出了5000斤的“卫星”。讲求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安溪罗尖米甚至不是双季稻，要怎样去达到那个天文数字的量化指标？原来是把刚抽出谷粒的稻穗全部临时移植到了其中一亩试验田里。虽然看着那一片密密麻麻的稻子，很能闭了眼睛自负，但事实是，整体粮食产量没有增加，反而较解放前更回去了。
接着，领导又喊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镇上的人们听到这样的豪语感到既鼓舞又茫然。鼓舞，是在政治高压下养成的一种生存习惯；茫然，是因为不知道报上所说的英国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规格。当时唯一的媒体只是《人民日报》，绝少国外的消息，即便有，也都是负面的消息。既然一无所知，那就全听领导吧。无知者无畏，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正式启动。由于铁矿不足，全民不再下田耕作，而是上东明山、大遮山、瑶山去开采铁矿，但由于没有技术人员勘测和指导，七手八脚忙活一阵后只好无功而返，把家中铁器丢到炉火中，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交差。问题接踵而至，炼钢到后期，燃料严重不足，又只好上山伐林，金山顶上至今没有多年生的乔木，皆为当年所砍伐殆尽之故；夜以继日地干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之后，把那些不成型的钢铁，送到祥符桥。至于究竟派了什么用途，没有人知道。
五十年代安溪的平均粮食亩产是400斤稻谷，亘古未有的钢铁产业是零起步，赶不上英国更超不过美国。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客观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事实。凡是事实，一朝一夕间，靠发少爷小姐脾气是改变不了的，靠二三跳梁小丑大轰大嗡也是提高不了的。如果硬来，只有掩耳盗铃听任民众把卫星放上天。
1960年轰轰烈烈的夏天，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中过去了，欲去未去的炎热空气里，似乎还弥漫着一股豪情万丈的浮夸风。可是“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不稼不穑，何来口粮？旧年的积粮早已在大锅饭的饕餮中食尽，喂饱了那些嚼倒泰山不谢土的懒骨头，而今废耕已久的田野，高过人头的蒿草还在疯长。肃杀的西风中，小镇迎来了多事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