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灵论的施术方法（魔法）表现了一个极明显的目的：企图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定律来操纵真实事物。虽然灵魂也可被作为魔法施术的目标，可是，它并不一定扮演一个必需的角色。因此魔法的假设似乎是比泛灵论的起源更为久远，它也是构成泛灵论的核心。我们由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推论到此，其所得到的结论刚好和马雷特（R．Marett，1900）所致力推广的理论不谋而合。他主张在泛灵论以前假设尚有一个前泛灵论时期存在，这个时期的特质也许最适宜把它称为“无生物之有意识说”，也就是主张生命存在的普遍性。不过，在已有的论述中很少对这个前泛灵论的假设有所帮助，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已被发现过的民族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不具有灵魂的观念。
虽然把意向变为全能的惟一方式仍然是魔法，只是在泛灵论时期，它已将其一部分魔力转让给了鬼魂，使它们渐渐地成为后来宗教形成的基础。也许我们会很奇怪地问道：能不能说服原始民族在最初时即放弃这些权利？它的答案有点令人失望：他们似乎很少能发觉这种假设的错误，因为他们仍然继续使用他们的魔法施术。
就如在上篇我所说的，灵魂和魔鬼只是人类自身情感冲动的一种投射①而已。人类将自己的情感贯注转向于形形色色的人，并使世界充满着这样的人，从而使自己能够在自身外部遭遇到自己内部的心理过程。
［①我想，在自恋的这一早期阶段，这些由原欲或其他兴奋因素而引起的情感尚未各自分化。］
我认为对这种心理投射作用倾向的起源作假设，可能使我们进入困局。不过，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当投射作用有助于体现心理放松的长处时，这种倾向就会急剧加强。所有不同的冲动都在力学具有全能这一品质，然而显然它们不可能都是全能。因而，哪里的冲动产生了冲突，哪里肯定就存在着对这种心理放松的企盼。例如，妄想症病人的妄想，事实上，即是利用这种知觉机制来处理内在的情感冲突。这种冲突的最寻常例子是同时存在有两种敌对的想法，例如，情感的矛盾态度。它正如在前面我们已仔细研究过的某些人对亲戚死亡时所作的哀悼反应（同时夹有爱和恨或者喜和悲）。像这类例子，大概是最易引发投射作用的动机。在此，我们又再度地同意那些认为最初的鬼魂是邪恶的神灵这一说法。同理，我们也相信鬼魂的思想必是牛存者对死者印象的一种表现。不过，惟一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并没受到“死人是反抗活人”这种想法的困扰。因此，那些使生存者产生困惑的情感冲突，就成了促使我们不断探索的原始动力。
正因为这一点，禁忌和仪式就成了人类制造出鬼魂这第一个成就和他们最初的道德禁制的共同来源。事实上，来自于同一来源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同时产生。如果未亡人对死者的态度真的是引起原始人反省的最初因素，并使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某些全能品质相比下神灵并牺牲掉一些行动自由，那么，这些文化的产物将会构成了首次对某些“必然之事”的认可，这也将违反了人类的自恋。因此，原始民族在屈服于死者的至上权威中似乎又有些企图想否认掉它。
如果我们就此假设推理下去，那么，我们又会对那些经由投射作用而创造成灵魂和鬼魂的心理构造中的必然部分做更进一步的探索。尽管这两者有着差异，不过，把纯粹的精祌灵魂认为在本质上完全相同的想法却很少引起争议；也就是说，人和物都具有双重本质，它们的件质和变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两种组成成分的改变而造成。这种原始的“双重性”观念，就像目前正在流行的灵魂和肉体二元论，也正像我们惯用的口语中以“besidehimself’或“cominglohimself”①。
［①这两个短语的词典意义分别是“愤怒”和“苏醒”。从短语本身来看，它们似乎都具有主体意识与肉体相分离的含义。——译者注］来形容愤怒或苏醒。
当我们和原始民族一样将某些东西投射到客观现实中去时，它的结果必定是我们承认有两种状态的存在。其一，某些东西能直接到达感官和意识层次（也就是“呈现”在它们面前）。其二，某物附带有另外一种潜伏但能再度显现。总之，我们承认感知和记忆的并存。或者笼统地说，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与意识的心理过程并存。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或物的“鬼魂”的回忆和幻想达到巅峰的必须条件就是对它们知觉的停止②。
［②可阅读我的简短论文《精神分析学中的潜意识观念》。也许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当一个人对死者的影像开始模糊后，“鬼魂”的显现才渐达高峰。因为他对死者必须经过回忆和幻想才能到达他的脑海。］。
虽然现代科学对意识的和潜意识的心理有明确的区分，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也以这种分野来将原始的或现代的“灵魂”观与人格中的另一半区分开来。泛灵论所指的灵魂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性质。它的动态和变化性，它的能够离开肉体以及能够暂时或永久地占用其他肉体——这些特质都使我们想起了意识的本质。然而，依然潜伏在外在人格后面的是潜意识的不断联想，不变性和不能被毁灭性这些都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过程的特质，因此，我们把后者认为是心灵活动的真正载体①。
［①依照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冲动在潜意识里变为意识里思想或行动。一个人的思想或行动只不过是在执行潜意识冲动的命令。］。
在前面我们已讨论了，对宇宙观的一种最早的完整理论和思想体系就是泛灵论。现在，我将开始就这个体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来做某些结论。每天，我们经历过的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关于某一“体系”的主要特质。每天晚上我们都做梦，然后，在白天，我们开始试图解释它。梦，可以不违反其本质而以多种复杂且不相关的方式出现。相反，它也可以像事实经验表达一个事件般地依照次序出现，并使得它们内容的一部分移转到另一部分。上述的结果能够或多或少地达到，不过，它却存在很多漏洞和荒诞怪异的念头。当我们开始对梦做解析时，我们将会成功发现里时很多古怪的现象和不规则的安排，这对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多大影响。梦的主要构成元素是梦的思想，它们各具有意义、接连和次序。可是，它们的排列次序并不和通常梦中所排列的相同。在梦中，梦的思想之间的联系被排除了，或者，由某些新的联系来代替。梦里的元素，除了被浓缩以外，它们多少已脱离了原先的次序而重新做出某些排列。最后，我想再补充的足，不管这些梦的思想的原始材料被梦的工作变为什么，它们都必须再面临一个更进一步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就足我们所称为的“再度校正”。它主要是在避免那些由梦活动所造成的无系统和难以理解性以便替换给它们一个新的“意义”。这个再度校正而得到的新意义也不再是原来梦的思想所表达的含义①。
［①参见《梦的解析》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488页以下）。］。
能够说明一个梦的体系的伪装和本质的最佳例子就是指对梦的工作的产物的再度校正。人类具有一种微妙的内在能力（指再度校正），能将它们所得到的任何材料（知觉或思想）变成连贯而易于理解的事件。当然，要是由于特殊的情况而无法建立真实的联系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臆造一种联系。经由这种方式来构成体系的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梦外，还有恐惧症、强迫性思维和妄想等等。对体系的构筑在妄想病态里（如妄想症）最明显，它构成了这类病症的主要症状，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它们在其他种类的精神病里的发生。在所有这类的病例中都暴露出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心理材料都被加以重新安排而附上新的意义。为了使新的安排能在整个体系中不为人所知，因此有些改变是相当巨大的。在任何一个体系里至少都可以由它的产物（思想的方式和内容）中发现出两组理由：一组是导致于这一体系的前提假设（常是一套妄想的理由）；其二是隐藏的理由，也是我们确信真正产生作用的物质。
我们可以由一位神经症病人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在对禁忌的研究中我曾提到我的一位女病人，她的那种强迫性的禁忌正如同毛利人的禁忌一样。这位病人的神经症是针对她的先生而设立的，尤其当她正在反抗潜意识里希望他丈夫死亡的那种念头时，症状更为明显。她表现出一种有规律的恐惧症，害怕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不过，在这种恐惧中，她的丈夫从来没有被联想起或成为她意识中恐惧的对象。有一天，当她听到丈夫要她把不锋利的剃刀拿到某一家店铺里去磨时，她带着一神怪异的不自然出发了。可是，当她回来后，她坚持她的丈夫不能再使用那些剃刀，因为她发现丈夫所说的那家店铺隔壁竟然是一家殡仪馆！她坚持说，由于他（丈夫）所做的决定已无可避免地使剃刀沾上不祥（指死亡）的色彩。自然的，这些也就成为她解释自己产生禁忌行为的有系统理由了。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即使不发现隔壁的殡仪馆，她回家后也必然会对剃刀产生禁忌。因为只要她在途中遇见了灵车，或者看见了某一个人穿戴着丧服或手持花圈，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在许多微小的事件里发现引起禁忌的因素：一切只在于她是不是愿意将它们联想起来而也许有那么一天，当她没使这些决定因素发生作用时，她可能又会自顾自地将它解释为“幸运的一天”。很显然的，她对剃刀产生禁忌的真正原因，自然是由于她对幻想丈夫可能用这把新剃刀割破喉咙因而升起的喜悦感到焦虑①。
［①也就是说，她在潜意识中希望她的丈夫死亡，可是这种念头违反了她的道德，于是，这两种情感冲突触发了她的恐惧症。］。
依此类推，当人们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所渴望而又十分惧怕的情况十分符合外在环境所表现出的体系时，则这种对行动的禁忌（例如不能行走或旷野恐怖），将愈来愈厉害。不管如何，病人的其他幻想和能产生作用的回忆都将沿着其症状（禁忌行为）而作过适当的调整。因此，任何尝试去了解旷野恐怖症状的复杂性和细节的企图必将徒劳无功而完全失败，因为整个解释结构的严密和系统性都是表面的而已。就如同我们认真研究梦境里事物的表面结构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类似这种系统化的恐惧症之所以复杂而具体，其真实原因在于那些隐匿性决定因素（这些因素未必与遭受禁忌运动本身有关）。这也说明为什么这些恐惧症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如此形形色色甚至自相矛盾的形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所讨论的泛灵论体系。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他心理过程系统所得到的透视而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在原始民族中，“迷信”也并不是某些特殊习俗或仪式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有责任探索它们所包含的真正动机。在泛灵论系统里，每一种仪式和每一个行为都必然有一系统化的理论作基础，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迷信”。“迷信”如同“焦虑”、“梦”和“魔鬼”等名词一样，仍然是一种暂时的心理概念，我们可以用精神分析学来加以解释。当我们对这些妨碍了解真相的迷信做进一步探索时，我们将发现对原始民族的心灵生活和文化层次仍然没有进一步的认识。
如果我们认为衡量目前所存在文明的标准是本能的压抑，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泛灵论系统里它们仍然取得很多进步和发展，可是，这种进步和发展都被人们认为它们是以迷信为动因，而加以不公平地对待了。当我们听到原始部落的战士在出征前严厉地施行节欲和净身时，这种动机被解释为“害怕敌人得到他们的衣物而使用魔法来毁灭他们”，同样的迷信理由被用来证实他们的节欲原因。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做了一种本能的自制仍然是一个事实。也许，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解释方式使这种做法更加简明：我们假设原始部落战士的甘于屈服于这种禁忌只是一种反面的姿态，因为他们自身也正因为对禁忌的屈服，所以他们往往想从达到某些平时被禁止的邪恶欲望之中获取满足。同样的解释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性禁忌常被加在那些将从事危险任务的人身上。虽然这些禁忌产生了与魔法相似的某种关联，可是，我们仍然可以说，那种认为放弃某些本能上的满足必然可以增强力量的基本想法产生了很大作用。除了基于魔法的解释以外，禁忌在卫生方面的动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一个原始部族的男人出外远征、狩猎或采拾珍贵的植物时，他们的妻子在家里都遭受到某些禁忌，这些禁忌的作用就是可使丈夫在外的远征和狩猎得到成功。我们可清楚了解这种禁忌的目的只不过是在消除男人们对家庭的牵挂。由这些推论我们同时可以发现一种心理上的重要问题，即男人在远离家门后，只有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妻子在家里是绝对安全时，他们才能尽全力去工作。有时候，他们甚至舍弃任何迷信理由而自己认为，妻子在婚姻中不贞将使他们在外面的任何重要工作趋于失败。
在原始部落里，妇女在月经期间被加上了禁忌，无可否认的，对于血的迷信恐惧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在对血的迷信恐惧中包含了美观上和卫生上的目的。
在讨论这些解释理论时，我使自己保持在一种清醒与客观的态度上。我详细地考虑过了原始民族这种细致心现状态的各种可能性和可能的解释。我想，我们对那些仍然残存在泛灵论时期的原始民族所抱待的态度，就如同我们对小孩心灵生活所采取的看法一样，由于错误地过分低估，他们心灵感觉上的那种纪实性和敏感性，我们已不能再做更深一层的研究了。
我们对一种和精神分析学家所作的论述相类似的禁忌还要进行讨论。在许多原始民族里，人们禁止将尖锐的武器或砍伐的器具放置于室内。弗雷泽曾经引用了一个德国的迷信做法，他们认为不可将锋利的刀口朝上，因为他们怕上帝和天使可能因不小心时受到伤害对于这种迷信，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为了预防潜意识中邪恶念头的实行而导致危害的有效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