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过去有这样一句老话：“金太谷，银祁县，榆次多的是米和面”，这里是说晋中一带的太谷、祁县、榆次三地十分富裕，富商极多，其中以太谷为首，祁县次之，而在榆次地区，则有很多大粮商，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宋继宗，现今榆次北关仍有一条名为“粮店街”的街道，据说就为宋继宗所开。但他并不只是一个大粮商，还是一个实业家，也是近代晋商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少年天才，晋中骄子
宋继宗又名宋启英，字隽臣，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生于山西榆次大张义村。其父宋贵森，原在直隶省古北口的八沟（今河北承德平泉县境内）开办“吉大生”商店发迹，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宋贵森病逝，年仅17岁的宋继宗便继承父志，独自到塞外经营父亲留下的“吉大生”商店。
宋继宗年龄虽小，在经商策略上却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商品要勤进快销，薄利多销，并继承了晋商讲求信誉、以质取胜的传统，所以虽然年轻，但一入商界便崭露头角。由于时代的局限，开始时他在商业发展上依然采取明清时代晋商建立连号的做法，像祁县乔家“复字号”那样，逐步在榆次县城发展宋家“吉字号”的商铺。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宋继宗在吉大生之后又陆续办起吉泰隆、吉泰公、吉丰厚、吉丰成、吉履谦、吉履恒、吉玉恒、永吉当、吉生庆等10个吉字号百货商店。经营范围包括了粮油棉花、绸缎布匹、家具木器、当铺钱庄等各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城乡人民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终成为清末民初榆次的晋商巨子，并于1921年被推选为榆次商会会长。
可贵的是，虽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清末民初，但宋继宗没有走晋商只注重自身发展的老路，而是在经商经历中孕育产生出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已开始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经历洋务运动之后，晋商中的先觉者渠本翘等也开始建立双福火柴公司等民营企业，特别是成立设在阳泉的保晋矿务公司，夺得了与英商争夺采煤权的胜利，辛亥革命后，民族工业开始大发展。这一切都给宋继宗以积极的启示，使他认识到了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立志振兴山西的工业力量。
可以说，山西近代民营工业的发展，宋继宗是功不可没的，他非常支持地方近代工业的发展，并为之奔波操劳，在其吉字号产业之外，他还着手建立了山西义聚煤油公司、魏榆米面厂、晋华纺织厂、利晋织布有限公司、魏榆电器厂（即后来的榆次电灯公司）等诸多知名的民营企业。到民国初期，宋继宗已成为山西商人中新生民族资产阶级派的代表人物。
宋继英取得的商业成就也是相当辉煌的，全盛时期，他的独资企业和义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达到53处，企业和商店职工人数也达到了1071人，所获利润折合白银达到62万余两，生产和经营的商品行销大半个中国，北至黑龙江，南至江南地区，东到京、津、鲁、沪，西到青海甘肃，实力十分强大，影响亦可谓深远。另外，还在山西开办了一些女子学校和职业学校，对当地的教育事业也有一定的贡献。
宋继宗于1931年病逝，综观他的一生，从1895年开始经商到他去世，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以积极改革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大力创办民族工业的实际行动，以及在商品流通中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敬业开拓精神，很好地发挥了他作为晋商中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的作用，同时也是很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借鉴的。
后来由于日本侵华，国内形势骤变，宋家的商业开始走向了下坡路，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宋家很多产业也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在山西的产业也受到了阎锡山官僚资本的挤并，至解放前已走向衰败没落。
过人的经营眼光与素质
在商业经营上，宋继宗并不中是运用晋商传统的勤进快销，薄利多销，讲求信誉，以质取胜的方法，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
具有良好的商业预测眼光
要经商，面对市场变化和需求就要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宋继宗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1904年，正太铁路（原为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后改为石家庄到太原，故又称石太铁路）动工兴建，在修建之时，他就预测到随着铁路通车，其路经的山西榆次北关将成为繁荣的货物集散市场，于是及早动手，从榆次道北街购得廉价土地，修盖很多门面房、客栈和库房，之后在此开辟了“粮食街”和“栈房街”，并把“吉泰隆”客货栈和“吉泰公”粮店迁入两街，又为适应了市场需要而扩大了经营规模，他的这一举动使其成为榆次商界数一数二的财主，他也被时人誉为是“预见在胸、别具慧眼”的商界先觉。
他开办面粉厂和纺织厂也体现了他的这一能力，晋中地区在当时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但这里的粮食和棉花加工却极其落后，而价格较贵的“洋面”、“洋布”却在这里很畅销。如果能在这里开办先进的生产加工厂，将这里出产的廉价粮食和棉花加工成和“洋面”和“洋布”一样的产品，无疑是有大钱赚的，于是他赶紧筹资开办了面粉厂和纺织厂，不但改变了晋中地区农业生产加工的落后状况，自己也大获其利。
有开拓进取的大气魄
宋继宗思维活跃，经营商业时思想不保守，在开设十大吉字号，形成自己的商业群体后，他的家资已经富有了，但他并没满足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也没有像其他晋商那样大兴土木，营房建院追求享受，而是扩大投资经营规模，并且是敢于在全新的领域进行大手笔投资。
当时一些国外的新鲜商品源源流入我国，很受国人欢迎，不但有“洋面”和“洋布”，还有煤油，火柴等，但兴办一家现代化工厂是需要不少资金的，靠一人或一家之力显然不易做到。宋继宗自己的资本不够，怎么办，他并没有放弃，为了充实办厂股金，他多方筹资，拉合伙人，实行股份制等，终于建成了几家重要的现代化企业。而按照厂方有关规定，宋继宗是工厂发起人，本应为永久性董事，但他却能主动谦让他人，做到了功成身退，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
石化产品进入中国后，他看中了煤油在山西地区的广阔市场，就想在山西代销国际石油巨头美孚煤油公司的煤油。但自己一个人做不了这生意，于是他找了几位有实力的富商合伙，通过股份制合资形式成立了榆次义聚煤油股份有限公司，顺利地与外商美孚煤油公司签订了包销煤油的协议，之后公司的销售状况也非常好，每年都有不少分红。
他在投资上也有不少大手笔，比如他提出兴办的榆次利晋织布有限公司总投资需要16万元，他自己即投资7万元，占到总投资的40％；他倡导成立的魏榆面粉厂需要13万元的总投资，而他也投资了3.9万元，占全部投资的30％，表现了其作为晋商巨子的大气魄。
善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商人的经商活动也有着密切关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带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使商品的产量、质量、价格等发生变化。宋继宗就深谙此道理。
宋继宗通过与外商的接触，一方面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强大实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觉得为外商推销产品是为外人开辟中国市场，外方赚得多，自身赚得少，并且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没多大益处。从这些实际体会中，宋继宗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就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工业。
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不但自己钻研，也经常组织企业中的人集体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还积极支持胞弟宋启秀、儿子宋祖诒到日本留学深造，宽大为怀他们将来为国家工业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着眼长远，才能稳健发展
经商者能着眼长远，其商业才能稳健发展，而宋继宗就具有这样的能力。
山西有了发电厂之后，宋继宗赶紧兴办了魏榆电器厂，主要制造电灯等电器。这与其代销煤油本来是矛盾的，因为发展电力照明就要取代煤油灯照明，这样就会给煤油销售带来灭顶之灾。而且，发展火力发电，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也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但宋继宗认为，电力照明必将会取代煤油灯照明，而山西省的贫富差距较大，电力的推广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煤油灯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就为电力照明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他敢于承担风险，并不惜牺牲局部利益，拿出了巨额资金发展现代电力工业，而他的这一举动，使他迅速成为山西电力工业的先行者，不但自己赚了不少钱，也使榆次县城在20世纪20年代就用上了电灯照明，这对山西地区的电力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注重用人和育人
宋继宗也是很会用人的，他的吉字号商铺的总掌柜佘耀图是个难得的经商人才，不仅有胆识，会经营，而且有着高尚的人品。宋继宗与他的关系亲如兄弟，佘耀图年纪稍大，宋继宗视其为长兄，相待非常好。佘耀图自然也感恩戴德，为东家做事忠心耿耿，凡事一切以东家的重托为首，以东家的利益为重，并且做到了从一而终。
据说吉逢成绸缎庄就是佘耀图帮宋继宗创立的。佘耀图在了解市场情况、掌握商业信息的情况下，派二掌柜范庆余和几个精干的伙计携巨资到天津、河北和山西各地大量收购棉花，做布匹和丝绸生意，待价格涨起来后，佘耀图将存货迅速铺向市场，帮东家从中发了一笔，这也为以后宋继宗陆续创办其他吉字号打下了资金基础，并积累了经营管理经验。
宋继宗也很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员工素质的提高。正如他所说，“广积智才能够广积资”，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故里榆次大张义村资助办小学校，吸收村里子弟读书，学校除设语文、数学和修身等主课外，还设立珠算、书法和武术课，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和健康体质。学生毕业后，其中的优秀者都将保送到宋氏兴办的企业当学徒，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人才储备。
另外，宋继宗还支持其弟宋启秀在榆次北关寿安里开设了私立职业学校，并聘请当时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史克让、范新三等名师任教，培养出了很多企业需要的新式专业人才，有些人甚至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的行业骨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