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五日，杭州将军鄂密达、浙江巡抚李卫谨奏：为钦奉上谕、恭缴朱笔谕旨事。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臣李卫准到兵部大票内开，内廷发浙江巡抚，杭州将军同开看黄匣一个。事关紧要，相应马上飞递该衙门交投等因。臣李卫随即密行知会臣鄂密达，公同望阙叩头，启封默读皇上朱笔密旨。臣鄂密达即调副都统富森，臣李卫即令刑部额外郎中朱伦瀚、杭协副将李灿会同一处，密将旨意备细传令遵行去后，随于十六日，据富森等回称，当于十三日密带兵役，连夜前往海宁县，带令知县钟维楷领路，星宿同往，于十四日到海汾桥地方查嗣庭家。所居周围水荡，止有西邻房舍数间，其附近河下，泊有尖头船三只。即一面将船只看守，一面将嗣庭住宅前后左右分绕防范。入其宅内，随将合家大小，分别男女，各令关闭空房之内，即于一切房屋，逐间细加搜检，凡箱笼橱柜以及抽桌、木盒、纸卷、包裹、瓶甕等类，尽数开看；床橱周围，悉行照遍；遇有地板房屋，砖板俱行揭起；其墙壁地面，凡有可疑之处，俱行拆掘；所有堆贮书屋，并搁放橱柜等处字迹书本，俱搜集一处，令亲身所带之人看守。次日，即将押往船内，起出包箱，公同一一开看，其男女衣服行李等类，逐件翻寻讫；仍恐内外搜检，或有遗漏，复又将从前所查之处，再加细搜，并将包裹什物，以及狼藉抛弃一切字纸，尽行抖出收贮，始将关闭等人放出。除妇女不问外，当即讯。据查嗣庭之子查沄、查克上及家人夏连等供：嗣庭于九月十三日在江西省城起身进京，即着查沄带同夏连于本日一同分路，令其回海宁接取家眷上京居住，于二十九日到家。十月十二日，在嘉兴雇船三只，择于十五日起身开行等语。已经搜出十二日雇船文契三纸。又再三查问查沄查克上等，有无寄顿别处字迹书本，同供并无隐匿寄顿，查出甘罪等语。其查嗣庭现住房屋以及衣服器皿外，又于各处所见零碎银钱，约共一百余两等项，因未经奉行，不便擅动，止将搜了一切字迹书本尽数押送前来等情，于十六日午后到省。臣鄂密达随将解到书籍，暂行加封看守，俟臣李卫于十八日武闱报竣，公同点检，并派令驻防章京二人，及因公在省知府五人，一同将所搜书籍册本，逐张一一细加揭看，除板刻旧本通行之书及八股文章、京报、契账等类，暂行开明封固，交署杭州府徐有纬收财外，所有一切字迹、钞录书本，以及往来书札笔迹，不论片纸零星，凡有可查者，尽数密加封固，遵旨解部再查；奉到谕旨内令将一应字迹抄录书本，搜出封固送部，所有衣服、器皿等类，臣等未敢擅便，仍交令海宁县收藏原屋。谨将字迹书本开具细册，会差千总张永胜领催楞太赍解进京，送交兵部，并咨明将应发何部查收之处，具奏请旨钦遵外，缘奉密旨事理，合将搜查情由，会同复奏。所有钦奉上谕一封，恭同赍缴，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
尽管查抄得如此细到，可是雍正对这次查抄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在奏折上批的是：“前谕甚明，止令搜察字迹，衣服，器皿何必封（贮）耶！”
当时的查抄清册上无非都是些与治罪无关的史籍书目：
查家家藏往来字札并手录书籍编后。计开：《二十一史》抄本十九套，又七本，共一百十四本。抄白《明史》二本，稿本《酌中集》一套八本、又《酌中集》八本，《宋翰林燕石集》四本，《罗享信集》一本，《唐殉集》一本，《唐文粹》二本，《十七帖述》一本，《孝义》一本，《野获编》四本，《南渡大略》一本，《熊勿轩集》二本，《声画集》二本，《辛已泣蕲录》一本，《汴围湿巾录》一本，《外篇香草》一本，《中兴御侮录》一本，《禹贡》二本，《后汉摘典》一本，《姚东泉集》一本，《唐诗》二本，《十七史蒙求》二本，《建炎朝野记》一本，《唐摭言》四本，《渔隐丛话》二十本，《钱氏家宝》二本，《目科》二本，《青溪弄兵录》一本，《礼记》二本，《玉壶清话》二本，《东林点将录》一本，《幸存录》一本，《靖康孤臣录》一本，《杂录古典》二本，《陈子元书》一本，《东华集》一本，查前案学考试册二十四本，查氏自作诗文并账目杂记十本、二帙作一包，《万寿颂奏疏》一本，《秋锦诗抄》一本，《尺牍》一本，拟《四书》题一本，书夹板号目一本，《丙申诗抄》一本，《秋兴集》一本，《戊戊诗抄》一本，瘦竹斋《公车新艺》一本，海汾日用账目一本，杂录诗文二帙，以上十本，二帙一包。检搜 查嗣庭一应字迹书札诗文开列于后：一应新旧来往书札共一百三十三件，一伊致他人字札共一十七件，一切新旧家书一百四十一件，伊戚友书札共一百八十四件，一众人托带京书十四件，一诗文一杂稿百九件，一零星杂录时文一包，一细字小文章六十五张，一纸绫字对共二十二件，一纸笺字对共十七件，一杂抄共十一本；一款扇十柄。册后署雍正四年十月，铃有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关防。
次年（雍正五年）二月，雍正迅即查处了与查嗣庭在江西主考官任上与之有联系的官员：江西巡抚汪漋，“违法将房屋卖给查嗣庭，降四级，以京官调用”。布政使丁仕一，“由部务特简荐陞布政，辜负朕恩，着革职发往高其倬处。或者有应修城工，或别地方工程，派伊出资效力”。副主考俞鸿图，自认出“日省月试”一题“予以免罪”，“着革职在翰林院编修任内行走”，但又追出所谓“收受举人牌坊银两”，不久，在一次出学差时，被加上“仍不知检束”的罪名，最后还是逃不了“论死”，枉送一命。
查嗣庭既被“革职拿问”，打入天牢，“交三法司严审”，其苦楚不可言喻。他自知这次获罪，绝无生还之望，就在雍正五年阴历三月廿二日申时，在监狱里服毒自尽。
查嗣庭的自尽，引起了雍正更大的震怒。五月初七日，“内阁衙门议奏：查嗣庭蒙恩擢用，历官至吏部侍郎，阴怀二心，忍行横议。臣等谨将查嗣庭所著日记悖逆不道大罪，并夤缘请托，关节私书，逐款究审，嗣庭亦俯首甘诛，无能置喙。除各轻罪不议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今已在监病故，应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琛，子查沄、侄查克念、查基应斩立决。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在监病故，次子查长椿、查大梁、查克瓒、侄查开、查学，俱年十五以下，应给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
得旨：“查嗣庭着戮尸枭示，伊子查法，改为应斩监候。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已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琛，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各犯，亦着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之犯，该抚查明，一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着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
查家是个世代和睦的大家庭。案件初发生时，全家老少包括僮仆因受株连而被抓送北京刑部监牢的人口，一次就有上百。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原来已官至内阁中书，早在查嗣庭自杀之前两天，即三月二十日死于狱中，无论是病死还是自尽，这对查嗣庭之死肯定有直接的影响，也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紧接着，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流放的流放，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查嗣庭的继室史氏闻讯后，与儿媳（查克上之妻）浦氏相约自尽。史氏悬梁自杀；浦氏本来也出身官宦之家，是嘉善浦文焯之女，这时也吞金而死。据邑人管庭芬在《海昌丛载》卷四《查氏妇女》一文记载，浦氏临死前还写了一首绝命诗：
罔极恩深未少酬，空贻罪孽重亲忧。
伤心唯恨无言别，留取松筠话不休。
查嗣庭的一个女儿远徙边塞，生死不明，在流放途中写了一首哀婉动人的题壁诗，读了真让人扼腕叹息：
薄命飞花水上浮，翠蛾双锁对沙鸥。
塞垣草没三秋路，野成风凄六月秋。
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
伤心漫谱琵琶怨，罗浮香消土满头。
受株连的年纪最大、官职最高的是查嗣庭的二哥查嗣瑮，这时已七十六岁高龄，被流放到人烟稀少的关西。没有生还，于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廿四日，客死异乡。
大哥查慎行和他的长子查克建、幼子查克念等人，算是一门中最幸运的：最初案发之时，“阖门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陈：‘实不知本末。’诸大臣闻讯，亦喟然日：‘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辽阔，宁复知之？倘以此株连，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闻。世宗亦雅悉先生高节，特令释之，并其子。”查克建成进士较早，这时已就任刑部郎中，早年还在任束鹿知县时，就以为官清正得到康熙赞扬②，总算剩他和他们的儿子逃过了这场大难。
查慎行从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初八离开海宁老家，雍正五年（1727）正月初八全家入狱，无论在押解路上，还是狱中，都历尽艰辛，浑身毒疮，又加生虱。几个子侄都在牢中生病。一次牢墙倒塌，还险些被压死。直到三月初十日，也即半年之后，方得出狱。当初北方赴诏狱的有九个子侄。查克念在京，首先投狱，这时放归故里，除了他兄弟查谨（信庵）父子以出继获免之外，就只剩查慎行和他小儿子查克念了。从此，查慎行郁郁寡欢，南归后才一个多月，于雍正五年（1727）八月三十日病逝家乡。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埏两案联结一起，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
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并在康熙身边侍疾。康熙死时，正是通过隆科多，篡改了康熙的遗命，宣布由雍亲王（雍正即位前的封号）继位。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对他和年羹尧这两个帮助自己夺到帝位的人极不放心。既怕他们把篡位的秘密泄露出去，又怕有朝一日他们故伎重演，扶植别的亲王干掉自己。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埏，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但雍正又怀疑蔡埏与他好友李绂在搞朋党（政治小集团），又将蔡埏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埏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做隆科多和蔡埏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做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荒谬”，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雍正就直截了当地除掉了隆科多，以罗织拼凑的四十一条大罪为名，使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三）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1672-1726）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
汪景祺少年即有才名，但“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为友者”。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其仕途坎坷，久困名利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才考中一个举人，雍正二年（1724）初，由京城往西安投奔时为西安布政使的胡期恒，胡期恒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亲信，汪景祺由胡期恒引荐而得求见年羹尧。曾给年羹尧写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此信名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收录于他所著的《西征随笔》里。
后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幕僚，随年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称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并将二卷书献给年羹尧收藏。
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西征随笔》被侍郎福敏发现，呈送给了雍正。雍正在此书首页题字：“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年羹尧被赐自裁一周后，谕旨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亦将其枭首示众，脑袋被悬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亲兄弟、亲侄都被革职，发配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也都被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直到雍正驾崩后，乾隆上台，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才将汪景祺的头颅择地掩埋。
（四）雍正停浙江士子乡、会试
雍正查看了这批案件中的文字资料，借口其中有“科场怀挟细字”（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查嗣庭任山西、江南主考官时查缴得来之物），又联系到惩处的汪景祺也是浙江人，紧接着在十一月间，下令停止浙江籍的士子参加科举考试：
停浙江士子乡、会试
上谕：查嗣庭日记，于雍正间事无甚诋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而极意谤讪者，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谁无君父，能不痛心切齿？昔孔子作《春秋》，历代因之，以为法戒。若悖逆之人颠倒是非，私行记载，则史册皆不足凭岂非千古罪人。浙江风俗恶薄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且巡抚李卫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为查氏子弟如此，浙江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并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乡、会试停止。至生员岁考仍旧举行。乡、会试既停，且使浙江人中所生同年请托营求为之肃清，将来人心共知改悔，风俗赴于淳朴，朕确有见闻，再降谕旨。朕为风俗人心，不得不严加处理，以为久安长治之计也。内阁九卿等定议具奏。会议奏，乡、会试既停，生员止岁考一次，愈加放旷矣。请将科考照岁考例，以六等考校，不许一名不到。俟风俗稍移，皇上再降谕复旧制。从之。
案件就这样扩大化了。这样一来，浙江等地更加人心惊惶，谣言四起。当年民间就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引自《大义觉迷录》。雍正闻讯，又派光禄寺卿印国栋任浙江观风整俗使，以“省问风俗、安抚人心”的名义，暗地里加紧“稽查奸伪”，专职监视土人，进一步严厉镇压；继而又推广到东南各省。
两年之后，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大臣们看看雍正的气也消得差不 多了，所以就几个人一起联名呈上了一个奏折。他们的奏折里大意是说，浙江的那些读书人经过这一次的禁止考试，他们都深刻地反省过了。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那些读书人中间的思想观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了，浙江那里的风俗也改变得很好了，不会再和以前那样的好高鹜远，大家都已经思过了。所以请求皇上法外开恩，再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和其他省的读书人一样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来谋取一官半职好为朝廷效力。雍正随即就准奏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的读书人才恢复了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