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南征
1918年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协约各国承诺将庚子赔款暂缓五年，这使得中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得到很大缓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建议将缓付的赔款拨为币制经费，再加上币制借款，作为发行公债之抵当，发行国内公债，以增强政府的融资能力。不过此时北京政府面对南方分裂的局面，一心想对南方用兵，军费支出成倍增加。梁启超有关币制改革的设想还没启动就成了水中之月。
北方形势平稳，南方开局却不利好——1月2日，新任广东督军莫荣新由于跟孙中山意见不合，捣毁了孙中山成立的招兵机构。孙中山气急之下，命豫章舰长吴志馨、同安舰长温树德用军舰炮击广州督军署以示还击。两名舰长起初不敢答应，孙中山亲自发炮，又督促炮手连发五十八炮。孙中山还准备策动海军及粤军滇军展开驱逐莫荣新行动，计划没有得到海军司令程璧光的同意。在各方调停下，孙中山与莫荣新的矛盾冲突暂时缓和。1月15日，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戡定内乱为口号，以巩固统一之根基、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宗旨，成立了护法各省最高政务执行机关，以此对抗孙中山军政府之专权。2月26日，海军司令程璧光从海珠岛海军司令部出来，在长堤码头突遭枪手袭击，身中数弹倒毙在街头。
在北方，冯国璋加强了对南方的征讨力度，自责对南部的战事不力，将广西督军谭浩明、江西督军陈光远、前湖南督军傅良佐等免职，任命直隶督军曹锟为攻湘军总司令；以张敬尧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司令，率第七师由湖北通城向湖南平江进攻，指向长沙；任山东督军张怀芝为第三路军司令，率第五师由江西萍乡向湖南醴陵进攻，对长沙进行包围；任吴佩孚为第一路司令，率第三师先击溃“闹独立”的石星川、黎天长部，再出湖北襄樊，经荆州、监利向湖南岳阳进攻，与第七师和第五师会师长沙。此外，另调安武军李旅、奉军湘东支队、毅军赵旅和冯玉祥率领的第十六混成旅，分别尾随前进。各路北洋军约十万人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南征很快就取得了节节胜利——先头部队吴佩孚部，先是攻克湖南岳阳，后又攻克长沙。张敬尧部也攻克了平江。
前方捷报频传，主战派们兴奋至极，随后发出通电，要求段祺瑞重新出任内阁总理，更好地完成“武力统一”。日本等国也表态支持段祺瑞。王士珍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了内阁总理职务。冯国璋让徐世昌力劝段祺瑞重新归位。1918年3月底，挽回面子的段祺瑞重新任内阁总理。
南方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直接导致了孙中山的辞职——南方广西督军陆荣廷以及老资格的岑春煊等人对于孙中山专权不满，1918年5月20日，“非常国会”的议员们在议长吴景濂以及西南各首领的倡议下，将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成“七总裁制”，七个总裁分别是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伍廷芳，以岑春煊为主席。孙中山在“七总裁”的选举票数中，仅名列第四。当天，孙中山痛斥“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愤而辞职，与吴景濂分道扬镳。随后，落落寡合的孙中山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在法租界大马路码头登岸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住进了莫里爱路29号孙氏公馆。这一所房子，据说当年由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给孙中山。从1918年6月直到1920年11月的这一段时间，孙中山在上海韬光养晦，过着隐居的生活，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在该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制度建设分为三步走的设想，即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逐步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第一步是军政，通过暴力革命从军阀手中取得政权；第二步是训政，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以促进民权发达；最后开始第三步，也就是宪政，以推进中国的最终改变。
孙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的当天，进攻势头正猛的北军先锋吴佩孚停下了步伐，电告上司曹锟武力解决非易，请速谋结束。曹锟将吴佩孚的意见转给冯国璋和段祺瑞。此后，吴佩孚擅自与南方军队达成停战，每天与占领区的军政首领及士绅一起喝酒吟诗，将战事搁置一旁。后来有人判断，段祺瑞对于湖南的人事任免让得到首功的吴佩孚感到了失落，在此之前，段祺瑞任命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吴佩孚后来流传开来的《满江红》词，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写就的：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从词中看，士大夫气十足的吴佩孚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就其心思和情怀来说，还真有点岳飞和戚继光的影子，尤其对日本充满仇恨。这也难怪，出生于山东蓬莱的吴佩孚，自小就目睹日本鬼子在山东境内的横行霸道。吴佩孚二十岁那年冬天，突然有一艘日本军舰出现在海面上，冲着蓬莱阁就开了一炮。后来，人们知道大清国与小日本在海上打起来了。日本战舰离开后，吴佩孚跑到蓬莱阁去查看，只见阁上最大牌匾“海不扬波”恰好被鬼子穿甲弹穿过，“不”字没了，成了一个弹洞。这一件事对吴佩孚刺激很大。也因此，吴佩孚一直对日本耿耿于怀，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日派”。
前方吴佩孚按兵不动，不肯南征。段祺瑞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张敬尧任命的不妥，倔强的段祺瑞当然不愿意轻易改变决定，于是给吴佩孚安排一个“孚威将军”的头衔，让徐树铮亲赴衡阳安抚，督促吴佩孚进军。徐树铮接到任务后，一面以陆军次长兼奉军副总司令的身份，调来奉军三个师开赴湘东，一面赶到衡阳，对吴佩孚好言相慰。孰料徐树铮这两招全都落空：湘东军队被奉军总司令张作霖调了回去；吴佩孚虽表面听从，却一直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吴佩孚还拼命扩军，利用段祺瑞给他的犒赏，将人马一下子扩到三万人。
1918年8月7日，让段祺瑞始料未及的是，吴佩孚突然发表致老直系核心人物、江苏督军李纯的公开电报，呼吁和平，指责武力统一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要求李纯再次约请另外两位督军江西的陈光远、湖北的王占元，来一次长江三督呼吁和平。长江三督一开始没有反应，吴佩孚并不气馁，一个公开电报接一个公开电报，全是呼吁和谈，痛斥分裂和腐败，公开表示自己将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以廉洁、正直、爱国、不慕权势“四大自律”来要求自己。
时年四十四岁的吴佩孚志存高远，这个瘦小纤细、长脸高额，有着一嘴短短红胡子的秀才自投笔从戎那天起，就怀揣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虽然从资历上来说，吴佩孚隶属于北洋第二代，但他并不满足于偏安某地做个军阀，他的目标是一飞冲天，通过非常手段为自己赢得更大政治基础。吴佩孚针对民众对北京当局长期裹足不前、耽于内战的不满，决意挺身而出，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这一招看似很险，却异常有效。吴佩孚不听号令，是反对内战，宣称爱国，并没有做什么过激之事。段祺瑞对此也无可奈何。吴佩孚的高调主和，很快为自己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一片掌声，尤其是知识界和学生界，对这个年轻爱国将领的行动一片叫好。那时候的政治格局本来就不是既定的，军阀们尽管飞扬跋扈，却很看重民意。很多人本来就对段祺瑞等过分倚重外国势力的北洋老面孔不满，现在突然出现一个洋溢着爱国情怀，年轻有锐气，且有着很好的传统精神和个人品质的常胜将军，当然群情振奋。
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也没办法强力推进军队的南下，只好听任吴佩孚的行动。就这样，打了两年的南北战争变得不了了之。
安福系的胜利
到了1918年夏天，一件重要事情迫在眉睫，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从1917年8月算起，时间将满，必须重新选举，以确定新大总统。这是继袁世凯顺利当选大总统后的最大一次选举。五年过去了，活跃于政坛的人，激情和理想不再，优秀分子慢慢退出，滞留在最高权力机构的，是越来越多的蝇营狗苟之徒。那些没有理想的政客们，相比于当初的先行者，对于民主政治少了很多敬畏，不断地调戏政体的底线。
北方的形势已由对南方的战争，逐渐转移到新一届大总统选举上了。这一次大选，也是百年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带有普选性质的国会议员选举。
早在1917年11月10月，临时参议院就在北京召开会议，布置开年大选的有关事宜，决定这一次选举的相关步骤和方式。按照规定，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出各省选举人，由选举人开会选出国会议员。尽管有西南五省的反对，各省督军在1917年10月底均选派参议员到京，并在11月10日开会成立了临时参议院。曾经担任过袁世凯秘书，也是段祺瑞老乡的合肥人王揖唐被选为正议长，前清高官那彦图被选为副议长。1918年2月，政府陆续公布经过修改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其中重要的修改有：将原先参众两院议员八百余人压缩到五百余人，理由是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财政支出。经修改，原参议院的议员名额由二百七十四人减为一百六十八人，众议院的则由五百九十六人减为四百零八人，相当于每一百万国民出一个代表。参议员不再由各省议会选出，改为组织地方选举会选举产生，以避免各省督军从中干涉舞弊。选举前夕，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实现政治和解，为国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营造良好气氛，政府宣布特赦帝制祸首梁士诒、朱启钤等人。1918年3月6日，政府公布两院议员第二届选举日期令，规定1918年6月10日为众议员选举日，6月20日为参议员选举日。
五年前袁世凯由于对于现代政治毫不熟悉，有意淡化总统的党派色彩，对选举掉以轻心，使得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中占据了大多数，北洋系在执政中遭遇很大麻烦。这一次，段祺瑞显然吸收了袁世凯的教训，谋求安排更多自己人当选，改变往日国会与政府作对的局面，从而尽可能地体现自己的意志。段祺瑞安排了精明能干的徐树铮进行组织，专门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布置选举工作。安福俱乐部由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不过时人大都以为这是段祺瑞的皖系和曹汝霖等福建人的联手。除了在北京设立总部之外，安福俱乐部还在一些省份设立了分支机构，在江苏，安福俱乐部据点设在南京雅园，掌控地方选举情况。其他政党和派系也有相应的选举组织，比如由中华革命党议员骨干组成的“丙辰俱乐部”，国民党稳健派为主体的“客庐系”，进步党分化出来的孙洪伊、丁世峄、温世霖所组织的“韬园系”，以及其他力量组成的“宪法商榷会”、“宪法研究同志会”等。
徐树铮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之人，在他的组织和协调下，安福会除了得到来自各地方督军、各社团、企业、个人的捐款外，似乎还有一大笔来历不明的经费。有人猜测支撑安福会声势浩大选举的，甚至包括挪用的部分西原借款。有了充足的经费保证，安福会除了安排自己人进行竞选外，还笼络了相当多的来自进步党和国民党的知名人士，包括第一届国会的议员。张勋复辟时，国会遭到解散，原先国会最大派别国民党议员四分五裂，一些人南下广东，更多的人漂落在民间。因为谋求连任，这些第一届国会议员也需要支持，他们与安福会的合作，也算双惠互赢。
选举过程中，安福系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知识分子占多数的研究系，即原来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以及企业和金融人士组成的交通系。研究系中，知识分子成员居多，对于政治理论和宪政精神的理解也最清晰，在社会上享有很好的声望和影响力。除了梁启超，张君劢也是专门研究宪政的专家，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是研究西方宪法的权威。1946年，他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对现代中国作出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一次国会议员选举，研究系雄心勃勃，多方活动，筹钱、拉人，联系各方势力，想借此机会超越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此次新国会的体制及选举办法，就是梁启超等人一手设计的。至于交通系，其主要成分是民族企业家，基础是自晚清起洋务和实业的主力军、曾经控制北洋政府的经济命脉的邮传部，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命脉，包括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等。领头人物是梁士诒，成员有曾任铁路局长的叶恭绰等。交通系尽管财力雄厚，却缺乏强烈的政治抱负，运作形式不像一个政党，更具务实性和随机性。
相比较袁世凯时代的第一届国会选举，这一次选举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更多的人是以一种看热闹的方式和心态来观看这场举国大戏的上演。由于对规则的不熟悉，态度的不严肃认真，对于夹杂的私利、交换、欺骗以及偷梁换柱落井下石缺乏控制，其间的混乱和荒唐可想而知。第一阶段众议院议员选举，用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的话说，“是一次腐败与吵闹的闹剧”。翟比南写道：“选票的行情与每日市场涨落情况，逐步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是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像大米、豆饼或者其他商品一样。”选举监督人截留大批本该发给选民的选票，填上捏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乞丐、小商贩、算命先生、乡下人等市井小民”前往投票。或者，办理选举的人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其如法炮制。那些没有能力买选票的人，有的竟雇佣无赖恶棍去抢选票。总之，围绕选票所进行的争夺就像是一场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商业大战，一些人从中获益，一些人从中牟利，一些人从中示好，一些人从中使坏，一些人觉得荒唐和无奈；当然，也有一些人输得体无完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