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直系的控制时局，清洗运动开始——安福系既倒，新国会自然停会，对于新国会，南北要人各有主张，有的主张取消，有的主张召集旧国会，有的主张同时取消新旧国会，另按旧约选取一届新国会。曹锟是竭力主张解散新国会的，他耿耿于怀的是当年副总统的两次选举，出席的国会议员竟然没有达到规定票数。吴佩孚及各政团也通电，主张解散安福国会。不过浙江督军卢永祥和一些北方省不赞成重新选举。大总统徐世昌也不同意解散新国会，因为他的总统地位就是由新国会产生的。如果解散新国会，自己的合法性将受到牵连。徐世昌认为新国会不久即将改选，如果马上解散，恐怕节外生枝。况且新国会解散后，一切政令由中央命令执行，于共和政治不相宜。张作霖也持相同看法。曹锟和吴佩孚在如此形势下，只得作出让步，同意保留新国会，以免徐世昌为难，增加时局纷扰。
新国会的停顿，更让曹锟和吴佩孚颐指气使，充当着指挥者。8月下旬，徐世昌、靳云鹏与曹锟、张作霖就政务处理达成协议：国会大计先须征求曹锟和张作霖而后行；曹张于自辖区内有用人自主权；总统地位由曹张竭力维持；靳内阁有难处，曹张予以援助；曹张对各省有劝告之责；段祺瑞生命财产，曹张予以保全。徐世昌发布总统令：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管辖数省的巡阅使。就像当年的总督，有权任命所辖各省的督军。张作霖本来就是东三省巡阅使，又让他兼任蒙疆经略使，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展。直皖战争之后的北京政府，已越来越多地遭受军阀名目张胆地控制，越来越像傀儡了。
直皖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吴佩孚，被任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尝到了武力征服的甜头之后，吴佩孚把大本营设在了洛阳，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先是慢慢控制了河南，然后，在湖北督军王占元败给湖南军队之后，又击溃了来自南方的湖南军队，占据了湖北。吴佩孚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列强们的关注。1920年8月3日，美国使馆副武官在拜访吴佩孚之后寄回国务院的报告中，力言吴佩孚会成为中国的卓越人物，“我每访问一次，即加深我对他的印象。在华美国官商人士也和我有同样感觉：吴是一真实爱国者，为建设美好的国家而工作，毫无获取个人利益想法。他显然是极民主的，他的部下官兵对他具有极大尊敬和爱戴。吴也对他们灌输爱国主义”。这一段话，至少说明美国人对于这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关注与好感。
伴随着直皖战争的结束，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第二代军阀开始登堂入室，控制中国的政局。以黎元洪接任的时间计算，如果说段祺瑞等人堪称第一代军阀的话，那么，以吴佩孚为代表的新生代，可以归为第二代军阀。第一代军阀多为前清留任，有比较好的家庭和知识背景，一些人有比较高远的理想和追求，对于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也有一些深入理解。而第二代军阀则大多出身寒门，没有太多文化和知识背景，有浓烈的尚武精神，相信枪杆子的力量，对社会的走向和现代政治一窍不通，也没有太大兴趣。由于身处乱世，第二代军阀更懂得利用民众，利用社会的情绪浑水摸鱼混淆黑白，他们喜欢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喜欢扮演民族主义者的角色。不管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这种带有强烈激进和笼络人心的方式，对于备受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剂极有效的“强心针”，当然，这些军阀在自己的区域内，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此所谓“君子顾本”，比如热心教育发展生产等。
比如说阎锡山，一直将旗下的山西治理得井然有序：开办学校，禁止鸦片，修建公路和桥梁，促进卫生事业，采用各种方案开垦和灌溉土地，以提高耕作水平。美国着名历史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曾经写道：“他的旁边坐着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他按照外国的风格宴请宾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银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叠成玫瑰状、鸟状和宝塔状。饭后，由侍从拿着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护卫着客人穿过洒满月色的花园。”看得出来，在西方人眼中，阎锡山应该是中国少有的彬彬有礼，做事认真，有着某种新思想和新行为的军人。
在南方，陈炯明算是第二代军阀中的佼佼者。在很多人眼中，陈炯明能够表现出中国官员中少有的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求实精神和行政长官的能力，这似乎来自他所受到的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陈炯明是秀才出身，晚清时即是维新改革派，并任广东咨议局议员。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炯明组织一支军队攻占惠州，开始其军旅生涯。他主政广东期间，一直致力于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同时提倡新文化运动，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使广东成为民国初年的模范省。在广东，陈炯明所做的最大一些事情，就是着手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五四后特意聘请了影响力巨大的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在陈炯明的蓝图中，广东自治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实行地方自治，第二步制定省宪，第三步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为中国各省创立榜样并推进中国联邦制的建立。
与陈炯明一样归类于南方佼佼者的还有广西的李宗仁。李宗仁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年轻时进入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后来参了军。在军队中，李宗仁很快以自己的聪明务实脱颖而出，成为桂系领袖人物。在其后的混战中，李宗仁审时度势异军突起，以开明有效的政策促进广西的发展。到1926年底，李宗仁与白崇禧、黄绍闳等三人控制了广西全省，同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随着第一代军阀的式微以及第二代军阀的崛起，各地区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扑朔迷离。除了这些军阀之外，很多省又出现了地区性的小军阀，自行划定防区，征收捐税，相互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百姓生命财产全无保障。这当中尤以处在南北之间的湖南、四川、陕西、福建等省为甚。比起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这些手握武装的军人们，更有表里不一的治世韬略。在很多时候已成为借口，目的是割据一方，与中央对抗。军阀们良莠不齐的品行和动机，使得政治主张泥沙俱下很难判断了。
乱世之中，一些军阀相继死于非命，成为永远的哑谜。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事件，一是江苏督军李纯在1920年10月12日突然死于江苏督署内；二是1921年8月，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于督军署内。“长江三督之一”、直系实力派江苏督军李纯死于非命那年仅四十六岁。李纯是天津人，年轻时曾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不久便跟随袁世凯编练新军，标准科班出身、小站班底。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李纯“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雄武”，属于“勤勉细密、精明干练”风格。李纯因镇压“二次革命”有功，升任江西都督。冯国璋在1917年去北京做大总统后，将李纯调任江苏督军，掌管江苏、安徽、江西军事，地位相当于清朝的两江总督。有关李纯之死，北京政府官方发布消息说是因为国家分裂、政事不修，进而愤然自戕，并留有遗嘱为证。不过很多人不相信官方说法，传闻满天飞。有一种说法是李纯的小妾与他的马弁（又有说是参谋副官）私通，不巧被李纯发现，慌乱之下，马弁竟将李纯击毙；另有人说，李纯暴死是因为被北京政府授了苏皖赣巡阅使，但安徽、江西不服管制，李纯因此受了刺激，精神失常开枪自杀；还有一说更具传奇，说李纯和养女有染，养女婿不甘受辱，愤然将其刺死……众说纷纭。
另外一个自杀的督军是曹锟手下的阎相文。阎相文原本是直隶第二混成旅的旅长，1921年6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前锋直捣西安。到了陕西任职之后，阎相文莫名其妙服食过量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有人解释阎相文是不堪压力精神崩溃所致，也有人说是冯玉祥下的毒手。继任阎相文担任陕西督军的，就是那个高大魁梧的平民将军冯玉祥。
阎相文自杀后一个多月，也就是1921年10月1日，退位宣统皇帝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自杀。皇宫传言，瓜尔佳氏是与端康太妃发生争吵吞食过量鸦片中毒身亡。太妃希望溥仪娶民国总统徐世昌女儿为妻，瓜尔佳氏则属意另一位佳丽。另外一种说法是溥仪对太妃不敬，不大理会宫廷礼仪，招致太妃不满，责怪溥仪的父母。瓜尔佳氏性情刚烈，受不了委屈便吞了鸦片殒命。不太长的时间里，竟然有那么多显赫自杀，至少可以说明时局的纷乱，说明不明不白力量的迂回横行。
随后那段时间，北京和各地的形势相对比较平静，各地休养生息，军人一直练兵准备打仗；政客们演示嘴皮忙于上台下台；文人们发文呐喊，鼓吹新文化运动；至于工人农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为自己的困苦生活殚精竭虑。同时期的《申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旧之北京》的时评说：“北京之内阁曰新内阁，其总理曰新总理，其国会曰新国会，皖直战争之崭然见头解者曰新人物，段派失败后取而代之者曰新势力，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几无一而不新。……然所谓新内阁总理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内阁总理，所谓新国会者仍是安福时代之国会，所谓新人物者仍是武人，所谓新势力者仍是武人。今日都中所见所闻，实无一而不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所谓矣。”
仍有很多事物在悄然变化，一些东西像野草一样葳蕤生长——1920年底，一个叫作埃尔西·弗格森的美国百老汇女演员来到中国，这可能是第一个来到东方古国的美国女明星。《纽约时报》对弗格森此行给予了充分报道，在涉及这位美国女明星对中国的印象时，《纽约时报》写下了一段富有诗意的言语：这位美国舞台剧和电影明星在她的东方之行中，对于中国女性和她们奇怪的生活态度非常感兴趣，觉得比其他事都更有意思。弗格森女士从热闹纷嚣的纽约走进中国人家，与和平安静的中国女人交谈时，她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飘雪和凝固的时空。弗格森女士说：“我好大一阵儿才习惯这种平静的气氛。从一开始，我完全被中国街道上嘈杂尖锐的噪声给惊呆了。但是，当我剥开城市的外壳，就会来到一个充满智慧和宁静的地方。中国人有快乐的天性。你虽然看不到外在张扬的生机，然而他们的快乐充满平静和舒缓，还有对自己能力的温和的认知。”女人更关注的还是女人，埃尔西·弗格森惊奇地发现：中国女人每天陷入简单的琐事当中，她们对丈夫百依百顺，就像小狗对主人一样；富门豪宅中的中国女人为自己能够撑起一个大家族深感骄傲，她顺应世事的变化，从不多问，只是一味地接受命运的侍候，也不担心离婚诉讼，但她们也没有改变的勇气。她们的基本生存法则就是循规蹈矩。
弗格森此次来中国，主要是考察中国的戏剧演出市场。在北京，弗格森观看了梅兰芳饰演的《霸王别姬》，不禁为中国人醉心于戏剧的情境感到惊叹，那种台上台下共同形成的巨大而热烈的“场”，让弗格森羡慕不已。不过在弗格森的印象里，中国戏剧仍显得有些原始，剧情晦涩难懂，舞台布置也令人困惑。弗格森说：“我发现中国人喜欢看电影，人们坐在长条木凳上，中国人似乎最喜欢情节剧。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对滑稽喜剧的反应最强烈。他们看到美国喜剧也会乐得前仰后合，用手大拍着凳子，笑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开始走出国门。1919年，当时最着名的京剧演员就曾访问日本，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这为梅兰芳在数年之后去欧美和俄国展示提升了信心。
在上海，一部叫《中国的瓷钟》的电影由美籍华裔导演詹姆斯·梁（JamesB.Leong)在1921年制作完成。为了拍摄这部电影，詹姆斯·梁专门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制片公司，其宗旨是将真实的中国搬上银幕，还原中国人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以修正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这部《中国的瓷钟》是梁先生的首部影片，它将中国发现瓷器的历史编得绘声绘色，充满神秘气息，同时又很浪漫。影片有很多中国人生活的场景，包括战乱、抽鸦片以及奇特的赌博之道等。公司总裁梁先生熟悉中国生活和语言，通晓英语，曾作为技术指导参与拍摄过影片《凋谢的花朵》、《红灯笼》、《异教神》、《神秘的脸》等。这样的电影，只是中国在发展中的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个叫作西德尼·D.甘博的美国基督徒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北京：一份社会调查》，甘博认真积累了很多关于北京人口的数据，包括收入情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及有关治安服务和孤儿院建设方面的重要事宜。在书中，甘博还选取了他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五十幅照片，这些照片是他从自己在中国拍摄的两千五百张照片中选取的。场景有：参加示威的学生被逮捕；以制作家具为业的盲人正编织急需的椅子，转动着他们那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刚刚从受奴役或卖淫的生活中被解救出来的女童低着头温顺地站成一线，只有两人受甘博手中照相机的吸引谨慎地注视着他这个方向；由六个贫困儿童和一个家长组成的乞丐家庭，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显然是共用一套衣服，其中一个自信地穿着裤子，而另一个则穿着一件衬衫，紧张地望着旁边不相干的事情，敞开的衬衫无法裹住他正在发育的生殖器；二十个犯人在一间窄小的单身牢房里，斜望着突然出现的光亮……在甘博的镜头里，这一个中世纪的古国，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只是外部，还有镜头窥视到的内心。
这一年，在紫禁城，年轻的逊帝溥仪不顾众人反对，拿起一把剪刀，亲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这个爱玩爱嬉闹的文艺青年，还买了一辆小汽车，不过因为很少有机会走出紫禁城，这辆汽车很少能够使用，一直放在紫禁城的某个角落作为摆设。喜欢新事物的溥仪，还在紫禁城的寝宫里安装了一部电话，经常试着找到一些京城名人的电话号码，孩子气地乱拨一气，然后放下话筒哈哈大笑。溥仪甚至还化名邓炯麟向发行量很大的《益世报》投稿。邓是中国最普通的姓氏之一，“炯麟”可以解释为“闪光的麒麟”。《益世报》的编辑感叹于“邓炯麟”的才气，几乎全部刊登了他的诗作。不过自始至终，编辑和读者都不知道这个叫邓炯麟的到底是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