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晏青
亡国之君，从情理论，可分三类：暴虐寡恩，如秦二世、隋炀帝；昏庸慢懒，如李后主、宋理宗；懦弱无能，如汉献帝、晋怀帝。而若崇祯，以孤家寡人之力，只手尽除权奸，又宵衣旰食，握发吐哺，惓惓听政，孜孜求治，不沾酒色，不近物艺，而有兵临宫阙、江山拱手、白绫加颈之祸，自秦以降，绝无仅有，殊为情理所不忍。
史载，中国历朝历代帝王，批阅奏章最多者，清雍正第一，明崇祯第二。《明史》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明之亡，崇祯自结“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虽史论毁誉大异，但李自成、康熙皆持此论。李自成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神，闾左之脂膏殆尽。”赞之最盛，莫过康熙：“明代诸帝，乾纲独断，而权奸不敢上侵。统论一代规模，汉唐迄宋，皆不及也。”“崇祯之诛锄宦官，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耶？”
余以为崇祯之亡，原因有五。
神宗中期始，灾害频仍，以旱为主，各地交替，陕闽尤甚，凡四十年，至崇祯早已国疲民羸。国家无储粮，沟渠多饿殍，树皮尽而食土，饥民易子相啖。将惰卒衰，军心涣散，已成固结。崇祯末年又蝗灾、鼠疫大行，赤地千里，草叶不存，人口锐减，秩序大乱。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潭蛟龙生焉，山壑聚扯旗之众，众有干天之怒，朝廷少野战之兵，兵无缚鸡之力。如何回天？此其一。
万历名相张居正自高珙、徐阶、严嵩后大权独揽，其为能臣贤相，故天下大治，但乏身后之虑。其死，朝无重臣，神宗不理朝，官场渐植私党，以同乡分，以裙带分，以师承分，日滋茂盛，遂成树大根深。党派为重，朝政为轻。虽有东林赴大义者，亦是排斥异己。官吏攀亲结党，贪腐蔓延，不思国事日非，只知盘剥百姓。冰冻三尺，积重难返，安得不亡？此其二。
崇祯即位之前，只见宫闱龌龊凶险，视党争为争权夺利，视朝臣非寡廉鲜耻即陵谷心术，而成多疑之心；无名师指点历史得失，启迪智慧，培基铸根，亦不见国家旅弱民艰，而少胸中经纬。虽居深宫而惟谨，不言事而自安，但疑而好断之性已成。即位既幼，未经历练，而掌天下，始知朝无能吏，野少稼禾，国运日坏，危机四伏，而措手不及。对大臣因给其权而疑其心，终不逃或逐或贬或杀，对内官因其唯奉唯谨而亲信，终至小人趋而贤者避。崇祯朝共撤换大学士五十人，兵部尚书十四人，杀或逼杀督师、总督十一人，尚书五人，巡抚十二人。朝无忠臣勇将干吏，黄钟毁金瓯碎，不亡何待？此其三。
神宗不理朝亦不放权，至群臣无首，各攀虬枝，分庭抗礼，政出多门而不能一统，国家治理能力日蹇；熹宗不理朝全放权，至太阿位移，九鼎沦迁，乾坤翻覆，民无倚靠，数万太监自成朝廷，国政大乱；思宗理朝任权而不放，任而疑，疑而削，用之不专，更迭繁复，徒耗精力而国祚日衰，又复委信太监，自毁长城。神宗无行，光宗无寿，熹宗无状，思宗无术，五十五年忽张忽弛，时更时迭，大势去矣，国不堪变，民不堪乱，朝廷威信荡然无存，焉能不败？此其四。
崇祯恨党争而不能制衡，不威；好轻断而不辨忠奸，不智；盼大治而胸无城府，不才；思良将而不识忠臣，不明；滥威刑而寡恩义，不仁；轻诺而背，不信。如《明史》所批：“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时至势至，即为亡国之君。此其五。
综上所述，明之亡，既有天地时运之缘，又有崇祯自身痼疾之因。清兵叩关为腹背之疾，义军四起为脏腑之疾，旱蝗瘟疫为邪侵之疾，刚疑失当为心智之疾。有此四疾，无可救药。
无论君主、宪政、共和，为上者个人才气、品质至关重要。
昧主贤佞不辨，智愚不分；昏主刚愎偏执，拒纳孤行；明主知人善任，御下有术，进贤退不肖，兴利除弊，而有创造，而有昌大。君明臣贤，家国之幸。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圣人不以独见为明。”千古要义，今亦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