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十三帮（3）
三、宜昌的发展
从宜昌工商联1982年由冯锦卿撰写的《宜昌商业历史概况》中说：“川江水险，特别是下川东至宜昌一段，驰名中外的长江三峡都在这段水域之内，滩多水急，交通极为不便，原来进出川江航运货物，全靠木船运输，在宜昌过载转口。1858年川盐济鄂以后，航运更为繁盛，木船成批结帮拢岸，停泊宜昌江边，从上河街（备注：现在的沿江大道从三江桥向下到镇川门一带）一直排到二马路河坡，桅杆林立，鳞次栉比，在此揽载的民船数以千计，船工船民常达万人以上，宜昌商场就是顺应过载转口的特点而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有‘过载码头‘之称。“
根据李林撰写的《解放前宜昌手工业简介》记载，直到1949年宜昌解放，宜昌除了有一家5000千瓦的永耀电厂（备注：原址在现一马路城区供电公司附近），就只有手工业了。其中有：建筑、服装、织布、织袜、制线、棉絮、制革、制鞋、榨油、肥皂、机械翻砂、铁器、铜器、白铁、木器、油漆、竹篾制品、棕麻制绳、衡器、彩扎等行业，也就是过去常说的“九佬十八匠。“
可是这种划分似乎极不合理，还是《宜昌商业历史概况》说得明白，在“川盐济鄂“那个时代，宜昌的商业中心在鼓楼街（备注：现西陵一路靠长江一段）、锁堂街（备注：后来的尔雅街，因为兴建葛洲坝工程要开挖三江，就被彻底挖掉）、二架牌坊（备注：现在的**路），全城商户约1300家，行业以布匹、杂货、广货店资金较大。
1876年（清光绪2年），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外国势力开始得以沿长江而上，**到中国内地，宜昌就开埠了，一步步地成为英日美德法诸国向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扩张的桥头堡；1917年，宜昌商埠局成立，开始在城外修建道路，商业重心逐步向通惠路（备注：现在的解放路）、二马路、大南门正街（备注：原址在现在的世纪欧洲城一带）转移，洋行、公司兴起，依附于洋商的行业和商店也越来越多。
然后就是1920年和1921年震惊全国的两次“宜昌兵变“，数千变兵持械抢劫、公开洗劫全城，商界损失数百万银元，于是，“1922年，北洋军阀为开辟财源，开禁**，宜昌成为川滇黔三省**外运渠道的总枢纽，市场经济以**为中心畸形发展。“到1927年，那个贪赃枉法的县长赵铁公用烟税收入拆除宜昌古城墙，开辟出从一马路到大公桥之间的新的商业中心。关于这段历史，详见拙文《赵铁公到郭有明》里的详细阐述。
解放前，宜昌的发展与**息息相关。1889年（清光绪16年）清政府开始在川鄂咽喉的宜昌对**征税，允许公开交易，每年税收约300余万两银子；民国初期禁止烟土交易，到1922年恢复，宜昌成了全国最大的过载转口码头，每年的税收增加到千余万银元；1927年（民国16年），北伐军到达宜昌以后，废除私商土税号，改设两湖特税总处，不仅继续征税，还提高了税率，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自然就是金山银海，可是**对宜昌人的伤害尤为严重。
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监察委员周利生在1933年12月上书的《视察湖北报告》中更是指出：“仅宜昌一市，烟馆将及千数……其烟铺林立，烟客拥挤，男女老少应有尽有，四五岁小孩吸烟并不视为奇事，甚有一二岁婴儿亦须父母呵以**者。所以鄂西人民大多数烟容满面，车夫苦力固无论矣，即社会领袖、学校学生亦多面黄骨瘦，一望而知为瘾君子者。一切的一切，无不建筑于**之上，保安队也，公安局也，固以**税捐为其经营，甚至法院、党部以及中小学校，亦赖**捐以为补助，可说若无**即无世界。此种情形，闻者决不相信，见者莫不痛心。“
如此畸形发展和虚假繁荣景象的所谓宜昌商业的“黄金时代“在当时被吹嘘成“居沙市之上，直接重（庆）夔（府），为上游第一巨埠，商务向称繁荣“，自然就与汉口、沙市并称为湖北省三大商业中心。这样的**生意所带来的繁荣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占领宜昌以后才逐渐冷落下去，而**之祸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借助人民政府铁腕之力才得到根本根治和铲除，有人据此断定“新旧社会两重天，“当时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