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为这点琐事而与他发生争吵，因此，从这以后，墨水、纸张、封蜡、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自己掏腰包置办的，他从没有给我一分钱作为补偿。尽管如此，我还是将签证收益匀出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父。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来没有觊觎过这点钱。他对我很客气，我对他也不错，我俩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在我开始工作后，我发现这份工作并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样困难。原先我以为自己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是在一个同样没有多少经验的大使身边工作，并且他既无知又固执，我的良知与点滴知识本来是为国王和他服务的，他却好像故意跟我对着干。他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和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建立了良好的友谊。马利侯爵非常精明，如果他乐意，他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但是从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出发，他还是经常给蒙太居提一些好的建议。可惜这些建议都被蒙太居糟蹋了，因为他总想在执行的时候掺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结果反而将事情搞砸了。他俩要联手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尽管威尼斯人已经屡次声明会严守中立，但是他们却公开地向奥地利人供应军火，甚至还提供士兵，谎称这些人是逃兵。我相信，蒙太居先生是为了获得威尼斯共和国方面的好感，因而不顾我的再三抗议，执意要我在所有的公函中说明威尼斯共和国是绝不会违反中立的。这个可怜虫既愚蠢又固执，总是让我写些荒唐话，干些愚蠢事。既然他坚持要那么干，我只好服从。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难以忍受，几乎没法干。例如，他要求大多数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函都用密码书写，尽管这两种公函都根本不需要采取这种保密措施。我向他抗议说，每个星期五收到宫廷发来的公文，而星期六我们的回复就必须发出去，中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译解和编译密码的事情，而且我还有大量的信件要赶紧写完，以便让送公文的这个信使带走，因此这实在是太仓促了。对此，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每周四就着手回复第二天才送到的公文。尽管我向他指出这根本行不通，十分荒谬，但他却自以为这是一条妙计，因此我只好照他说的去办。在我余下的呆在他身边的日子里，我总是先记下他在一周内对我偶然说出的那些只言片语，以及我随意搜集的一些零星而琐碎的消息，然后根据这点很勉强的消息，我总能在星期四早晨向他提交定于星期六发出的复函的草稿。顶多有时候再根据星期五到来的公文匆匆忙忙地作些补充和更正，然后就作为我们的正式复函发出去。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笑的古怪想法，使他的信函荒唐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地步，那就是他将来自宫廷的消息发给阿梅洛先生，将来自巴黎的消息发给莫尔巴先生，将来自瑞典的消息发给哈佛古尔先生，将来自圣彼得堡的消息发给拉·施达尔迪先生。他有时候还让我将这些人发来的消息在字句上作少许改动，然后发回原处。在我呈请他签署的公文中，他只浏览一下送交宫廷的公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文他只签名而不看内容。他的这种做法给了我一点依自己的意见调整公文内容的自由，经我调整之后，这些公文至少还可以交流一点信息。但是，要想对最重要的公文作出合理的修改，则是不可能的。他有时候会即兴在公文上添上几句，害得我连忙返工，把原本拟好的文件加上这几句蠢话重抄一遍，并用密码来作装饰，否则他是不肯签字的。如果没碰到这种麻烦事，那真是要谢天谢地了。我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常想用密码在文件中加进一些与他的指示相异的内容，但又想到没有任何理由让我做这样不诚实的事情，于是索性就由他去自作自受好了，心想自己已经直言劝谏过了，无论如何已经对他尽到职责了。
我始终诚实、热情、勇敢地为他做这些事情，本来应该为此而获得他的另一种奖赏，而不是像我最后所得到的那样。上天赋予我善良的性情，几位最好的女人又给我良好的教育，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所有这些因素造就了我，现在正是我将它们表现出来的时候了。事实上，我也正是这样做的。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工作，身边没有朋友，无人指导，而且阅历浅薄，又被一群流氓无赖所包围。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生怕身边有一个正直高洁的模范人物来反衬出他们的污浊，因此竭力拖我下水，希望我跟他们同流合污。尽管如此，我却绝不与他们沆瀣一气。虽然我对法国不需要尽什么义务，但我依然效忠法国，并竭尽所能，更加忠诚地为大使效劳。我的职位相当显眼，但我做得无可指责，理应得到而且实际上也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尊敬，得到了和我们有联系的大使们的尊敬，以及所有在威尼斯的法国侨民的爱戴，就连那位领事也不例外，虽然我很抱歉地顶替了本该属于他的职位，并且这职位带给我的麻烦多于快乐。
蒙太居先生完全听命于马利侯爵，但后者并不乐意过问具体事务上的那些细枝末节，所以蒙太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要不是我，在威尼斯的法国侨民根本不会知道城里还住着这样一位法国大使。当人们向他寻求保护时，他总是连话都不听就将他们打发出去，因此人们逐渐对他反感起来。在他身边，或在他的餐桌上，我们见不到一个法国人，而事实上他也从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些本来应该由他做的事情，无论是向他还是向我求助的法国人，我总是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我可能会做得还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我的地位有限，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因此我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领事。领事带着家眷定居在这座城市，因此做事不免有些顾虑，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有些时候，当他畏首畏尾，不敢说话时，我便冒险地大胆与别人进行交涉，居然常常会取得成功。记得有一回我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好笑。巴黎的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的表演，竟然是由于我的功劳，这件事虽然让人难以相信，可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自己和女儿同巴黎的意大利戏院签订了合同，但在收过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却没有启程前往法国，而是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不急不忙地演出起来。科拉丽娜在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却吸引了很多人。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让他把这几位召到法国来。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只简单地说了一句“看看这个”，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指示，就不再管这事了。于是我去找勒·布隆先生，求他去劝说戏院的老板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勒·布隆先生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所以把事情办的很糟糕，徐斯提涅尼总是闪烁其辞，因此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辞退。我很生气。当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风衣，带上面具，让人载着我来到徐斯提涅尼的住所。所有看见我乘着带有大使徽号的刚朵拉抵达此处的人都很吃惊，因为他们在威尼斯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我走进门内，让人通报说一位带着面具的女士求见。当我一被领进去，我就摘下面具，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那位参议员顿时脸色惨白，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我用威尼斯话对他说：“先生，此次冒昧打搅阁下，我感到非常抱歉。但在您的剧院有一位名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被法国国王聘用了，我们曾经向您要过人，可是没有结果。这次我是以国王之名来向您要人的。”我这几句简短的话发生了效力。我刚一离开，徐斯提涅尼就跑出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最高法院审判官，却招致了一顿痛骂。当天维罗奈斯就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一个星期之内他不启程前往法国的话，我就会让人把他抓起来。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动身了。
另有一次在无人帮忙的情况下，我独自一人使一位商船船长摆脱了困境。那位船长名叫奥利维，是马赛人。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他的船员和一群为威尼斯共和国服务的斯洛文尼亚人发生争执，动起手来，因此他的船被禁止出入港口，除他之外任何人未经允许都不得上下这艘船。他向大使求救，大使却不理不睬，于是他转而向领事求救，领事告诉他这不是一项商务活动，因此他对此无能为力。奥利维船长不知如何是好，便跑来找我。我于是向蒙太居先生提议，可以由我来将这件事情写入备忘录提交给威尼斯参议院。我不记得蒙太居先生是否答应了我，以及我是否提交了备忘录，但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的这番努力没有奏效，禁令仍然没有解除。于是我另想了一个办法，这一次取得了成功。我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成报告插进了发给莫尔巴先生的公文中，我是费了老大的劲才让蒙太居先生同意我这样做的。我知道，我们的公文函件尽管并无拆检的必要，但是它们在威尼斯总是要被人拆检的，我这样推测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发现当地日报上逐字逐句照抄我们的公文上的段落。我曾经想让大使对这种非法行径提出严正抗议，但是他无动于衷。我把这个惹人生气的案件写入公文，目的是利用威尼斯人的好奇心，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放了这艘商船。如果干坐着死等宫廷对这个案件的批复，那么在批复到来之前，船长可能早就破产了。我不仅做了这些，还亲自登上商船去讯问船员。我是带着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一起去的，他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唉，这班可怜虫生怕得罪了威尼斯参议院。因为禁令规定我们不得上船，我就呆在刚朵拉上做笔录，高声地挨个讯问船员。我特意斟酌好提问的言辞，以使他们的回答对他们自己有利。我本想请帕蒂才尔提问并做笔录，因为这原本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他断然回绝了。他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我的名字后面副署一下都相当不情愿。我的这次行动看似有些冒失，可是却获得了成功。在外交大臣的回复到来之前，商船早就被放行了。船长想送一份礼物给我，我没有任何不快地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本来可以向法国人收的护照签证费都不收，难道我还会靠向你们出售法国国王的保护来赚钱吗？”他坚持请我至少到船上去吃顿饭，我同意了。在赴宴的时候，我是跟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卡利约一起去的。这个人既可爱又聪明，后来担任过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秘书，又任过代办。我学习历任大使的榜样，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当我毫无私心地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时，如果我能把所有这些烦琐的细节都做得井井有条，细致周密，不至于让我上当受骗，为别人出力而自己吃亏的话，那该有多好啊！但在我这个位子上，稍有差错就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尽量避免犯下任何对工作不利的错误。凡是与我的职责有关的事情，我总是做得极其有条理和极其准确。只是当被迫非常匆忙地翻译密码时，我曾经出过很少的几个错误，阿梅洛先生的办事员曾经对此抱怨过一次，但是除此以外，我从来没有因为工作上的粗心而受到大使先生和其他人的责备。对我这样一个做事马虎、经常考虑不周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当我处理起公事之外的其他事情时，我却有时会很健忘，并且十分粗心大意。由于我热爱公平，因此总是在别人抱怨之前就主动地承担责任。在此我只举一件事情作为例子，这件事和我后来离开威尼斯有关，并且它的后果在我回到巴黎后仍然能被觉察到。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斯洛，他从法国带来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条，这是一个名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写给鲁斯洛的一位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下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条交给我，看我能不能多少讨点钱回来。他和我都知道，威尼斯贵族一贯的做法是，回国后不还在国外欠下的债务，如果硬逼他们还，他们就死拖，耗费债主的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债主完全死心，最终放弃讨债，或者以讨回一点零头作为了结为止。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说说，查内托倒是没有否认这笔债款，但是拒绝还钱。经过长期的交涉，他总算答应了还三个西昆。当勒·布隆先生把借条交给他时，这三个西昆还没有筹好，我们只好再等下去。这期间我和蒙太居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准备离开大使馆。我将使馆的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但却找不到鲁斯洛的借条了。勒·布隆先生向我保证说，他已经将借条交还到了我的手上。我知道他很诚实，不会说谎，但我完全不记得我把这张借条搁到哪儿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于是我就请勒·布隆先生到他那儿去，让他开一张收据，或者劝说他写那个借条的副本，然后把那三个西昆取回来。但是当查内托得知借条已经遗失后，这两种办法他都不接受。我只好自掏腰包，拿出三个西昆付给鲁斯洛，以抵消借条上的债款损失。鲁斯洛不接受这点钱，他把远在巴黎的债主的地址报给我，让我跟这个人商量这件事。但是这个假发商人在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让我要么交还借条，要么付清借条上的全部款项。闻听此言，我不禁怒火中烧，真想不惜一切代价找回那张该死的借条。但是最后我还是用自己的钱付清了这二百法郎，而这正是我手头最紧的时期。就这样，借条丢了，债主反而全额收回了欠款，而如果借条找到了的话，他会连查内托·那尼阁下先前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拿到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