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人家可丽可比你们家青儿能干多了。”晚上下班，一进屋，便看到躺在客厅沙发里看电视的刘冬子。
“她来了？”我一边换拖鞋一边问。
“嗯，在厨房弄菜呢。”刘冬子说。
“文涛也在里边？”
“没有，”刘冬子说：“他跟赵健下楼买啤酒去了。”
“你怎么不去？”
“我昨晚加了半宿班，累的胳膊疼。”刘冬子挤出一脸痛苦的表情说。
我换完拖鞋，进了厨房，便看到一位穿红色运动服的女孩子正在里面忙着洗菜、改刀。
“来了，你是可丽吧，我叫柳季民。”我打招呼说。
“嗯，”那女孩子停下手中活计，笑着说：“总听文涛提起你，你是记者对吧！”
“是，”我说：“有什么活需要我干的？你吩咐，我弄。”
“不用，没多少活儿，你到外边歇着吧。”
“别，那多不好意思，要不这样，我来洗菜吧。”说着，我便挽起袖子要下手。
“真的不用，”可丽拦住了我说：“你到外边歇着就行了，这点活不算什么的。”
我从厨房出来，刘冬子看着我笑，“被撵出来了吧，”刘冬子说：“我刚才要进去帮忙，人家可丽也不用，这丫头，能干，不像你们家青儿那么娇气。”
“长的挺漂亮，”我压低声音说：“难怪文涛要着迷。”
“你能给她打多少分？”刘冬子也压低声音说。
“一百。”
“这就给满分了呀？你可真没名儿。”
“那你说该给多少？”
“顶多也就九十五吧，”刘冬子一脸坏笑地小声说：“脸蛋还行，但身材不能给高分，她腰有点长。”
“靠，你观察的还真仔细。”
晚饭很丰盛，虽然都是些猪肉、牛肉加蔬菜组合出来的家常小炒，但可丽的厨艺确实不错，炒出的菜品色香味俱全，一看就让人有食欲。赵健启开四瓶啤酒，我们哥儿四个每人手把一瓶，对着瓶口往嘴里吹。这顿饭吃的大家非常高兴，我们很久已经没有这么热闹过了，生活的压力像座无形的大山，压弯了我们年轻的脊梁，也许只有朋友和酒精，才能让我们的内心享受到片刻的轻松与放纵。
可丽不会喝酒，话也不多，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安静的坐在那里看我们喝酒、开玩笑。
赵健量浅，第一个喝高了，脸红的像庙宇里的关二爷。喝高了赵健开始胡言乱语，指着刘冬子肥胖的大肚子，笑话刘冬子像个怀孕妇女。
刘冬子也不生气，说：“你说我啥难听的，我都不敢还嘴，我怕你，我怕你一拳头过来，砸断我的鼻梁骨。”
刘冬子说这话的时候，我们都笑。赵健也跟着大家笑，笑过，一脸茫然地问：“我说过要打你吗？”
“说不说都一样，校长你都敢打，还能不敢打我？”刘冬子说。
“校长？”刘冬子仍挂着一脸茫然，问：“跟校长有什么关系。”
“高了，”文涛说：“大健是真高了。”
“段小琪是谁也想不起来了吧！”刘冬子开玩笑地说。
“靠，她是一头会说话的小母猪。”赵健大着舌头说。
“还行，”我说：“喝的还不算太高，还能认出段小琪是谁。”
我们都笑，笑罢，又对着瓶子吹起来。
喝到后来，我们都高了。四箱啤酒，一瓶没剩，我都记不得自己是怎么爬上床的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头疼欲裂，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翻身下床，一溜小跑冲进卫生间，抱着马桶一顿狂吐，吐了半天，这才觉得舒服了些。
从卫生间出来，见到客厅、厨房里收拾的干干净净，餐桌上还放着四付碗筷、四袋牛奶以及面包、饼干等早餐，想来这一定是可丽的功劳吧！
袋装奶是“放牛娃”牌的，这种牌子的牛奶味道不错、价格便宜，在本地的销售量一直是很大的。以前不知道“放牛娃”生产回收奶的时候，我也常喝它，但是现在当然不会再喝了。我把桌上的牛奶收拾起来，丢进垃圾桶，泡了壶咖啡放到餐桌上。
我现在还不想吃早餐，刚刚出完酒，胃里的难受劲儿还没完全下去。
我正泡咖啡的时候，文涛也醒了，眼色苍白，头发乱的像鸡窝，睡眼腥松地走了出来。
“醒了？”我说。
“醒了。”文涛说。
“可丽呢？”我说。
“昨晚就走了吧？”文涛揉着红肿的双眼说：“我喝的稀里糊涂，她啥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
“没留她过夜呀？”我说。
“靠，我们关系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文涛说。
“装，净跟我装。”
“这有啥可装的？”文涛说：“对了，怎么样，我女朋友长的还算可以吧？”
“嗯，没的说。”我说。
“艳福不浅呐文涛。”我们说话的声音吵醒了睡在客厅的赵健，他打着哈欠插嘴说。
“不跟你们闲扯了，我要换衣服出门了。”我说着话，挠着发紧的头皮回了自己屋。
“你不吃早饭啦？”文涛说。
“不吃，”我说：“对了，以后大家不要喝‘放牛娃’。”
“为什么？”赵健问。
“不卫生。”我说。
周末的城市街头，难得呈现出一丝悠闲的气息。马路上的车流锐减，就连十字路口也不见了塞车的景象。人行道上，行人稀疏，只有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人，搬着小马扎，三五成群的坐成一小堆一小堆，侃大山、下象棋或者打扑克。
公交站点上，没有了挤车上班的人群，只是偶尔会有一两个送孩子去参加各种补习班的家长，在站点上伸长了脖子，露出焦急的神情等车。
我找到了一座电话亭，插入磁卡，拨通了宋厂长留给我的手机号。
“稿子看完了吗宋厂长？”我在电话里说。
“看了，看了，不过，我们厂的情况真的不像你们写的那样。”电话里响起宋厂长的声音。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我说：“不然我们不会这样写。”
“这个事这个事是这样，”宋厂长在电话里吱吱唔唔地说：“我们厂上下五百多口子工人，再加上下面各乡镇的养牛专业户，全靠着这个厂子吃饭呢，你们你们若是把这篇报道捅出去，那咱这厂子还不得马上就黄了呀？所以，还请记者同志发发善心，别一下子让咱们这些工人、养殖户丢掉饭碗子”
“这个情况我们早就考虑到了，所以才会提前给厂长你打电话，要不然，我们管你那套，采访完直接就把稿子发出来了。”我说。
“是啊，是啊，这我知道，”宋厂长听我的语气有所松动，急忙顺竿子就上，说：“柳记者要是能在这件事上放我们一马，我们全厂上下一定感激不尽。”
“嗯，”我故意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我们确实考虑到了你们的难处，不过，我们自己也有难处，现在报社里，记者也不容易，全是在靠稿子吃饭，写不出好稿子，就拿不到奖金，就没钱吃饭，说实话，你们厂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是发出去，绝对能评上好稿，要是不发，奖金这块儿，我们可就损失大了。”
“我们补，我们补，”宋厂长在电话里忙不迭地说：“柳记者损失多少，我们一定加倍给您补上，这么着，柳记者有什么要求，咱们现在就见面谈，怎么样？”
“好吧，”我故意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十五分钟后，咱们青雨轩茶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