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待时”往往被人视为“美差”，而“藏器”即被人目之为“畏途”，何也？前者甜滋滋，后者劳苦难耐。隔壁念初三的阿九，终日浪荡走狗飞鹰搓麻将，人劝其珍惜时光奋发向上，他说：“我是三年不鸣，要鸣就一鸣惊人。”问他何时才鸣，答曰：“早着呢，时机还不到嘛。”一语未了，又继续搓他的麻将了。这样的“待时”者，鬼才让他成功！倒是用得上那首打油诗中的这几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可悲的阿九恐怕这辈子也难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待时”固重要，“藏器”价更高！
朋友，你想在事业上成功吗？好好“藏器”而“待时”吧！成功的“时”总在你那刻苦的“藏”和耐心的“待”中光临。
（1990.10）
（第六章）颟顸与认真
一年前写了一篇《假如司马炽潜心杀猪卖酒》的杂文，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皇帝司马衷之子精谙于杀猪卖酒然而偏要当皇帝，结果一命呜呼发了一通感慨。由于资料上未标明这位擅长杀猪卖酒的皇帝的名字和帝号，于是急急从“中国历代纪元表”上查找到西晋惠帝司马衷之下是怀帝司马炽，于是便有了那篇奇文。幸好投进邮筒后石沉大海，尚未误人子弟。近日偶翻典籍，方得确凿史实：这位杀猪卖酒的是太子，而不是皇帝，不是司马炽，而是“司马遹”。
随随便便，想当然地给一个历史人物安上一个名字，实在是颟顸得可以。说到底，还不是缺少那种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而古今中外的醇儒巨匠们，哪一位是颟顸治学的？法布尔（法国昆虫学家）为掌握昆虫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常常俯伏于地上详看细察，一伏就是整整一天。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了一条小小的注释，遍查各种工具书，翻阅了大量图书资料，甚至托人到日本买《美术百科全书》；清代经学家阎若璩，读《尚书古文二十五篇》，疑是晋人梅颐之伪作，钻进书堆典籍中考证、研究达三十余年，终著出《尚书古书疏证》，揭开了伪古文之谜，可这时他的头发已全花白了。这才是像做学问的态度。
做学问难得认真，治国理政断狱更难得认真。“一浴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卧薪尝胆”，“抱冰握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不是认真之写照。清人张伯行（官至苏、闽巡抚）向诸属下颁发的《禁止馈赠送檄》一文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其“认真”之境界千古难得。陈康祺《即潜见闻》中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故事，那位执法者将苏州名儒，前朝“探花”叶方蔼毫不给情面地革掉功名，理由是谁叫你欠赋税折合银子一厘（即一文钱）？叶不服判，上书投诉康熙，被康熙驳回，照样认真处理。倘今时执法之人都如此这般地认真，腐败现象、不正之风不难绝矣！
做学问，干事业，治国理政需要认真，然而“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这，恐怕也就是某些人士干起事业来喜欢颟顸的原因吧。
（1992.4）
假如司马遹潜心杀猪卖酒
西晋有个不寻常的公民叫司马遹，乃系大名鼎鼎的痴呆皇帝司马衷之子。此公智商远胜其父，虽说不爱诗书琴棋却喜欢做买卖。他在宫中让人同他一起杀猪卖酒，苦练数载，竟练出了可以用手估掂肉的斤两，不差毫厘的功夫！遗憾的是，此公后来偏偏不继续“深造”而要去奋斗当皇帝（当然这是由世袭制度所误），结果闹得一塌糊涂，到头来自己也呜呼哀哉。
我真为此公可惜，倘若此公不去奋斗坐那金銮殿而潜心杀他的猪卖他的酒，潜心发挥他的专长从事服务业，那么他很可能要捧走“最佳屠户”，“最佳服务员”之金奖的。可偏偏“皇本位”思想严重，硬要去当什么“鸟皇帝”，弄得国破身亡，一身技艺付诸东流。
“司马遹”式的悲剧并不少见。北宋的赵佶先生书法画艺相当出色，做个名书法家不成问题，可偏偏非要当“徽宗皇帝”不可，结果落得个“靖康之耻”；后唐的李煜，本是个甚有前途的词人，却放着“文章千古事”不做，偏要当“皇上”，抱美人唱“后庭花”，最后做了人家阶下囚。可以肯定，马司适式的人士假如潜心“杀猪卖酒”或作画写诗弄翰墨，使其“专业对口”，那么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无疑要比做太子、当皇帝大得多，只因为当了“鸟太子”、“鸟皇帝”才埋没其专长，毁灭其前程。
人才的“学非所用”，专长、专业不对口，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莫大浪费，也是社会和人才本身的悲剧。不难设想，让张飞去管幼儿园，叫诸葛亮挺长矛去迎敌，让李逵去当外交部长，那光景又该如何？
幸好，如今人们都懂得了“人尽其才”的效益观念。某友，放着农场场长不干，去当猪官，仅一年便外贸出口数百只，创汇数万，拿他的说法是：“养猪更能发挥我的专长。”有位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的掏粪女工，当了一阵儿的官便觉腻，于是辞了官重返掏粪第一线。旁人异而问之，答曰：“让我干适合我特长的工作，才是对我的真正重用。”瞧，在社会效益观和个人价值观上，他们不知要比当年司马遹们的高明出多少倍。
遗憾的是，“人尽其才”，这个“人才学”的基本原理至今尚未为某些人士所接受。明明身怀那么“一技之长”，却弃之如敝屣，趋之若鹜地去“挤”去“钻”压根儿不能发挥其专长的“官场”或别的什么“场”。有位著述颇丰、小有名气的文艺评论家弃文从商，当了什么集团公司的老总，时髦是时髦了，可就不是经商赚钱的料，结果亏空累累，债台高筑，奈何天宣布破产倒台。
看来，“杀猪”的还是最好去“杀猪”，“卖酒”的最好还是去“卖酒”，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旁趋博骛而丢掉了专业专长，那实在是有点儿当年司马通的味道了。
（1991.9）
受妒也是幸福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的这句诗，道出了受妒遭谗者痛苦、愤恨的心境。在“飞短流长”面前，多少贤士能人忧心忡忡，泪下悄悄。岂止是“忧心”，“泪下”，还有“妒杀人”的，当年楚怀王的美人郑袖的一句妒言就要了魏美人的鼻子。
遭妒受谗至祸，历来是人最痛苦之事。然中国著名艺术家潘玉良女士却另有所论：“能永远叫人妒嫉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真是独具胸臆，石破天惊。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潘玉良担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一次讲学时，有位偏心眼的文士煞有介事地说她出钱请人作画来举办个人画展云云。面对这妒火中烧的诋毁挖苦，潘玉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而是坦然自若，微微作笑，当场轻舒玉腕，挥毫作画，传神写意。时许，便画成一幅个性栩栩的自画像，用无声的艺术珍品来回敬那龌龊的妒火流言！顿时举座皆惊，那文士窘得满脸通红，连连鞠躬谢罪而逃。妒嫉和谗诼给她带来的并不是“泪下悄悄”什么的，而是一种自豪和幸福。潘玉良正是持这种哲学去干事业做学问，因而能够在那个“人心惟危”的世界自强不息，坚韧奋斗，终于成为第一位以雕塑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家。
今天，早已不是那个“人心惟危”的时代了。然而，妒火远远没有绝灭，还照样在烧得人“泪下悄悄”。因此潘玉良那种“受妒就是幸福”的哲学就不失其隽永的意义。“祸兮福之所倚”，受妒虽说是一种“祸”，但恰恰说明你在学问和事业上已出了“类”，拨了“萃”，早已为人所艳羡和眼热，焉不为“大福”乎？“宫中妒杀人”固然是“忧心”之事，但也大可不必因此叹息，萎靡乃至自毁，无妨像鲁迅那样坚定自苦，“白眼看鸡虫”，将这“妒火”，目之为幸福的象征，化作激我斗志，催我奋发的动力，创造出更加令人妒嫉的成绩，让爱“妒”的人儿都来“妒”吧，你妒之越深，我便“福”之越大，建功立业越发来劲！这才是事业上的强者应持的态度。
“珍惜”它吧，受妒也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没有一点地方叫人妒算什么出息。
（1989.10）
假如人能活到二百岁
公元18世纪末的一天，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病卧床上已奄奄一息了，临终她有气无力地说：“假如我能活到二百岁，整个欧洲定会归入俄国的版图。我要建立一个包括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拉斯特罕在内的大帝国……”
好一个野心勃勃，狂妄至极的女沙皇！行将就木还忘不了吞并掠夺，此人倘若真的活到二百岁，世界可要遭大殃。
叶卡特琳娜二世这番话虽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然而它从另一角度给人们以这样的启发：假如人都能活到二百岁，那该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假如人真的能活到二百岁，那么荷马可以写出更长的壮丽史诗，塞万提斯可以写出第三部、第四部《堂·吉诃德》，巴尔扎克可以完成他那由一百三十九部长篇组成的《人间喜剧》；假如人能活到两百岁，曹雪芹可以写完他那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鲁迅也可以著出比《阿Q正传》更辉煌的鸿篇巨制。
假如人真的能活到二百岁，那么达·芬奇可以画出更多更美的《蒙娜丽莎》，米开朗琪罗可以塑出更多更健美的《大卫》，肖邦也可以谱写出比《葬礼进行曲》更为震撼人心的乐章，卓别林也可以多奉献给人们以更多更出色的“摩登的笑”。
假如人真的能活到二百岁，爱迪生、诺贝尔可以有更多的奇迹要出现，牛顿可以找到比“万有引力”更伟大的定律，爱因斯坦也可以继其“相对论”又发现什么论……
然而，人又怎么能活到二百岁呢？在现在这只是美好的幻想（当然将来科学发达了就很难说）。古今中外，多少伟人志士死前拊膺长叹大业未竟人生苦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丹麦天文学家布拉赫终生的奋斗目标是“观察一千颗星”，然他只观察到七百五十颗时，便带着美好的愿望遗憾去了。
有人给人的一生算了这么一笔时间账：“小儿及求学占十八年，从十八岁工作到六十岁退休的四十二年时间里，睡眠需十四年；吃饭用去三年，看书二年，闲聊、无所事事三年；文体娱乐四年，家务劳动二年；上下班途中还要花去三年，真正为社会工作的时间为十二年。”这种“账”的算法虽然不见得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总可以看出人的一生的短暂性。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时间也实在是一个有限的常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的事业是无限的。怎样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到无限的事业中去呢？恐怕只有这么一条：节时惜阴，只争朝夕，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工作学习。这一点，咱们的先人深有所得：“白日不与吾谋”（韩愈：《复志赋》），“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杂诗二十首》）
珍惜寸阴，只争朝夕吧，因为人是活不到二百岁的。
（1991.1）
“白马王子”缺什么
在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职业能比得上企业家够神够威够力的了。大大的财、粗粗的气，出门有专车，随同有秘书，通话有“大哥大”，还时不时在报刊杂志电视上露露脸。难怪有人要说当代企业家是在大经济时代应运而生的“白马王子”。
不过神仙也有烦闷时，当代的“白马王子”们也总有所愁，有所缺。愁什么？缺什么？还不是这“老三样”资金，技术，人才。盖如今市场经济，万帆竞发，百花争春，说到底还是资金技术人才的竞争。只要到企业家中走走。企业家们诉苦诉得最多的就是这“老三样”。
然而本埠房地产大亨K君却有不同凡响：“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最大的愁是为自己的才疏学浅而坐卧不安。”
“这些年，我在咀嚼了种种失败经受的苦闷后，深感单凭血气之勇的企业之舟，已难以在商品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大海洋中乘风破浪了。我恨我知识太少。第一次被‘读书’两字诱惑得浑身躁动。几年来我先后参加了大学法律进修班和经济贸易管理系学习，其业余时间几乎全被读书占满。”
“我如此下气力啃书本，未免招来不少嘲笑声。然而当我捧回两张鲜红的大学文凭时，我的企业已是活力大增，效益翻番，我还两次运用学到的法律知识为自己的企业打赢了官司，嘲笑我的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而我说，知识就是时间，知识就是速度，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效益。广博的知识会给企业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K君说得太好了。
再看看K君周围的那些“白马王子”，也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往大学里钻，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人问这是何苦而来，回答得相当实在：咱这是补补课……
不禁想到另一些“白马王子”。年纪轻得不得了，精力充沛得不得了，财大气粗得不得了，灯红酒绿潇洒也玩得不得了，可就是脑子里一样东西一一知识少得不得了。于这号“王子”，有时间有精力有钱财尽往享乐、夸富、斗富、奢侈上使，对知识的投入却一片空白。“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人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依照但丁的观点，这号“白马王子”就实在有点“悲夫”了。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如果说如今百万、亿万富翁们还缺些什么，那么最缺的东西之一恐怕就是知识了，知识贫乏的企业家终究要被汹涌澎湃，瞬息万变的商潮淘汰的。咱们的“白马王子”们，请多捧读些书吧！这是一种补课，一种深造，一种提高，更是一种完善。
（1993.6）
器量·名声·事业
“斗看容量，人看器量”。咱们中国的这一民谚，算是道出了咱们国人爱以“器量”论人的人品观。宽恕厚道，君子也。反之，则是“量小”，“非君子”也。
人之“器量”大小，直接关系着人之名声好坏。当年，李世民多次容忍其部下魏征的指戳批评，蔺相如容得廉颇三番四次辱骂，齐桓公容忍管仲一箭之仇。这等“器量”千古为人所称道。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人卡杜斯基在竞选中败给其对手布什后，立即致电祝贺人家荣任新职，事业兴旺发达。这种有“器量”之士名声也不错。而希腊神话中赫拉、雅典娜女士何以美兮绝世，而名声不佳？盖因她们的“器量”比豆粟还小，为争夺“最美的女人”之桂冠，便怒火中烧，闹搅得你死我活天翻地覆。中国近代那阿Q，器量也有些问题，长了块疮疤，便容不得他人说。一闻“灯”呀，“亮”呀便“怒目圆睁”起来，因此那名声也不怎样好。
器量与名声的这种“正比例”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而我还发现器量之大小对于人的事业也有着类似的“辐射性”。三国时的曹操，官渡大战刚结束，他的部下从袁绍府中搜出书柬一束，皆系许昌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的书信。左右谓之：“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而操却令：统统给烧了，“令反侧子自安”！众人愕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此事传出去，那些暗通绍者感激涕零，旁的人也更为折服。正是有了这种“器量”，威信骤升，美名远传，才使曹操麾下“精兵百万，良将千员”，开创了“横扫群雄，一统北国”的宏伟大业。
相反，“器量”小者则大不妙。袁绍其人便是一例。此公“心胸如豆”。官渡之战，谋士田丰于狱中书谏，一句“不可妄兴大兵”便使其气急败坏，定要“立诛扬尸”。幸好众官苦求方告免，但仍恨骂不绝。兵败后闻田丰于狱中抚掌大笑，勃然大怒，遂命人至狱中取田丰首级。如是“器量”，名声扫地也罢，事业也断然要一败涂地的。江东大都督周瑜，才华横溢，可惜那“器量”小了些。一闻孔明比他强，顿然天旋地转口吐鲜血，“一气”“二气”也罢，“三气”竟一命呜呼，这号人注定成不了大气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