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是尤为复杂的。今天，抛开政治的因素，仅从文学角度来看，毛泽东摘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古语，自谦之余，也是暗示江青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不要被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一直到毛泽东的晚年，他都没有忘记这句话。在1974年11月24日给江青的信中再次劝她“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并特别指出：“就思想而论，这是一篇好文章。”借此提醒江青，她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要过多地干涉别的事情。毛泽东此举无疑给欲壑难填的“第一夫人”再次浇了一盆冷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10—311页）
名句溯源：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出自《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难点注解：
先秦典籍中的许多句子在今天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使用的侧重点发生了转变。“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典型的例子。联系《孟子》的上下文，这里的“泽”，是“流风余韵”的意思；“斩”，是“断绝”的意思。该句大意是：君子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便断绝了；小人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也断绝了。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学生，我是私下向他的传人学习的。今天，“泽”多指“权力、地位、财富”等，“五世”是虚指，表示一个大概的时间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已经演化成和俗语“富不过三代”类似的意思。
摘用赏析：
196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将其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送毛泽东审改。她在送审报告上写道：“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17日，毛泽东写下了这个批语。
批语中提到的“这篇文章”，指的是《战国策》中的名篇《触说赵太后》。文章记述的是：赵国惠文君死后，孝成王幼年即位，其母赵太后代为主政。秦国乘机出兵攻赵。赵太后只得向齐国求援。齐国要求以长安君（赵太后最疼爱的小儿子）为人质，才可出兵。赵太后不忍，听不进大臣们的谏言。邦国危难之际，左师触入殿进言。他先以赵太后疼爱女儿甚于长安君开启言路，随后又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晓以利害，分析了众诸侯国没有一个能传位三代的原因：“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最后反问赵太后“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
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后，赵太后茅塞顿开，遂送长安君入齐为质。齐国当即履行出兵承诺，赵国之围旋解。长安君只身入齐，挽救了国家，受到了国人的褒扬，也在齐国得到了历练。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引发了人们对“子女教育的方法方式”这一问题的深思，在当时乃至今天看来，都有很深刻的启迪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楷模。
作为国家主席，毛泽东不但没有溺爱子女，反而比寻常人家要求得更为严格。为了将长子毛岸英培养成独立自主的劳动者，毛泽东很早就把他送到苏联去求学。回国以后又动员他到农村去上“社会大学”，实地了解中国国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亲手将他送到战火连天的战场去锻炼。当得知儿子为国捐躯的时候，毛泽东只能含着眼泪、忍着悲痛，默默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从小在延安就和大人一样吃黑豆，和同学们一样上下学，丝毫不搞特殊化。196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李讷已在北京大学读书，经常吃不饱。假期回家后，工作人员建议给她多争取点口粮，也被毛泽东拒绝了。他说：“她是学生，国家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对自己的儿媳妇刘思齐，毛泽东也是严格要求。1955年，刘思齐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理工科。由于之前学文科，加之对环境的不适，刘思齐感到学习非常吃力。1957年暑假回到北京，她便写信给毛泽东告诉其希望转学的想法。毛泽东很快给她回了一封信，尊重她转学与否的意见，但“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体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组织观念。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其实，毛泽东在疼爱孩子之余，之所以如此严格要求他们，就是害怕他们“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养成好逸恶劳的恶习。这样，老一辈革命家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极有可能会葬送在下一代人手中。毛泽东呼吁党内各级干部，包括自己，都要从严要求子女，让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在共产党人身上失效，使无产阶级政权江山永固。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
一日行恶，恶常有余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4—75页）
名句溯源：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出自《绘图增像西游记》：
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
难点注解：
《西游记》是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留下毛泽东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1891）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本书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叙述的是，孙悟空因三打白骨精被唐僧逐回花果山后，作法打死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千余猎人的故事。“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唐僧经常教导孙悟空要行善除恶的一句箴言，后用来规劝别人多行善事，不做恶事。
摘用赏析：
《西游记》是毛泽东读书生涯中最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他非常欣赏书中敢于冲破清规戒律束缚、同强大天庭力量抗争、与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主人翁——孙悟空。在他的著作、讲话中，也常常以孙悟空为例作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谈到与日本帝国主义开展包围和反包围斗争时，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会见陈立夫，谈话中以孙悟空自喻，批评了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的事情。说道：“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报告。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甚至在毛泽东的诗作中，也有取材孙悟空的作品。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不断向中国施压，苏中关系逐渐恶化。“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孙悟空形象又勾起了毛泽东思绪。1961年11月17日，他写下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惧压力的坚定决心。
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喜欢《西游记》，其原因不仅在于欣赏该书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认同作者讴歌的敢于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恰与自己的性格不谋而合。这一点，从他批阅与《西游记》相关研究文章中也能体现出来。
1954年2月，《人民文学》发表了着名作家张天翼《〈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在文中，张天翼对孙悟空这一敢于抗争的英雄进行了颂扬，认为“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作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都画上了一条横道。在最后一句“力量不敌而已”下画了两条横道。段末还画一个大圈。然后，又写下了“不读第7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批语。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童思高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文中，童思高认为《西游记》是作者“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
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其孙悟空的评价和引用虽然较多，但反映善恶观的评语，据现存史料来看，只有上述引文唯一一条。
就《西游记》具体情节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的最终目的是取得真经，劝人为善，达到佛门真谛。然而，在如何达到“善”的方式方法上，唐僧和孙悟空出现了分歧。唐僧以善求善，认为善是感化邪恶的不二法门。即使是因善而遭遇种种危险，甚至险些丢掉自己性命的时候，依然固守这一理念。而孙悟空不同，他主张对妖魔鬼怪主动出击，坚持除恶扬善的行事准则，不相信忍让和言语教化就能除恶务尽的哲学。因此，他多次与唐僧发生分歧。每次，唐僧都向他进行“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谆谆教诲”，甚至不惜念“紧箍咒”来惩罚“劣徒”。在行善问题上，毛泽东无疑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他认为，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观点，是乡愿思想。：
“乡愿”出自《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对这个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后用“乡愿”代指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毛泽东这个论断十分精准地概括了唐僧的性格特征。他之所以反对这种思想，是因为这种思想不但不能鼓励人们去同奸邪势力斗争，反而助纣为虐，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作恶之徒的嚣张气焰。而孙悟空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正是由于他坚持斗争，坚持武力降服妖魔，才多次挽救了唐僧等人的性命，并最终到达了西天，取回了真经。毛泽东称赞说：“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认为孙悟空的非“乡愿”思想，才是“此言果然不差”也。
联系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来看，信仰“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力革命思想的他否定唐僧“乡愿”思想而肯定孙悟空的做法并不为奇。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的一生也是在不断斗争、毫不妥协的实践中度过的。他从《西游记》中读出了人生的哲学，也从《西游记》中悟出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真知。这恐怕是一直到他晚年，还在书房里存放着五种版本《西游记》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