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哪，夏洛克——干哪！”迈克罗夫特叫喊着，整个人都跳了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接受这种解释。卖点力气吧！到案发现场去！查遍相关人事！用尽一切办法！你一生当中，还从未碰上这等机遇可以为国效劳。”
“行，行！”福尔摩斯说着，耸了耸肩膀，“来，华生！还有你，莱斯垂德，劳驾再陪我俩一两个小时好吗？我们先从阿尔盖特车站着手调查。再见，迈克罗夫特。傍晚之前我会让你能交上一份报告的。不过有言在先，你可别作多少指望。”
一个钟头后，福尔摩斯、莱斯垂德和我已站在地下铁道上，正是隧洞出口直抵阿尔盖特车站的那个位置。铁路公司派来一位举止谦和、面色红润的老先生做代表。
“小伙子就躺在这儿，”他说着，指向铁轨外三英尺远的一处地方，“不可能从上空摔下来，因为四周，你们看，到处都是障碍。所以，只可能打列车上来，而这趟车，照我们推算，应该在礼拜一午夜左右路过本站。”
“车厢里是否发现有格斗的痕迹？”
“没看出来，车票也不见了。”
“有哪扇车门是打开的？”
“没有。”
“早上我们还得到一个新证据，”莱斯垂德说，“有位旅客在星期一晚上11点40分，搭普通城际地铁经过阿尔盖特，他称刚刚在列车进站之前，只听轰隆一声，好象是有人摔到铁轨上了。可惜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当时他没有报告。咦，福尔摩斯先生怎么啦？”
作为枢纽的阿尔盖特站分布着一个交叉网。我朋友站在当中，脸绷得紧紧的，盯住隧洞口的铁路弯道。他目不转睛，犀利的眼神里满含疑窦，双唇紧抿，鼻孔轻颤，浓眉深锁，一副殷切而机警的面容，这些都是我如此熟悉的表情。
“岔点，”他喃喃道，“那些岔点。”
“什么？您的意思是？”
“我想再没有哪个铁路系统拥有这么多的岔点了。”
“嗯，极少。”
“还有弯道。岔点，还有弯道。天哪！如果真是这样！”
“什么啊，福尔摩斯先生？您找到线索啦？”
“一个想法——一种迹象，仅此而已。案情倒是愈发变得有趣起来。绝了，简直绝了，怎么能不拍案叫绝？我竟看不见铁轨上有任何血迹。”
“几乎没有。”
“可我推断伤得很重。”
“骨头碎了，但创口不大。”
“然而人们总该留心一下血迹。我能不能看看列车，就是曾经在雾中听见坠地声的旅客搭乘的那趟？”
“恐怕不行，福尔摩斯先生。列车先前已被拆装，车厢都重新挂配了。”
“我向您保证，福尔摩斯先生，”莱斯垂德说，“每一节车厢都仔细检查过。是我亲自负责的。”
我的朋友最明显的弱点之一，就是无法容忍那些警觉和智商都不如他的人。
“完全可能，”他说着便转过脸去，“我要检验车厢的时候，碰巧就没了。华生，我们已经做完了在这里所能做的一切。不必再麻烦您了，莱斯垂德先生。我想现在我们应该动身去乌尔威奇查查看。”
在伦敦桥，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电报给他兄长，也递给我过目。上面写着：
黑暗中闪现一丝光亮，恐稍纵即逝。请速派专人到贝克街守候，带上在本土的全部已知外籍间谍或国际特务名单，附详细住址。
夏洛克
“那应该是有帮助的，华生，”他补充道，而此时我们已经坐在奔往乌尔威奇的列车上了，“我们理当感激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他把一桩称得上是扑朔迷离的奇案托付给了我们。”
他那殷切的脸庞依然显露出强烈的旺盛的精力，正向我表明，某个新颖的极富启发的细节已打开一条振奋人心的思路。试想一只猎狐犬，垂着耳朵，耷着尾巴，懒洋洋趴在窝里的那副德性，相较于同一只狗，却目光如炬，脊腱如弓，沿途嗅猎追踪的这般雄姿——这正是从清早以来在福尔摩斯身上发生的变化。几个小时前，他还是有气无力、没精打采的样子，在迷雾笼罩的房间里，裹着黑灰色的晨衣，烦乱地徘徊游弋，而眼下却判若两人。
“有载体，有余地，”他说，“我太迟钝了，竟没意识到这种可能性。”
“可我还是两眼一抹黑。”
“谜底我也看不透，但我萌发一个念头，或许能带我们走得更远些。那小子是在别处遇害的，而他的尸体却落在一节车厢的头顶。”
“车顶上！”
“很惊人，对吗？可你再把事实推敲一遍。坠尸的地点恰好就是列车在岔道拐弯时颠簸摇摆之处，这难道纯属巧合？那个位置不正好导致车顶的物体滑落吗？可岔点并不会影响到车厢里面。要么尸体是从车顶掉下去的，要么就出现了绝妙的巧合。现在再来考虑血迹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体内的血液已经洒在别处，到铁轨上就流不出血了。每个细节本身都具有某种暗示。凑起来，它们便形成了合力。”
“车票，别忘啦！”我叫道。
“不错。我们原不能解释车票遗失的原因。陈尸车顶就说得通了。每件事都吻合在一起。”
“但倘若真是这样，我们仍旧远未揭晓他的死亡之谜。的确，案情没有变得简单些，反倒更加离奇了。”
“或许是，”福尔摩斯忖度着，“或许是。”他又深陷冥思，直至这趟慢车最终停靠在乌尔威奇站。他叫住一辆马车，从口袋里掏出迈克罗夫特的纸条。
“下午我们还得走访不少地方，”他说，“我想首先需要关注的，当属詹姆斯·沃尔特爵士。”
这位名宿的宅邸是一幢优雅的别墅，四周的绿地缓缓伸展到泰晤士河畔。我们抵达的时候，雾气正在消散，一道微薄的潮润的阳光穿透了云层。听见有人摁铃，男管家便出来开门。
“詹姆斯爵士，先生！”他神色庄重地说，“詹姆斯爵士今晨去世了。”
“天哪！”福尔摩斯惊呼道，“他，是怎么走的？”
“先生，或许您不介意进来，探望一下他的胞弟法伦廷上校吧？”
“好啊，求之不得。”
我们被引进一处昏暗的客厅，片刻后，走来一位五十开外高大贵气的男子，正是已故阁学的弟弟。他蓬头垢面，魂不守舍，完全看得出这家人正遭受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谈及家变，他的声音几近哽咽。
“全怪这桩可怕的丑闻，”他说。“我的兄长詹姆斯爵士，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能承受如此失责的事故。这令他伤心欲绝。对他所主管的部门，他总是以效率为自豪，这次却出现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本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澄清真相。”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这件事对他是一个谜，就如同对您和对我们大家一样。他已经配合警方报告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当然他毫不怀疑，卡多甘·韦斯特有罪。但其余的一切就不得而知了。”
“您不能对此案提出任何新的看法吗？”
“我本人一无所知，除了先前的所见所闻以外。我不愿失礼，可是您应该体谅，福尔摩斯先生，眼下我们疲乱不堪，也只好请您赶紧结束这次会谈。”
“完全出乎意料，”我的朋友说道，此时我们又搭上一辆马车，“我怀疑到底是自然死亡，还是这位可怜的老人自尽！如果是后者，可否视作因为渎职而受到良心的谴责？我们只得把这个问题留待将来。现在我们该转向卡多甘·韦斯特一家。”
市郊一幢结实的小屋庇护着失去了儿子的母亲。老太太失魂落魄，满腹哀伤，已无力接受我们的询访。而在她身边有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士，自称是维奥莱特·韦斯贝丽小姐，死者的未婚妻，也就是案发当晚见过他最后一面的人。
“我不知该怎么说，福尔摩斯先生，”她答道，“噩耗传来，我就没有合过眼，想啊，想啊，想啊，从早到晚，这到底是怎么啦？亚瑟是世界上最真诚、最仗义、最爱国的人。他要是会出卖交给他保管的国家机密，早就把自己的右手砍断了。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这事简直荒谬，反常，令人难以置信。”
“但那些证物呢，韦斯贝丽小姐？”
“是，是啊。我承认没有话说。”
“他缺钱吗？”
“不。他的生活很简单，薪水也够用。他还攒了几百英镑，我们本来要在新年结婚的。”
“没发现他受过什么精神刺激吗？嗨，韦斯贝丽小姐，对我们不必隐瞒。”
我的同伴已经敏锐地发觉她的态度起了一些变化。她涨红了脸，犹豫不决。
“是的，”她终于开口了，“我感觉到，他有什么心事。”
“多久了？”
“大概是最近这个礼拜。他有些神情恍惚，闷闷不乐。一次我追问他，他承认有事，还关系到他的工作前途。‘讲出来的话，后果对我很严重，即便是对你。’他说。我就再问不出更多的了。”
福尔摩斯神情凝重。
“说下去，韦斯贝丽小姐。即使可能有对他不利的，也说下去。我们还无法判断那会引出什么结果。”
“确实，我也无话可说了。好象有过一两次，他正想告诉我点什么。一天晚上，他谈起那个计划的重要性，我还有些印象，他说外国间谍无疑会为之偿付一大笔钱的。”
我朋友的脸色愈发阴沉了。
“还有呢？”
“他说人们对这些管理空子很松懈——一个卖国贼可以轻而易举拿到计划。”
“直到最近他才聊起这些吗？”
“对，没过几天。”
“现在跟我们谈谈最后的那个夜晚。”
“我们原本是要去剧院的。雾太大，坐马车也没用。我们步行，那条路就在办公室附近。突然，他飞快地钻进雾里走开了。”
“一句话没说？”
“他发出一声惊叫。就这些。我等着，可他再没回来。后来我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办公室开门之后，他们就来调查了。12点左右我们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噢，福尔摩斯先生，您哪怕只是，只是挽回他的声誉啊！这对他太重要啦。”
福尔摩斯痛心地摇一摇头。
“走吧，华生，”他说，“到别处想想办法。我们的下一站应当是遗失文件的办公室。”
“先前在这个小伙子身上就疑点重重，而我们的取证显得他更加的可疑。”他继续说道，此时马车已载着我们蹒跚而去，“婚期临近让他萌生歹意。他当然很需要钱。这个念头已经刻在脑子里，既然他都提到了。他把自己的居心透漏给那位姑娘，差一点让她也变成卖国的同谋。真是糟糕透顶。”
“但是，福尔摩斯，难道几个钱就让他丧尽天良了吗？况且，他为什么能把姑娘撇在大街上不管，径直溜去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对啊！的确有些矛盾。除非他们撞见某种不得已的情形。”
西德尼·约翰逊先生，那位高级文秘，与我们在办公室会面，并且接洽十分殷勤，因为我朋友的名片一向博得敬意。他是个带眼镜的中年人，身材瘦削，面容憔悴，嗓音粗哑，正蒙受的精神压力害得他双手抽搐个不停。
“出事了，福尔摩斯先生，出大事啦！首席官死了，您听说了吗？”
“我们刚从他家里过来。”
“这地方乱成一团。首席官死了，卡多甘·韦斯特死了，我们的文件被盗了。可是，当星期一晚上关门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还是跟政府系统里的任何办公室一样有效率。老天爷，想想真可怕！所有职员当中，那个韦斯特竟会干出这种事！”
“那么，您能肯定是他做的吗？”
“我看没别的解释。当然我本来是信任他的，就像对我自己一样。”
“办公室在周一几点下班？”
“5点。”
“是您关的门？”
“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那些计划搁在哪儿？”
“保险柜里。我亲自放进去的。”
“这栋楼没有人巡夜？”
“有的，不过他还要看管几个部门。他是个老兵，非常可靠。那天晚上他什么也没瞧见。当然雾是很大的。”
“假定卡多甘·韦斯特打算过几个钟头就溜进楼来，他事先需要三把钥匙才可能拿到文件，对不对？”
“是的，他只得这样。一把大门钥匙，一把办公室钥匙，还有一把保险柜钥匙。”
“仅仅詹姆斯·沃尔特爵士和您才拥有那些钥匙？”
“我没有房门钥匙——只有保险柜的。”
“詹姆斯爵士的工作习惯很讲究规矩是吗？”
“不错，我觉得他是这样。据我所知，那三把钥匙在一起，他把它们穿到一个环上。我经常见着这一幕。”
“他也带上那串钥匙去了伦敦？”
“他这么说来着。”
“而您的钥匙从未离过身？”
“绝对没有。”
“那么韦斯特，倘若他就是罪犯，准有私配的钥匙。可在他身上一把都没发现。另一方面，如果办公室里的某个职员存心出卖计划，难道为自己复制一份不比实际中采取的直接带走原件来得轻而易举？”
“必须具备相当的技术常识才能有效复制那些计划。”
“可我认为詹姆斯爵士，或者您，还有韦斯特，不正好都熟悉那些技术常识吗？”
“老实说我们都懂，可求您别再把我卷到这件事里头，福尔摩斯先生。计划的原件实际上是在韦斯特身上找到的，而眼下大家像这样东拉西扯又有什么用？”
“哦，奇怪的是他本不必冒险窃取原件，如果他能够安全地做出摹本，这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奇怪嘛，的确有点——可他还是这么干了。”
“本案的每一次取证，总暴露出一些令人费解的状况。现在仍有三份文件下落不明。照我理解，它们都是核心的部分。”
“对，是这样。”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持有这三份文件，无需另外七份，任何人都能够造出一艘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
“这种后果我已报告给了海军部。不过今天我又查看了图纸，对此也不能十分肯定。在已经归还的一份文件当中，绘有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图样。除非外国人自己发明那玩意儿，否则是造不出潜艇来的。当然，他们或许很快就能克服这个难关。”
“但遗失的三份图样是不是最重要的？”
“毫无疑问。”
“我想得到您的允许，现在我得围着房子四下里转一转。我有些记不起来原本要问的事情了。”
于是他检查了保险柜的锁头、房间的大门，最后还有窗户上的铁质百叶。只当我们站在外面的草坪上时，他的兴致才浓厚了起来。窗外有一丛月桂树，几根枝叉上出现折扭过的余痕。他用放大镜仔细地检查，随之又验了验地面几处浅淡模糊的印记。最后，他请这位主管关上铁百叶窗，还向我指出来，百叶正中间几乎是合不拢的，因而在户外任何人都可以瞧见屋内的动静。
“耽误三天时间，现场都被破坏了。那些印痕不见得能证明什么。哎，华生，我想待在乌尔威奇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成效并不大。让我们看看去伦敦能不能干得漂亮点。”
不过在离开乌尔威奇车站之前，我们又增添了一点儿收获。售票员把握十足地说见过卡多甘·韦斯特——看得很清楚——在周一晚上他奔赴伦敦，搭的是8点一刻开往伦敦桥的那趟。就一个人，买了张三等车厢的单程票。售票员对他当时那张皇失措的样子记忆犹新。他颤抖不安，差点拾不起找还的零钱，还是售票员帮的忙。根据时刻表显示，7点半左右离开那位姑娘之后，韦斯特能赶上的头班车就在8点一刻。
“让我们推倒重来，华生，”福尔摩斯沉默了半个小时才开口说话，“我不晓得在咱俩联袂侦破的全部案件当中，还有哪一桩较之更为棘手。每迈出新的一步，前方就浮现一道新的山梁挡路。不过我们肯定也获得了一些可观的进展。”
“我们在乌尔威奇取证的结果，大都冲着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可是窗边的印痕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对他较为有利的说法。让我们假定，比如某个外国间谍找他谈过。事先可能做出某些承诺以防止他泄漏出去，但还是搅得他六神无主，这一点从他对未婚妻的耳语中看得出来。很好。现在我们假定，当同年轻的姑娘一起上剧院时，他在雾中突然瞥见那个间谍朝着办公室方向走去。他是个冲动的人，心念一闪，毕竟职守胜于一切。他跟着那家伙，来到窗下，看见文件被盗，赶去抓贼。这样我们就可跳过先前的一处障碍：没人愿意偷取原件，如果允许复制的话。而当时这位不速之客只好拿走计划书了。截止目前，全部都说得通。”
“接下来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