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大家都过得很艰难，秀庄常常连米饭都不敢煮，混着番薯煮稀粥喝，能有一小碟榨菜就满腹欢喜了。姨父也出去找活儿了，他本来就是个乡下人，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可他走的时候早把田地兑给了别人，以为进了城就再也不会回去，在这里安营扎寨落了根。如今只能哪里有活儿往哪里跑。他跟着同乡去帮人砍橡胶，后来橡胶没砍成倒把自己给砍伤了——因为地盘争端，大家为了几棵橡胶树大打出手，姨父本来也只是帮忙的，什么也不懂，想跑，却更遭了砍。好在伤势不重，后背皮厚，被划了两刀。
从前风风光光的姨父不见了，他最阔气的时候开着面包车载我们绕着这个小县城跑。风从窗子把我们的眼睛吹得迷离，幻真亦假，做了几年大富大贵的梦。以前他还面色红润，而之后见到他，颓唐不堪，瘦骨嶙峋，除了顶着个消不下去的酒肚，整个人快细成一根柴火了。有两个女儿要读书，老婆又卧病在床。
姨母因为营养不够瘦下来后皮肉松松垮垮，秀庄住校念书，秀怡不肯去给姨母翻身，她的背上、身上到处都长满了红肿肿的褥疮。戳破了会流出脓水，沾污在蚊帐上、被褥上，又没人清洗。整张床都粘着一层油腻腻的污迹。人就是在那一瞬间变老的。整张脸，都像是被揉得皱巴巴的纸张，垂垂老矣。连呼吸都变得如此单薄了。
在我和秀庄二十岁、秀怡十四岁的时候，姨父死了。
那个时候我还在厦门。秀庄也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念书。前些日子刚接到消息说姨父找到一个帮人开车的工作，现在又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姨父病危，她和姨母商量了很久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秀庄这个消息，要我代为转达。
病危？！我唏嘘不已。
我还想着人总不会一背到底一蹶不振怎么也爬不起来的，或许熬个两三年就会有什么转机了，那些励志的故事满天飞，奋斗、力量、鼓舞，像鬼迷心窍，信了，服服帖帖，可不料终究敌不过命。他帮人开车，到山上一处地方卸货，下车的时候看见有一群人往下面跑，自己不知道究竟，往上走，结果成窝的母胡蜂冲着他蜇过来，覆满他的身体，乌通通一团，他逃跑，翻滚倒地，脱了衣服往河里跳，最后还是被一只一只蛰得全身都是毒囊。等被人发现的时候急忙送去当地卫生院，医生不敢治，又送到县里、市里，都说身上的血已经全黑了，全身上下没有一寸是完好的，皮囊千疮百孔，造血细胞崩坏，肝脏也已经坏死。
前期的救治已经让姨母借遍了所有可以借钱的人。她从轮椅上翻滚下地，跪呀，变了形的膝盖骨曲得拉不直，她央求着所有人，她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没有父亲，又背负着自己这个拖油瓶。姨父奄奄一息，大家陷入两难的境地。母亲说，医保呢？不是应该有医保吗？姨母苦笑，什么医保，穷得连饭都吃不起哪里交得起那个钱……母亲又说，干脆找新闻，找媒体，请求社会救助啊。姨母摇摇头，成天这个病那个病死去活来的人多成堆，谁有工夫管我们，谁又想得到我们？
沉默。
秀怡还在初中学校上课。
秀庄在外地念大学。
她们都还蒙在鼓里。
两个女人，母亲和姨母，在冷冰冰静悄悄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长廊沉默。
车厢里的沉默在舅舅停稳车叫了一声“到了”后才消解。
姨母还歪斜着头沉睡。母亲递给秀怡一把黑色大伞，让她先到前面车门等着帮秀庄撑伞。秀怡关门的时候害怕没合紧，稍微用了点力，脆脆的一声“嗙”。
“秀怡，你轻点儿！”舅舅心疼地抽搐一下。秀怡努努嘴。
母亲让我到车后备箱取出轮椅，然后扶姨母出来。
秀庄呵护着那只快燃尽的香柱，生怕冷风或雨把它吹灭了。
“妈——”我皱着眉头，“垫子全湿了。”
“我看看。”母亲过来，探出一只手往姨母腰下一截的车垫子摸去。
“要把她叫醒吗？”
“让她再多睡会儿吧。你扶一下她。”
“哦。”我点点头。瞥见舅舅一动不动地站在车前透过朦胧的玻璃看我们。
我用两手插到姨母的腋下，吃力地将她支起来，架到轮椅上。秀庄在旁边也走过来要帮忙，但母亲让她先走回去，到正堂里，把香柱插上。
舅舅找地方停车。我和母亲推着如婴儿般沉睡的姨母走在坑坑洼洼的小道上。母亲撑着一把大红伞。牡丹花一样的红色，富贵大气，红得鲜艳耀眼，红得叫人心颤。二十年前，姨父姨母结婚时母亲做伴娘，就是撑着这把红伞把姨母送到大堂上。伞骨未锈人骨已寒。姨母在座椅上摇摇晃晃如在梦中。而细雨下的母亲走着二十年前走过的那条道，送着二十年前送去的那两个人。泥泞如初，黏人鞋跟，你愈走愈要把你黏住。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母亲哼着唱。
“以前你姨和我年轻的时候，听收录机，那时邓丽君可真的红得不得了。”
“现在哪里还有人听邓丽君？”我笑笑。
“妈妈是老古董，过时了，时代不要我们了，追不上你们年轻人啊。”母亲也笑笑。眉如镰月，细长同眼角相接。
笑声从里巷传到屋前，外婆颤颤巍巍地走出来站在那儿，头上包着一块褪了色的红蓝头巾，她也冲我们笑。
母亲把姨母推到房间里给她擦身子换衣裤后，给她注射了一针医生嘱咐随身带着的药剂。秀庄把香柱插在香炉里，燃了几迭纸钱，我母亲让我们一起过去拜拜，姨父总算平安回到了家里。落叶归根。村里信这个，所以无论多远，都要续着香柱，牵引着“三魂七魄”回来。大家悬着的心搁下了。
舅舅弄菜，我们烧了碳，围坐圈子烤火。二月的天变得快，忽冷忽热，叫人捉摸不透。清早起来还是晴着的，刚要出门雨水就追过来了。姨母睡得累了便清醒过来。她叫秀庄，秀庄便把她推过来，加入我们的圆圈。
她像得了失忆症，丝毫记不起自己刚刚在车上说了些什么。我们也习以为常了。从几个月前她就开始这样子，医生说治不好，她也不想花那笔钱。好在她现在是清醒的。
我问秀庄，现在学习还忙吗？
“课不多，就是每天去跑兼职有些忙。”她把冻得红肿肿的手摊开对着火炉，又收回来捂捂冰冰的脸颊。她很瘦，近来又更瘦了些。我低头看着她，白皙标致的脸，同她名字一样清秀的面容。
我知道她初中一毕业就开始四处找兼职，那时候她母亲早已卧床不起多年，父亲一夜之间输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她被拒之门外，却还是挨家挨家地去问，她谎称自己已经十八岁了，只是看起来小些，工资可以比别人少，只要能让她待下去就知足。姨父死后她更是东奔西跑没日没夜地干，一个女孩子家在外头，有多少的不得已。她母亲含着泪对她讲，要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不要像姨父那样，从生到死，都是战战兢兢，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没有得到。
已经够落魄的了——这生活。若是在我身上，恐怕我早已任自己堕落下去了。可秀庄偏偏一声苦也不喊，她要强，常谢我母亲，也总说以后赚到了钱，一定会还给我们的。我母亲说不急不急，秀庄却总记挂着。
我看到秀庄说这番话时候的眼神，仿若十多年前那样，温婉柔情。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秀庄带着她妹妹，走两小时的路，从她家到我家，东西两端，气喘吁吁，敲门，一脸的青肿发白，她父亲又几天几夜未归，吃不上饭，饿着肚子找上我母亲。我母亲赶紧给她们下了面，嘱咐我去楼下买鸡蛋，给她们蒸了几个，剩下的让她们带回去给姨母。秀庄小心翼翼地剥着蛋壳，秀怡狼吞虎咽，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蛋了，清粥咸菜便是日常的伙食，一穷二白，家里稍微值点钱的物件都已经抵挡掉了。
我问她：“在学校有没有给我找个妹夫啊？”半开着玩笑，不愿气氛总是那么僵而沉闷。
她还未答，姨母先替她开了口：“哪里有人看得上我们家阿秀。”
“还得我们家秀庄看得上他才行呀！”我辩驳。
秀庄摇摇头。
“没有看得上的？！”
我母亲抢着说：“看得上看不上又怎么样，那么远的地方，以后要是嫁过去了，那这边谁照顾啊。”
“倒也是，找个本地的好了，落脚方便，回来也方便些。”我冲秀庄说。
“那也得你帮我们家阿秀介绍才得了。”姨母冲着我笑，“你那么多朋友，总有那么一两个合适的嘛。”
“哎，宇森啊，你看，阿袁怎么样。”母亲突然推推我的肩膀，“我看阿袁这人挺老实的，你跟他关系又那么好，把阿秀介绍给他吧！”
我愣了一下，阿袁？！
为什么会是阿袁呢？
我摇摇头，不行不行。
阿袁这个人，我跟他相识有快十年了，从小就在一块玩、念书。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父亲只是一个小员工，没想到忽然就发了迹，到现在，资产颇丰。他父亲什么生意都做，承包山林，贩卖木材，教育业，现在又做起了房地产，可阿袁这人，没什么进取心，爸妈又总惯着他。他心眼不坏，就是性子太暗，悲春伤秋，又有些玩世不恭。他小时候一直被当做外来仔的，因为他爹妈都不是当地人，是从隔壁县城——那个穷得出名的地方——迁过来的。在认识我之前他几乎没什么朋友，他受人欺负，念小学时候，就被班里男生追着打，鼻青脸肿，常常捂着脸回家，爸妈问起，又不敢说。后来患上了鼻炎，鼻涕流个不停，同学嫌弃他脏，连老师都不愿接近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哮喘了，开始我并不知道那是哮喘，只是知道他不能跑太久，不能吸烟，不能嗅花瓣，要整日整夜服用大大小小的药丸。
那么多年了他倒是没谈过恋爱，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爸在外头风流成性是人尽皆知的，她妈整天接到外面女人打过来的电话，日日以泪洗面，要阿袁长大了不要学他爸那样。可阿袁还念高中的时候就没人管，后来离家千里到更远的地方读大学，就更没人管得着他了。他曾对我说，如果遇上他爱的女人，他就不会再乱来了，但我不相信他。说笑可以，把他同秀庄扯上关系，我便绝不肯松懈。我看不见他们的未来。
“怎么，难道他有女朋友了？”母亲见我低头不回话，反复地追问我。
“没有。”
“那更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她又转头向姨母和秀庄，“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心地挺善良的。我跟他妈也常有联系，她妈人也不错，我看挺好。”
姨母听了也直点头。
“不行！”我坚决反对。
“宇森，为什么不行？”
我说不出话，又总不能捅出他那点儿事，支支吾吾的。
母亲看我憋得脸都红了，笑笑说：“又不是相亲什么的，只是让他俩先见个面，交个朋友嘛。”
姨母正儿八经地同秀庄说要她同阿袁先好好认识。不管成不成，都是缘分的事儿。
缘分？雨水冲刷着路面，从我脚边滑落下去几颗小石子，它们先在水中游荡，继而在空中旋舞，坠落无声。我收了伞回到车里，发动引擎，继续往山路上驰去。像穿梭在雾气之中，前路难辨，后路不见。
“当年我他妈就不该动摇。要不然，也不会这样吧。”我开着车，看着后视镜里秀庄的面容，竟自顾自地就说了出来。我吸了口烟，按下车窗，往窗外吐出烟圈，未成形就被雨雾湮去。
“嗯？”秀庄疑惑，但她很快便猜到我说的是什么了，“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还提它干嘛。”
“那你放下了吗？”
“没有。”她回答得干脆利落。
“哦。”我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变成这样，说话清淡简约得不着笔墨，仿佛句句字字都要连筋带骨地砍，砍到只剩单薄躯干。
三年前秀庄刚从大学毕业，阿袁就把她接到家里去住了（他爸妈给他留有一栋房子）。我同阿袁说：“你无论做什么都要记住，何秀庄是我妹妹，你袁鹰是我最好的兄弟。”那天晚上我同阿袁两个人出去喝酒，烂醉。其实阿袁是不能喝酒的，他气喘没好，又有肝病。可他一向就是这么不顾自己的身体，今朝有酒今朝醉。秀庄把我们扶回阿袁那里。我坐在马桶上抽烟，孟菲斯。八年前我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从机场回来，在候机厅给阿袁买的那个牌子，回来随手丢给阿袁，之后的年岁我们两个就迷恋上了这股味道，咸不咸淡不淡。比想象要糟一些，比生活要好一点。
“你他妈就是个二世祖，你有钱，你能玩得起，可我妹她没钱，没精力，也玩不起。”我破口大骂，醉醺醺的却又如此地清醒。阿袁本来已经睡过去了，听见我的声音，他又从床上爬起来，秀庄怎么拦也拦不住。他站不稳，伏在门框上，对着我喊，“你他妈不信我，不信我！”
说着从地上捡起一个空酒瓶就往自己脑袋上砸，咣当一声。秀庄赶过来的时候酒瓶已经碎得落满地了，血顺着脑门留下来。他冲我大吼：“郑宇森，这回你信了吗？！”
然后倒地。
我摇摇摆摆站起来，被什么绊住摔到，也昏睡过去。
在此一小时前，我让袁鹰发誓是真心对我妹好的，我让他跑到台上，拿着话筒，对全酒吧的人说，他是真心对我妹好。他冲上去，血气方刚，要证明自己是真爱我妹。他吼得越大声，我越是放不下心了。我怕他那是心虚壮胆。
我说，“秀庄是你从我手上领过去的，她的家庭你知道，她这个人你也清楚，清清白白，不像你。”
我总是这样把话说得很重，因为我把秀庄看得很重，我怕她受到哪怕一点伤害。我疼她。我们两个从小就一起长大，我长她一个月。二十多年前我母亲和她母亲两个人顶着七八个月大的肚子，坐着牛车一路颠簸地从镇上往那界驶去。是外祖父的葬礼。两个怀有身孕的女人跪在娘家的灵堂上痛哭流涕。我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那一年红事白事接二连三的来——婚礼、葬礼、生辰。七岁之前我们都是一块玩大的，吃一起睡一起，直到她被从城里的幼儿园接回乡下念小学。后来她爸带着她们一家搬到城里来的时候，我欢欣鼓舞地拉着她跑。在大家眼里我们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而事实上我们之间从来不主动说自己的事情。讳莫如深也好，相濡以沫也罢，不过都是应景的姿态。我只知道，我疼惜我这个表妹。
五年前当母亲打长途电话告诉我，姨父病危的时候，我甚至比我父亲死去的时候更加悲恸。也或许是父亲死得早，我太小，生死于我没太多的分量。可秀庄不一样，姨父一走，她们家就剩三个女人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的，太凄凉。
也正因如此我才动摇了，让阿袁和秀庄认识。我想着这样秀庄总算有人照看，累了有肩膀倚靠。
年初六，母亲就急催着我把阿袁和秀庄约出来喝个咖啡见个面。我迟迟不肯，她竟要自己联系，我只得妥协。
开始我只是跟阿袁说一块出去玩，我带个朋友。三个人躲在一间小酒馆里总是尴尬着沉默不语。秀庄向来不喜欢说话，而阿袁不知怎么的，平日里见着生人都能滔滔不绝，那天竟紧张得说不出话。他偷偷地看秀庄，目光贴着酒杯壁落到秀庄的脸颊。三碟小菜三杯薄酒，从午后四点一直坐到斜晖穿墙。
夹菜吞饭和对话目视都不紧不慢的。阿袁问秀庄在哪里念书，读什么专业。
秀庄说，在北市，读会计。
“哦，读会计好，以后赚钱多。”阿袁细吞吞地说话，眼睛笑着眯成一条缝。好像没怎么同女生打交道的经验，问题来来去去重复。我这才意识到阿袁的计拙。他之前表现出的表演天赋和出色口舌，都只是在相熟的男性朋友中，没想到一见着异性，他便如此拘谨而张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