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加生产的事项，他们不愿意改良，只好听之，如其加以干涉，反转多事，反会生出反响。我们总是尽力提倡，尽力劝导，听其自由采用，只要某乡村获了大利，他们自然会争先恐后地仿办起来。这类事，如果督促严厉了，反转会弊病丛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车之鉴。宋朝那个时候的人民，于青黄不接之时，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贷，王安石创青苗法，由公家以较轻之利，借与农民，于秋收后付还，使利归公家，而农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两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厉风行地督促官吏实行，据散放青苗钱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绩，于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间估派，其有不需款之农民，与夫家资饶裕之富民，都强迫他领取青苗钱，闹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恶之果，都是由于强迫二字生出来的。苏东坡说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见症结之论，我辈改革社会，当引为大诫。
天下事有当强迫者，有不当强迫者，例如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的时候，则当强制执行，任何人不能独异。至于乡村中改良事项，则当如上说的办法，听其自由。像这样办法，就与孙中山所主张“政府强制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双方平衡”的原则相符合了。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养人民，原是与种植树木一样，我们虽甚望树木长成，亦只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他自家生长，我们是不能替树木帮忙的，这个道理，柳宗元的《郭橐驼传》，说得很明白。现在新政繁兴，民间大困，当局诸公，每每以福国利民之心，做出祸国害民之事，就是违反了柳宗元的说法。斯密士全部学论，纯取放任自由，他说：“人民好利之心，根于天性，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碍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会尽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开发出来了。”他这个学说，在欧洲是生了大效的，我们开发乡村利益的时候，本他这个学说做去，自然会生大效。
前面的办法，实行之后，一人之身，可得两重利益：（1）乡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产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2）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这个原因，全乡村之事和全国之事，人民就不能不过问了。现在的人，大都是“事不关己不劳心”。革命的人，拼命去争民权，争得之后，交给人民，叫他来行使。我恐怕乡间的老百姓，还会嫌我们的多事，妨害他吃饭睡觉的时间，只好顺着他们喜欢发财的天性，把“民权”二字附着在“发财”二字上面，交给与人民，人民接受发财这个东西，顺便就把民权那个东西携带去了。他们知道官吏是替他经理银钱的管事，不得不慎选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换。如此则选举权、罢免权，他们自然晓得行使了。他们知道一切章程，如不定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损失，他们将来就要少分点红利，如此则创制权否决权也就晓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发给生活费，人民与政府才生得起关系，才能行使民权，人人有切己关系，才不会为少数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实现。
改革社会，千头万绪，犹如钟表一般，中间的机械，只要有了点小小毛病，全部动作，都会停止。我国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实施的详细办法，岂是政府中几个人能够坐而揣测的，只好划归各地人民自去斟酌办理，政府只消把大政方针与各种进行计划宣布出来，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么样，进行的途径是怎么样，他们自然会朝着那个途径做去，各乡各县，渐渐趋于一致，就可以渐渐联合起来了。现在世界的大势，是朝全民政治方面趋去，故一切事权，当散而给诸人民，才不至与潮流违反。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是一个东西，不可分而为二，一面又须顾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顺着大同的轨道做去，三民主义，就成为整个之物了。
各种学说之调和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穷原竟委的考察，实在是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宗教之利人主义，进化论派之利己主义，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之经济学，社会主义之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均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都可调和为一。性善与性恶，可以调和为一，利人与利己，可以调和为一，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调和为一，这是前面业已说了的。着者对所有互相反对的学说加以研究，觉得无不可以调和。兹再举两例于下：
（甲）马克思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可以调和为一的。兹用比喻来说明：假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作卧房，某处作厨房，某处作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要审度屋宇之形势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过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了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生蛋非前一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若在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究，即知鸡与蛋原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唯心论，唯物论，原可合而为一的。
（乙）古人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这两说也可合而为一的。古人因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实行，就对他说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艰难的，你们总是趋重实行就是了。孙中山研究出来的学理，党人不肯实行，孙中山就对他们说道：知是很艰难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经把艰难的工作做了，你们赶快实行就是了。古人和孙中山，都是注重在实行，有何冲突？“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二语，出在伪古文《尚书》上，是傅说对武丁所说的，傅说原是勉励武丁实行，并没有说事情难了，叫武丁莫行，原书俱在，可以复按。发明轮船火车的人，费了无限心力，方才成功，发明之后，技师照样制造，是很容易的，这是“知难行易”。初入工厂的学生，技师把制造轮船火车的方法传授他，学生听了，心中很了然，做起来却很艰难，这是“知易行难”。孙中山的说法，和傅说的说法，其差异之点，即在知字的解释不同。孙中山是指发明家发现真理而言，傅说是指学生听讲时心中了解而言，我们试取“孙文学说”读之，他举出的证据，是饮食、作文、用钱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故说“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之位，他训诫武丁，是技师对学生说话，故说“知易行难”。就实际言之，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交与技师制造，技师又传授学生，原是一贯的事，孙中山和傅说，各说半截，故二者可合而为一。由此知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两说，可以调和为一，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者，有知易行难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论就圆满了。
着者把性善和性恶，利人和利己，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唯心和唯物，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着者从前对于孙中山的学说，也不甚满意，故去岁着《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系自辟蹊径，独立研究，不与民生主义相涉，自以为超出孙中山的范围了。今岁着此文时，复取孙中山学说研究之，意欲寻出缝隙，加以攻击，无如任从何方面攻击，他俱躲闪得开，始知他的学说理论圆满，他倡此种学说时，四面八方，俱是兼顾到了的，我去岁所拟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办法，已尽包括于民生主义之中。我当初讨论这个问题，自有我的根据地，并未依傍孙中山，乃所得结果，孙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因自愧学识之陋，而益服孙中山用力之深。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强自立异，于是把我研究所得者，作为阐发孙中山学说之材料，阅者试取拙着《宗吾臆谈》，与此文对照观之，当知着者之信仰孙中山，绝非出于盲从。
着者幼年，极崇拜孔子，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等语，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后来觉得孔子学说，有许多地方不满我意，乃改字宗吾，表示信仰自己之意，对于孔子宣布独立，而今下细研究，始知孔子的学问，原自精深，确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远非西洋哲学家所能企及。孔子学说，最贻人口实者，不过忠君一层，其实这是时代的关系，于他的学说，并无甚损。古时主权在君，故孔子说忠君，这不是尊君，乃是尊主权，现在主权在民，我们把他改为忠于民就是了。例如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改为“人民对政府要有礼，政府对人民要尽忠”，施行起来，就无流弊了。孙中山曾说：欧美人民，对于政府，常有反抗的态度。瑞士学者新发明一种说法，说“人民对政府要改变态度”。我们说：“人民对于政府要有礼”，也可算是新学说。像这样的替孔子修正一下，他的学说，就成为现在最新的学说了。《大学》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段话，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孙中山称赞他是中国独有的宝贝，外国大政治家没有见到。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常喜欢写“天下为公”四字，因为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大同世界，孙中山理想的社会，也是大同世界，所以孙中山对于孔子，极为心折。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孳生出无数个，越孳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参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王守仁）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从他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此木与彼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之，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他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木与草相同，再进之，草木和禽兽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我们明白此理，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有人问我道：你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请问各种学说，由同而异，又由异而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我说：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任他如何变化，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探索本源，只要把他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觅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他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之议论，故意要寻他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所崇奉的学说，彻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能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宇宙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人所得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二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得纷争了。
现在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必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义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着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
耶教以博爱为主，后来宗教战争，同奉耶稣之人，互相焚烧屠杀，残酷到了极点，与博爱之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倡民约论的人，何尝不源于悲悯之一念，而其结果，则法国大屠杀，无复丝毫悲悯之念，并非咄咄怪事！着者求其故而不得，只好返求之于力学公例。人之思想感情，俱是以直线进行，耶稣、卢梭诸人的信徒，只知朝着他的目的物奔走，犹如火车汽车，开足了马力，向前奔驰，途中人畜，无不被其碾毙一样。现在身操杀人之柄者，与夫执有手枪炸弹者，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社会上也就受赐不少了。
欧洲新旧教之争，施行大屠杀，是学说冲突之关系，法国革命，施行大屠杀，也是学说冲突之关系，学说杀人，至于如此，真令人四顾苍茫，无从说起。宗教之说，根本上令人怀疑，欧洲殉教诸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自我们的目光看去，仿佛吃了迷药一般，而他们则自以为无上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