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1988~1989年。1986年的调控成功之后，为了更快发展经济，中央加大力度推进开放，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国经济过热问题在1988年出现了反弹，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而且通货膨胀率与储蓄利率发生倒挂。因此在1988年八九月份就出现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抢购，银行储蓄存款大幅下滑。政府为平息此次抢购风，实施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宏观调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严格控制银行贷款增加，并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利率被调整到了14%以上，随即又推出了保值储蓄的办法，就是储蓄利率按照物价浮动而浮动。这样，一直到1988年10月，抢购风潮才基本过去。这一次宏观调控力度非常大，采取了非常多的行政性手段进行调控，到1990年，物价就完全被压下去了。这次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一是对需求压缩过多，二是导致中国整个经济连续三年低速增长。这次调控对于国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
第四次是1993~1996年。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又出现严重过热，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两位数。下半年，中央再次实施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运用的经济手段较多，而行政手段相对较少。到1995年底，第四次宏观调控基本到位，经济过热得到控制，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只是这次调控的时间长了一些，1996年仍然采取“双紧”政策，由此导致了从1997年开始连续六、七年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国家实施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扩张型宏观经济政策，到2002年才基本扭转了紧缩局面。
第五次是2003~2005年。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中国经济也步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2002年经济增长率为8.3%，2003年达到9.1%。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部分行业、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升温，全年固定资产增长幅度为26.7%，并在2004年一季度达到了顶峰，同比增长43%，主要集中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及房地产几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实施了第五次紧缩型宏观调控。由于本轮投资过热限于少数几个行业，所以政府在调控措施上不搞“一刀切”，而采取了“点刹车”，以“管住土地、管住信贷”为调控主线，采取了以经济、法律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调控方式。这次调控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的121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为标志。在信贷方面，通过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需求。2003年9月21日，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到7%；2004年4月26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及房地产开发行业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进行调整，通过上调自有资金比例来提高行业投资门槛。在土地方面，以前盛行的以协议转让经营性土地的做法被叫停，所有经营性土地都要进人土地交易市场，通过公开竞价出让。通过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2004年GDP增长为9.5%，投资过热过快的势头得到抑制，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再次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从调控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五次宏观调控事实上都是围绕着确保国民经济走健康的发展方式的思想和目标来展开。现今，五次调控都已经结束，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没有变，而且更为明确迫切。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思想，实践起来是多么复杂和艰巨。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复杂性表现
结合五次宏观调控的历史内涵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复杂性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对以通胀为代表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所进行的调控，虽然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是一个经济性与社会性、政治性并存的问题。调控不当，国家会付出沉重的社会民生代价甚至政治代价。在第一次宏观调控期间，国家在经济脆弱的同时又面临“洋跃进”的负面效应。由于政治上的因素，经济调控举步维艰。直到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推行，尤其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变动之后，调控才得以推行。第二次宏观调控期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进到城市，原来的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所有制多元发展的态势明朗化，而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并未启动，衍生了经济活动双轨制问题，社会上“官倒”盛行。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更为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土壤。第三次宏观调控期间，因调控措施不慎，以及实施不适当的价格改革方案，酿成了社会动荡的苦果。“价格闯关”引发的抢购浪潮成为政治风波的经济引擎。第四次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软着陆”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持续通缩的代价。尤其是调控风险被转移到了民间金融方面，关闭了所有的民间金融体系，直接导致了后来金融体制改革的迟滞。第五次宏观调控的成果虽然也较显著，但却是以问责和处理一批地方官员为政治代价的，江苏“铁本事件”和内蒙古丰镇电厂事件即为典型。这次调控将房地产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后来房地产过热进而严重损伤民生埋下了伏笔。可以说，进行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必须慎之又慎。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调控宏观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这好比一个经过几年拼搏发了财的打工仔，即便再有钱，那也是给别人打工挣的，付出的代价远比那些当老板的多。更严重的是，由于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中国“打工”的能量已经发挥到了最大化，没有了进一步“挣钱”的渠道。因而，中央才提出必须要抓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国际社会热钱炒作、转移投资风险的产业和金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如果中国宏观经济措施不到位或错位，会使得国民经济走入发达国家的陷阱之中。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反面教训。这就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既在战略上很紧迫，又在战术上必须谨慎。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世界加工厂的国际经济角色；而调整经济结构则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加艰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宏观调控都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要内容。第一次宏观调控期间，国家积极建设以上海宝钢为代表的一批重要项目；第二次调控期间，国家努力发展城市私营工商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第三次调控期间，中央调整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缩小工农业剪刀差；第四次调控期间，国家整顿私营金融业，统一信贷业务，乃至对国有企业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打响国企改革攻坚战；第五次调控期间，中央免除农业税，巩固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而将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则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使得产业结构调整至今都远远没有完成。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化，民间资金大量投向虚拟经济。这又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原则背道而驰。
第四，地方政府的态度较为“暧昧”。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政府是有着壮士扼腕的气概的。这正如在国企改革攻坚期间，中央所采取的“断尾求生”式做法一样，能够“抓大放小”，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和对国民经济的主导力。然而，地方政府的态度并不如此。基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必然要依赖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毋庸讳言，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业的过热态势，地方政府获益良多，土地财政现象愈发严重。这就不能不使得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面并不如中央政府那样积极主动。而这一点则更需要中央政府妥善解决。
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复杂程度非常高，对党和政府运用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管理国民经济的政策灵活度和技术要求也非常高。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党和政府必须从容迎接这一高难度的挑战。
浅议党对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的实现形式
西南石油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吴本元
【摘要】腐败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犯罪行为，惩治腐败是一种国家行为，应由隶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具有独立的反腐败职权和能力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履行。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主要应通过使反腐败工作法制化、向反腐败工作机构推荐干部并使党员成为其中坚力量、加强廉洁教育并带头遵守反腐败法律法规等形式来实现。
【关键词】党的领导；反腐败；实现形式
截至2008年2月，全世界共有107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表明，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反腐败国际合作协助机制正在形成。在反腐败工作中，我国实行的是党统一领导的领导体制。正确实施党的有效领导，对于深入推动反腐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什么是腐败
对腐败的含义，不同的法域有着不同的界定。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霍姆斯认为：“在不同国家，‘腐败’一词可能具有不同含义。事实上，不仅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对腐败作出不同解释，而且在一种特定文化内，不同群体可能对腐败有不同理解。甚至在一个特定群体内，也存在差异。”在我国，对腐败所作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主流的观点或者借以确定反腐败工作运行机制的定义可以概括为：腐败，是党员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从而严重违反公职行为规范，并造成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一概念有三个要素：主体是公职人员；特征是利用职权；范围是利用职权。
而国际社会不仅承认腐败的普遍存在，而且对“腐败”作出了具有更大外延的定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没有对腐败作出简洁的定义，但是，该公约明确地将九种行为作为公约所要打击的腐败行为：贪污、贿赂、挪用、财会犯罪、滥用职权、权钱交易、非法敛财、不正当好处、妨害司法。这些犯罪行为可分为三类：一是贿赂本国公职人员；二是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三是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由此，可参照1998年6月出台的欧洲《反腐败刑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对腐败作如下定义：腐败，即贿赂和在公营部门或私营部门担任职务的人员的任何违反职责，旨在为自己或他人获取任何不正当好处的行为。
根据这一定义，腐败具有以下特征：行为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不仅包括公职人员，也包括私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乃至所有的社会成员。其中，公职人员既包括本国公职人员，还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在客观要件上，无须明确规定行为主体必须实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贿赂内容上，可以是任何好处，而不仅限于财物；可以是可预期（承诺的）的任何好处，而不仅限于已经兑现的部分。
二、我国反腐败工作格局及当前腐败犯罪的特点
我国党和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正廉洁，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息息相通。“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我们党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腐败的警惕，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惩治。我们对腐败犯罪惩治手段之严厉、惩处的官员职务之高也是世界少有的。坚持自觉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在长期的反腐败工作实践中，我们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并致力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但是，毋庸讳言，“反腐倡廉工作存在薄弱环节，有效预防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形势仍然严峻。”“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侵蚀到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党内蔓延至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在他们之中，同样出现了腐败分子。典型的案例有：原致公党中央常委、致公党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致公党成都市委主任委员、成都市副市长王中康，因多次收受民营企业主赠送的礼金和贵重物品，金额巨大；到境外赌场参与赌博活动，于2003年被依法罢免所担任的行政职务。2003年，无党派人士，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8万元。
（二）从党政官员蔓延至一般的社会成员
腐败中最典型的形式——贿赂，本身就是两种腐败行为的结合，即行贿和受贿。受贿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行贿同样如此。但在我国近些年的反腐败实践中，往往只是追究受贿的官员，却放纵了行贿者，这使得行贿犯罪的风险降低，与其可能取得的不正当好处相比，微不足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鼓励了行贿犯罪的猖獗。于是，不仅官员腐败屡禁不绝，就连普通的社会成员，在一提起腐败就深恶痛绝的同时，一旦自己面临需要获得某种行政许可、涉及司法诉讼等需要和权力打交道时，甚至是孩子入学、患病就医等情况时，首先总是想到找熟人、走后门，不知不觉中成为腐败的积极参与者。
（三）从公共权力的滥用蔓延至其他权力的滥用
不仅公共权力被滥用而出现腐败，招标权、采购权、贷款权、主刀权、导游的导购权、体育竞技项目的裁判权、各个领域的评审权、选举权、投票权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利益发生联系的权力，在糖衣炮弹面前都不能幸免于难。
（四）从政治经济生活领域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