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动担任湖北都督时，黎元洪开始利用旧的师生、同僚关系等，对清朝陆军、海军进行宣传说服归附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在给陆军海军各将领的信中除了宣讲反满革命的道理外，还陈述了自己认识的转变以及参加革命后目睹人民群众奋勇战斗的动人场面。黎元洪在信中回忆道在此之前对革命尚无认识，而现在重新认识到革命这事是值得大家去做。革命党人需要做的是立志收复失去的领土，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而各陆军水军将领们正是推翻满清统治的重要力量。随后众将领们一一归附革命，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影响所及，黎元洪所带领革命军的力量逐渐站在上风，而清军的力量日渐衰退，大局渐渐明朗，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
（三）坚拒加爵，始终民国
窃取革命成果后的袁世凯称帝之时，欲对黎元洪加爵封王，当时黎元洪已经转投袁世凯手下，为袁世凯卖命，然而当黎元洪知道袁世凯想称帝，欲建帝国，黎元洪坚拒不受，绝不敢妄自封王称爵。后人对黎元洪拒绝加爵都纷纷赞赏，称其有原则，始终坚持民国，期盼民主自由。历史上曾有军民相传黎统领成了“革命党”，而无论事实与否，有没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人，黎元洪当时出任都督对于当时稳定局势，扩大革命阵营的力量，促进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发展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作为一个清末高级军官，一夜之间，转变立场，实属不易。
章太炎在后来黎元洪葬礼所撰挽联写道：“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溪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此联绝妙处在于把黎氏比作善于应变，先后在三个朝代为官的谯周。黎元洪在军事界影响力较为深厚，对下属较为宽松，曾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对资本主义了解较多，然而，依旧是骨子里不太想革命，只想稳定当朝廷命官。革命首义前，黎元洪发现军队里士兵有与革命军来往的迹象，然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小事化无，把事件低调处理。革命爆发后，黎元洪被迫担任都督，做个纸傀儡，本以为革命军想害他，谁知事件有了转变，在他的声望下各地陆续起义，振奋人心，革命往大好局面迈进。黎元洪顺势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劝说清军转头起来反抗朝廷，支持革命，在他的帮助下，革命取得较大的进展。前后的转变对于一个人来说，所付出的不是常人能理解，因此我们也不会对某一方面历史人物的过失开始追究孰对孰错，我们只在历史事件前后对历史人物有更多的认识，对事件的更深思考。
纵观历史，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并予以评价，而对历史人物中在应对事件处理上，转变立场，或者前后有矛盾之处，很多时候无从考究当时的情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单纯的以功过相抵，但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人物之后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在那段事件里，历史人物身上有可发现的闪光点。特别如黎元洪这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也是尤为重要的。
浅析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的嬗变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李，博
【摘要】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思潮迭起，一些先进而深刻的思想也应运而生。从文化在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到教育第一次确立了独立的地位；在思想层面突破了旧有的“三纲五常”观念，打破帝制价值观，形成先进的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思想；再到国粹派与其他革命派一道批儒反教，这都在反封建文化思想浪潮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清末民初；思想解放；教育改革；嬗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巨变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走向觉醒、国家民族需要巨人的时代。在这样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有志之士便致力于寻求救国之理，戊戌变法的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都促使社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思维的产生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一、启蒙思想的崛起，近代化进程的开启
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诞生的早期启蒙思想学者，掀起了规模甚大的反理学思潮，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序幕。19世纪初期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激荡冲突中，早期改良主义学者怀着批判汉学的思想掀起了又一次的高潮。后期的维新变法运动解开了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新的历史。其中康有为敢于“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饫之”，富有近代思想精神，他变法的言论振聋发聩，开启了创新变法的新风气。
明末清初开创的学术新风，重实际、求证实、讲实效、尚实行，在学术路线、治学方法上同宋明理有较大区别，以理性代替信仰，以民主代替专制的近代启蒙思潮与专制主义尖锐对立的前奏。到清末，政府的控制力降低，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比较大，学术自由的风气浓郁，也是重新发现他们的思想价值的最好时期。梁启超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主流为反理学思潮，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启蒙意义。他认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复古为解放，批判主观的冥想和教条主义，讲究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路线。
人们对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积极为民族的复兴事业而奋斗，这种爱国情感和现实精神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责任。进步思想家的思想虽然存在着新旧思想不能和平相处的矛盾，但启蒙思想的时代精神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相平行的。他们的思想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因素，又有受传统思想所束缚的因素。
他们唤起的民族民主意识和理性主义，所展开的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推动着人们去冲击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网罗，互相渗透，呼唤着新时代的变革，与近代的启蒙思想一气想通，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开端。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呼唤着一代代先进中国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走着曲折的路，步履维艰的奋力前进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教育改革，促进革命进行
辛亥革命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的建树和创举。民族的强盛，社会的文明进步，教育就是其基础。孙中山重视教育，他把教育问题看做实现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条件。他说：“非学问无以建设，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而来。”他把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改革活动推进一个新的阶段，直接成了革命党人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准备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教育方面来说，封建教育制度不仅继续顽固的存在，而且西方列强加剧对文化的侵略。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主要由于教育落后。于是学习西方、改革教育成为中国近代许多爱国进步志士救国的要图。至19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也伴随产生。
20世纪初，发展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孙中山先生一贯重视的课题。他要求学校培养的学生德才兼备，体魄强壮，并要求政府做到“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以达到富强中国之目的。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里，孙中山诠释了教育平等、普及教育的主张。他说：“社会主义学者主张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有教无类”思想的可贵发展。陈天华竭力主张“兴学堂，教育普及”；“立演说，思想遍扬”；“兴女学，培植根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对青年学子要进行德育、世界观等教育，要求凡是共和国国民都要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并致力于研究外国的教育情况，考察外国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学制。虽然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实现普及教育、教育平等、人尽其才的主张有点困难，这种思想主张却是非常进步的。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教育和革命的目标相联系，明确提出“革命教育”的主张，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革命人才。利用学校发动学生也是革命党人在当时进行革命获得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教育”的主要内容。重视“社会教育”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倡的“革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提出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由他们对当时社会革命力量的认识以及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还有注意中下层人民教育的主张，对推动革命党人去积极从事宣传群众、阻止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工作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便获得了实施自己教育主张的机会，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也成了他们实现共和国宗旨的一个重要方面。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具体负责规划和实施文化教育，并成立了教育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因战争而中断的教育加以整顿和恢复，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着手于改革，制定教育章程，确立国立、公立和私立多元办学校的制度，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幼儿教育以及各类专门人才培养的机制。显然，这些教育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我国建立共和制，发展事业的进步要求，并实现了教育体制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国民教育的行政管理体系，为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确定了方向。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从事的教育活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实践，有直接与当时的政治革命相联系。因此，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进一步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为革命的发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基干力量，促使我国的教育事业的规模得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为普及科学知识，传播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粹、国故，传统思想中的新亮点
近代中国受西潮荡击，在物质和文化的中西竞争中节节败退，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基本确立尊西崇西的大势。到20世纪初，风靡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近代西方“国家”概念被引入中国，成为许多读书人的重要思想资源。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清末民初惹为争议的便是“国粹”问题，也可以和整理国故运动先联系。顾颉刚将国学定义为“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其中，“整理国故”，即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即是做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的研究。研究国学历来是最有成就的，就是因为其学术积累深厚。学者轻车熟路，才使“新眼光”有用武之地。
国粹、国故等大量词汇引入思想言说中可能就是恐怕国学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于是提倡复兴古学，以学习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标榜，企图创造中国资产阶级独特的资本主义文明。章太炎是典型的国粹派，也是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孔子进行猛烈抨击的代表。1906年9月发表的《论诸子学》把他对孔夫子的批评推向了高峰，这也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矛盾的一个侧面，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文化束缚的愿望。对于国粹和西方文化，他认为，不可全盘的照搬西方的观点，也应肯定中国的古代文明，许多的成就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应当为此引以为自豪和骄傲。
对于整理国故运动，不同的人观点也稍有差异。陈独秀在1920年虽然他赞同整理国故，但也注意到现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意哲学；一是西洋人由于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他们也倾向于它，或者是拿去做应酬，由于这方面的忧虑，他在1923年对整理国故的态度已转变。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时“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徒然是自寻烦恼”。吴稚晖把国粹看成“世界一古董”，应该保全，但“各国最高学院抽几个古董高等学者出来做不断的整理，这如何还可以花青年脑力”呢？也就是说，身高熟人不妨做的是不应引导多数青年去做，或至少不应在还不能在强迫着去做。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资本主化义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状况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反映到思想领域，从而使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太强大了，最后运动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也不过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束缚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薄弱，能够借用的武力软弱无力，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批判，分不清其民主性精华和封建主义的糟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以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紧密联系的，带有鲜明的进步色彩。他们通过考察中外历史，看到了历史文化与国家民族盛衰的一定关系，而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批判精神，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培养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召唤“国魂”，祈祷中国的振兴，民族的腾飞，其积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四、新文化运动新的出路
严峻的现实摆在痛苦和失望至极的人们眼前，一幕接着一幕的悲剧徐序上演。正如毛泽东描述的那样：“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有志气的爱国者在总结教训时认为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的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醒悟。
他们认知如果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必须将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给洗刷干净。陈独秀指出，造成中国愚昧的根源是封建道德，他们又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反对封建道德，反对纲常阶级制，他把伦理的觉悟看做“吾人最后之觉悟”，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在此可以看出当时反封建思想的坚决性，这也为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