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他对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图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以国家工业为中心，是中国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的大规模规划。《实业计划》共包括六大计划，主要内容大致有：（1）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像纽约港那样的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2）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3）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4）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利、电力事业；（5）用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耕地，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并且大规模地移民，开垦边疆；（6）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开办各种轻工业等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要求“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制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
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作用问题上，孙中山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实际上是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学说应用于经济生活，虽可取得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只是野蛮的物质进化，只会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恶果。在目睹了西方国家由于垄断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后，孙中山在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时，借鉴和汲取了西方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以避免由于垄断而造成的社会贫富不均的弊端，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是，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并不是要遏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是遏制垄断资本的产生。他在《实业计划》“自序”中指出：“此事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发展实业之一事也。”总的看来，《实业计划》从加强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满足人民需要考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设想、方案在当时是鼓舞人心的，并且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据统计，辛亥革命后，仅1912年2~10月就成立了许多重要的实业团体，主要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西北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民生团、镇江实业协会、黑龙江省实业协会、中华实业团、经济协会等。到1912年，全国有华商商会794个。然而《实业计划》在当时是不可能实施的。一是革命党人没能牢牢掌握政权，同时，缺少最低限度的领导干部与技术干部，资金严重匮乏；二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民族工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又卷土重来，列强争夺，引起连年的军阀混战，政局动乱，暴敛无穷，社会财富为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地主、高利贷者、投机商人所攫夺。民族资本仅限在面粉、纺织等工业的微弱发展。在资金、市场、劳动力、技术力量等方面，民族资本都筹措无门。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也只好望洋兴叹，周详的计划几经努力，无有着落。
三、辛亥革命提出了推进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创新理念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这期间工业化没有得到有效起步与发展，但仍对于近代工业化发展有很大意义。1911年，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再也无法等待下去了，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打破工业化的瓶颈。辛亥革命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引入了革命的概念，并在实践中第一次真正确立了中国工业化通过政治革命实现之的道路选择。在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上，辛亥革命实现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推进方式的创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历史表明，先通过革命或改良的政治制度变迁，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动地作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开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也曾经在改良的道路上进行尝试，但国际与国内的重重阻力而最终失败，对于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而言，只能选择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工业化。从此革命在中国开始传播，同时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并付诸行动。革命成为当时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工业化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也表明，工业化是在确立君主立宪制度或民主共和制度等现代民主制度之后开始的，因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为工业化提供政治保障，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晚清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试图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的两次尝试，但结果都以失败而终，那么留给中国的选择空间只能是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此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更在于通过革命的实践，宣告了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附，防止被边缘化，可以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进而取得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中国工业化是跨越20世纪的主题之一，辛亥革命是这一历史过程中一个质变的转折点。辛亥革命为中国工业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革命的道路，它虽然没有能直接将中国带入工业化，但却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在新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工业化的新纪元。
当代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研究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严琳君
【摘要】社区党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课题。我国社区党建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有效指导和实践的大力推进，包括从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覆盖范围等方面入手，推进社区党建工作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关键词】城市社区；党建；问题；研究
一、我国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演变
在我国，“社区党建”的概念是1996年上海市委首先提出的，意指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总支（支部、党委）为主体，街道辖区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委会的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的党建工作。这个概念突出强调了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社区党的组织是由过去的居民区党组织发展演变过来的。随着城市化发展加之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展开，社区党建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促使党的组织建设逐渐扎根到社区，具体讲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6~1998年）起步和探索时期。在党的十四大正式确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由于处于单位制下，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整个社会，街道、居委会处在相对次要的地位，因此社区党建网络和体系都不完善。1996年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加强街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适应街道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及时调整和建立健全党组织，努力做到以居委会辖区为单位建立党支部”要求。为了贯彻这一要求精神，上海在1996年3月召开了城区工作会议，结合当时上海市在推进城市体制改革中，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基层政权工作内容的扩展，直接作用于社区党建工作内容的扩展。从此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的探索和创新。
第二阶段（1999~2004年）重视和发展时期。1999年前后，中组部开始对街道、社区党建工作进行全面部署。2000年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对社区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责进行了明确的阐述：“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社区党员分布情况，及时建立和健全社区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三阶段（2004至今）完善和深化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对社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拓展了社区党建的制度创新；做实了区域性、社会化的党建工作平台党员服务中心；是社区服务群众向规范化、制度化提升；社区党建工作已经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全面展开，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7年全国党建研究会在上海召开区域性党建工作平台专题研讨会，高度评价上海社区党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目前全国一线城市的“一个社区一个党支部”率达到98%，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和群众组织相配套的社区组织体系。
二、我国城市社区党建的现状
（一）我国城市社区党建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开始探索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城市社区党建之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党风和思想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近些年，党员在社区服务、社区文化建设、就业等工作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例如哈尔滨市南岗社区推出了“延伸工程”、“创新工程”、“先锋工程”社区党建的三大工程，进一步改善了党员队伍的形象，密切联系了群众。另外，还明确了社区党建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加强街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重点，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推进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制定了一些制度，如党员考核制度。
2.形成了一定的社区党建的机制。城市社区党建是一项新的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必要的制度和机制，是确保城市社区党建工作顺利开展、有序进行和取得成效的保证。在经济发达城市社区党建的过程中，在完善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完善党员责任机制、为社区党建制造良好环境方面有了重要进展。例如2008年上海又部署推动全市各街道社区建立联系群众、了解诉求的“三访”工作制度，在此基础上，努力形成联系服务群众的“三个机制”群众自助互助服务机制、街道社区窗口服务受理服务机制、上下级党组织协调协同服务机制。由此看来，社区党建工作中一些必要制度和机制已基本建立起来。
3.各社区党组织领导水平逐步提高，党组织领导班子日臻完善。加强党的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各社区的党组织领导干部。目前各社区党建坚持公平、公开、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通过机关下派、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等方式选拔一批能认真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责任心强、深受群众拥护、热爱社区工作的党员干部组成各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例如上海在2005年首次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采取政府出资、契约化管理的模式。
4.多数城市建立了街道党工委并明确了其管理范围。据调查，大多数的街道党委会已经改为街道党工委。就建立起来的街道党工委来讲，在机构设置上一般设立了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等职能部门，并相应设置了党的纪律监督机构，机构体系也是初具规模。同时全国一线城市的“一社区一支部”率达到98%，初步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和群众组织相配套的社区组织体系。除管理街道机关和居民区党组织外，凡驻社区和坐落在街道辖区内的单位，包括个体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社会经济组织，原则上都由街道党工委负责帮助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隶属于街道党工委领导和管理。
（二）我国城市社区党建存在的问题
1.对社区党建工作的认识不到位。首先，一些社区的党员干部对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存在重经济建设、轻党建工作的倾向。他们认为，现在社区工作琐事多、任务重、难度大、经费缺，有的干部甚至抱怨“把日常工作应付下来就不错了，哪有时间搞社区党建。”其次，在职党员对城市社区党建的认识不够。在职党员由于工作经验丰富、社会关系广泛、社会活动能力强，应该是城市社区党建的骨干力量。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在职党员对城市社区党建的认识不到位，对社区党建工作不够重视。最后，有关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对城市社区党建的重视不够。城市社区党建是新事物，各项工作都面临着许多困难，而这些困难必须依赖于有关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才能解决。
2.对社区党建各项工作协调不到位。首先，社区与辖区单位在党建方面的协调不到位。由于街道和辖区单位不是一个部门，不是一个系统，加之有些辖区单位的领导行政级别较高，认为社区管理、服务和建设都是些繁琐的小事，没时间管社区里鸡毛蒜皮的琐事，因而当社区党组织开展活动的热情较高时，不少驻区单位参与意识不强，甚至不配合，不支持。其次，街道与社区在党建方面的协调不到位。有些街道虽然嘴上也喊着重视社区党建，加强社区党建，却一味地等待社区党组织求上门，甚至对有些事还不支持，不配合。虽然成立了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但相应的规章制度得不到贯彻。最后，在职党员与社区党组织关系的协调不到位。在对社区内无隶属关系的其他单位党组织以及在职职工党员的资源整合上，社区党组织的影响力还很弱。多数在职党员认为自己的组织关系不在社区，不愿参加社区组织开展的活动，更不愿接受社区党组织的管理、监督。
3.对社区党建工作缺乏财力物力的支持。党组织作为社区领导核心，承担着组织协调社区各方面工作的任务。社区党建工作设施和开展社区党建组织活动、党员培训教育等，必须投入资金，而原本无多少财力、物力的社区在承接这些社会职能后，往往因缺乏相应的财力、物力支持而不能有效开展工作，这就使我国社区党建工作新增一个难题，即如何得到落实社区党建工作所需的财力、物力保障。就当前情况看社区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筹措启动资金难、可开发利用资源有限、增收渠道窄等困境。加之社区工作人员较少，工作头绪多，任务繁重有时一项工作就要折腾几个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社区党建工作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