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在食堂，我坐在神父的旁边。神父对于我没到他故乡阿布鲁息去感到很失望，一副很伤心的模样。他给他父亲写信，说我要去，他们也准备好一切等待着我。我心里也难受起来，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去。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的，我就向他解释说，本来是要去，可是后来事太多，终于拖得没有去成。后来他也看出我是真的打算去的，也就释怀了。我喝了很多酒，过后又喝了咖啡和施特烈嘉酒，带着酒意说：“我们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从来不这样做。”别人都在争论着，我却在友好地交谈。我本来有要到阿布鲁息去的意思，但却没有去到那路面都被冻得像铁一样坚硬的地方，那儿的天气，冷冽而且干燥，下的雪都像是干粉一样，雪地上留有野兔的痕迹，朴实的庄稼人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而我去的地方都是烟雾缭绕，呛人的咖啡馆，一到夜里，就天旋地转的，你得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间醉倒在床上，体会着无奈的人生，醒来时却感到异样的兴奋，也不知道是跟谁在睡觉，在黑暗中，整个世界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但却令人兴奋，所以你又不得不装得假痴假呆、糊里糊涂，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不用在乎。有时候，你又会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这时从梦中醒来，一到早晨，就又都消逝不见了。你亲眼看到的都是尖锐的、苛刻的、鲜活的现实，有时甚至为了昂贵的价钱而争论不休。有时醒来时会觉得愉快、甜蜜、温暖，还一起吃了早饭和中饭。有时好感又会很快消失，就急于早点独自一人上街去，但有开始就意味着夜晚将要很快到来。我想把夜里的情况，以及日夜的区别向神父说说，想告诉他如果黑夜也像白天那么清爽寒冷的话，就会比白天好。只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出来，但是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就一定会明白。他没有这种经验，但他还是知道我原本是打算去他故乡的，虽然没去成，但我们依然是朋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也有些分歧。我所不明白的事往往他都明白，有时我也懂了，只是后来又总是忘掉。关于这一点，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当时我们大家都在食堂，巳经吃完了晚饭，还有些人在争论。我们俩一停止谈话，上尉便嚷道：“神父不开心，神父没有姑娘不开心。”
“我很开心的。”神父说。
“神父不开心，神父希望奥地利打胜仗。”上尉说。其他人都听着。神父摇摇头。
“不是。”他说。
“神父让我们永远不进攻，你不是让我们永远不进攻吗？”
“不是，要是有战争，我们就是要进攻的，总是要进攻的。”神父点点头。
“别逗他了，”少校说，“他这人不错。”
“对于战争，他毕竟帮不上任何忙。”上尉说。于是大家离桌散席。
早晨，我被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开炮声吵醒了，看见了窗外的阳光，于是就起了床。我踱到窗边向外望，花园里的沙砾小径是潮湿的，草地上还有露珠。炮队开了两次炮，每开一次，窗户就震动一下，连我睡衣的胸襟也抖了一下。炮虽然看不见，但一听就知道是从我们头顶上开出的，炮队挨得这样近，让人讨厌，还好不是大口径的炮。我望着外边花园时，听见了一部卡车在路上的开动声。我穿好衣服下楼，在厨房里喝了点咖啡，便朝汽车库走去。有十部车子并排停在长长的车棚下，都是些上重下轻、车头短的救护车，漆成灰色，构造就像是笨重的卡车。机师们正在场子里修着一部，还有三部则留在山峰间的包扎站。
“敌人向那炮队开过炮吗？”我问一位机师。
“没开过，中尉先生。那座小山掩护着呢。”
“这里情况怎么样？”
“还可以，除了这部车子，其他都还可以用，”他放下工作笑笑，“你是刚休假回来吧？”
“是的。”
他把手在罩衫上蹭蹭，露齿而笑。“玩得好吗？”其余的机师都露齿而笑。
“挺好，”我说，“这车子怎么啦？”
“坏了，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坏的。”
“这次是哪的毛病啊？”
“得换钢环。”
我让他们继续修理这部惨不忍睹的空车，现在车子的引擎敞开着，零件凌乱地放在工作台上。我走到车棚底下，把所有车子都检查了一下。有几部刚刚洗过，相当干净，其余的积满了灰尘。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车胎，看是否有裂痕或被石头划破的痕迹，所有情况都还好，显然我人在不在这儿看管车子，都无所谓。本来我还以为自己很重要呢，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把伤病员从深山里的包扎站运回来，然后根据他们的病历卡，分送入到医院，这一切得以顺利进行，大多是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没有我都无关紧要。
“配零件有没有困难？”我问那机械中士。
“没有，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我说，回到屋子里，又到厨房喝了杯咖啡，因为加了些炼乳，所以是淡灰色的，味道甜甜的。窗外是温暖的初春的早晨，鼻子里开始感到一丝干燥，这天一定会很热。这天，我到山峰间去看了看车站，回镇时巳经很晚了。
这一切都很好，我人不在这儿，好像看上去还更好呢，我听说又要开始战争了。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将会在河上游的一个地方发起进攻，少校安排我负责协调好进攻时期的各救护车站。进攻部队会从上游一条窄峡处渡河，然后在山坡上扩大阵地。要尽量使救护车的车站靠近河边，而且要有天然的屏障隐蔽好自己。原则上讲，车站地点是由步兵选定的，不过实际筹划执行，还是我们来做。这样一来，我居然也有了布阵作战的错觉了。
我弄得灰头土脸的，就回房间去梳洗了一下。雷那蒂正坐在床上看《雨果氏英语语法》。他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脚穿黑靴，头发抹得锃亮。“太好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巴克莱小姐吧。”
“不去。”
“你得去，帮我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把自己弄干净点。”
“洗一洗就行，用不着换衣服。”
我洗一洗，梳了梳头，就准备跟他一起去。
“等一等，”雷那蒂说，“咱们还是先喝点东西再去吧。”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别喝施特烈嘉。”我说。
“不，是白兰地。”
“好吧。”
他倒了两杯酒，我们碰了个杯，一饮而尽。酒好烈啊。
“再来一杯？”
“好吧。”我说。我们喝了两杯白兰地，雷那蒂放好酒瓶，我们这才下楼。我们穿走在小镇上，本来天是很热的，还好太阳要下山了，这样走着倒还算舒服。英国医院设在一座德国人战前盖的大别墅里，巴克莱小姐和另外一名护士一起在花园里。我们能从树缝间看见她们的白制服，于是朝她们走去。雷那蒂行了礼，我也行了礼，不过没有他那么殷勤。“你好，”巴克莱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嗯，不是。”
雷那蒂在跟另外一位护士谈笑风生。
“你真奇怪，为什么去了意大利军队？”
“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军队，只是救护车队罢了。”
“那也还是很奇怪，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不是每件事都能说出原因的。”
“噢，没有原因？我的教养却告诉我是应该有原因的。”
“那倒还挺好的。”
“我们非这么顶嘴不可吗？”
“可以不用这样。”我说。
“这倒真让人松口气，不是吗？”
“你手里那根是什么东西？”我问。巴克莱小姐长得相当高，她身上穿的应该是护士制服，金黄的头发，灰色的眼睛，皮肤被晒成了黄褐色，在我看来，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细藤条，外边包了皮，看起来好像是小孩子玩的马鞭。
“这根东西的主人去年阵亡了。”
“非常抱歉，我问的有些失礼了。”
“他是个好小伙儿，本来我们是要结婚的，但他在索姆战役中牺牲了。”
“那是一场可怕的恶战。”
“你也参加了吗？”
“不。”
“我也听别人说过，”她说，“这里可不会发生像那样的恶战。他们把这根东西送来给我，作为纪念。是他母亲送来的，其他东西都送回家去了。”
“你们订婚多长时间了？”
“八年，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
“那为什么不早点结婚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我本来可以早些嫁给他的，当时没结，真傻。不过我当时一直认为，结婚会对他有影响。”
“原来是这样。”
“你有爱过谁吗？”
“没有。”我说。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我看了她一眼。
“你的头发长得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很喜欢。”
“他死后，我本想一刀剪掉。”
“那又何必呢。”
“我当时想为他做点什么。你知道，对于那种事我本来就不在乎，只要他要，我都可以给。早知道会这样，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我到现在才明白这些事，而他当时要去参军时，我却没能明白。”
我什么都没说，就静静地听着。
“我当时也什么都不懂，还以为给他就是害了他，我以为给了他以后，他会熬不住，后来他一死，一切就都结束了。”
“我也很难过。”
“唉，完了，”她说，“什么都完了。”
我们望望雷那蒂，他还在和那护士说话。
“她叫什么？”
“弗格逊，海伦？弗格逊。你的朋友是位医生吧？”
“是的，他人很好。”
“那好极了，这么靠近前线，很难找到好人。我们是靠近前线的吧？”
“非常近了。”
“这条战线并不明智，”她说，“但是风景很美，听说要发动进攻了，是吗？”
“是的。”
“那时我们就要开始忙着工作了，现在无事可做。”
“你做护士很长时间了吧？”
“从一九一五年年底起，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记得当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想象有一天他会被送到我们医院来，也许是刀伤，头上缠着绷带，或是肩头中了枪，总归是个有趣的场面。”
“这里倒是个有趣的前线。”我说。
“你说得对，”她说，“人们还不清楚法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要是清楚的话，这仗恐怕也就没法打了。他并不是受到什么军刀砍伤，而是被炸得粉碎。”
我又没出声。
“照你看来，这仗就没个结束的时候吗？”
“不会的。”
“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停止呢？”
“总会有个地方先撑不住了。”
“我们撑不住，我们会在法国崩溃的。像索姆这样搞几次，就非垮不可。”
“这里不会垮的。”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是的，他们今年夏天打得很不错。”
“他们可能垮的，”她说，“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垮掉。”
“那德国不是也一样。”
“不，”她说，“我可不这样想。”
我们向雷那蒂和弗格逊小姐那边走去。
“你爱意大利吗？”雷那蒂用英语问弗格逊小姐。
“相当爱。”
“不懂。”雷那蒂摇摇头。
我把“相当爱”译成意大利语。他还是摇头。
“这不行，你爱英格兰吗？”
“不那么爱，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雷那蒂茫然地看着我。
“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爱苏格兰甚于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语说。“可是苏格兰不就是英格兰吗？”
我把后半句翻译给弗格逊小姐听。
“不是啊！”弗格逊小姐说。
“真的？”
“一直都不是啊，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
“不喜欢英格兰人？那你不喜欢巴克莱小姐？”
“噢，这不一样。你可别这样咬文嚼字。”
过了一会儿，我们说了晚安就分手了。在回家途中，雷那蒂说：“巴克莱小姐相比之下可能更喜欢你，显然是这样的。可那位苏格兰小姑娘也很不错。”
“很不错。”我说。其实我都没太注意那人长什么样。“你喜欢她吗？”
“不。”雷那蒂说。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拜访巴克莱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救护车停在了别墅的边门，于是我就从那儿走了进去。我在别墅里见到护士长，护士长说巴克莱小姐正在上班一一“这是作战时期，你知道。”
我说我知道。
“你就是那位参加意大利军队的美国人吧？”她问道。
“是的，小姐。”
“你怎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部队？”
“我不知道，”我说，“那现在可以参加吗？”
“恐怕巳经不行了，告诉我，你为什么参加意大利军队？”
“我当时正好在意大利，”我说，“而且我会讲意大利话。”
“噢，”她说，“我也在学，这是一种美丽的语言。”
“有人说学了两个星期就会了。”
“噢，我可不行，我巳经学了好几个月了。你要来看她的话，就七点钟以后吧，她那时下班。但是千万别带来一大帮意大利人。”
“就是为听听美丽的语言也不行吗？”
“不行，就是为漂亮的军装也不行。”
“晚安。”我说。
“回头见，中尉。”
“回头见。”我行了礼，走出去。要像意大利军人那般对外国人行礼，可真是件令人难堪的事。大概意大利人的行礼是永远都不准备出口了。
这是炎热的一天。我曾经去了一趟上游的普拉伐桥头堡鱼，总进攻将从那儿开始。去年还根本不能深入河对岸去，因为从山隘到浮桥只有一条路，而这条路上受敌人机枪扫射和炮击的地段，约有一英里长。而且路不宽，既不足以运输全部进攻部队，同时奥军又可以集中兵力，把它变成屠宰场。但是现在意军巳经渡了河，而且还占据了对岸敌人地带约有一英里半长，这个地带非常危险，奥军本不应该让意军占领的。照我想，大概是彼此都让了步，因为我们这边河上，奥军在下游地带也保留有一座桥头堡。奥军把战壕挖在了距离意军阵地只有几码远的土坡上。原本在那儿的小镇，如今也变成废墟一片了。只剩下一个残毁的火车站和一座被炸坏的铁路桥，这座桥现在还无法修理和使用，因为它就暴露在敌人眼前。
我沿着窄路开车驶向河边，把车子留在山下的包扎站上，步行走过那座有山肩掩护的浮桥，走进那些在废镇上和山坡边的战壕。大家都躲在掩蔽壕里，那儿搁着一排排的火箭，万一电话线被割断的话，这些火箭可以随时施放，请求炮队的支援或者当作信号。那儿又静，又热，又脏。我隔着铁丝网观察了一下奥军阵地，一个人也没看见。我正好和一位上尉是旧相识，就在掩蔽壕里喝了杯酒，然后沿原路回到了浮桥。
这里正在修建一条宽阔的新路，它将盘山而上，然后蜿蜒地通向河上的桥。这条路一修好，总攻击就要开始了。新路的下山路线会穿过森林，急峭地转折下山。当时的布置是：进攻部队要充分利用这条新路，回程的空卡车、马车和载有伤员的救护车，则要选择原先那条狭窄的道路。包扎站设在敌军那边河上的小山边，抬担架的人得把伤员抬过浮桥。
总进攻开始时，我们就将采取这样的行动。照我目前所能观察到的，这条新路的最后一英里，也就是刚从高山转入平原的那一长段，会遭到敌军不断的猛轰，也可能会是伤亡最惨重的地带。还好我找到一个可以躲车子的地方，车子经过那一段危险地带后可以在那儿隐蔽起来，等待着伤员从浮桥上被抬过来。我很想在新路上试试车，可惜路还没修好，不能通行。新修的道路非常宽阔，斜度也挺好，还有那些转弯处，透过森林的空隙处看上去，很是壮观。救护车装有金属制的刹车，而且下山时并没有载人，所以还不至于出毛病。我沿着窄路开车回去。
中途，被两个意大利宪兵拦住了车子。原来是刚刚落下了一颗炮弹，而当我们等待的时候，路上又掉下来三颗炮弹。那些炮弹都是七十七毫米口径的，落下来时有一股嗖嗖响的急风声，一阵又有力又刺眼的爆裂和闪光，接着路上冒起一股灰色的浓烟。宪兵挥手示意我们开走。我的车子经过炮弹掉下的地方时，避开了地上的那些小坑，一股强烈的爆炸味混合着击碎的碎石味扑面而来，我开车子回到哥里察我们住的别墅，后来就去拜访巴克莱小姐，她正在上班，又没有见到面。
我很快地吃完晚饭后，就赶到英军医院所在地的别墅去。别墅又大又美丽，树木都长得很茂盛。巴克莱小姐和弗格逊小姐正坐在花园里一条长椅上。见到我，她们似乎感到很高兴，一会儿弗格逊小姐便借口要走了。
“你们俩可能要自己待在这儿了，”她说，“没有我，你们会更高兴的。”
“别走，海伦。”巴克莱小姐说。
“我还是走吧，我有几封信要写。”
“晚安。”我说。
“晚安，亨利先生。”
“你可别写什么让自己难堪的话。”
“你放心，我只是写写这里的美景和勇敢的意大利人。”
“要是写这些，你还会得奖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