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进米兰站时，正是清晨。我们在火车站台下了车，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也不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我被抬下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市场和一家开门营业的酒店，一个姑娘正把店里的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能够闻到清晨的清新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进去找人。一个头戴一顶门房制帽、留着灰色小胡子的、没穿上衣的管理员走了出来。担架进不去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是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最终他们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一直弯曲着，痛得厉害。“让我的腿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嘴里掺杂着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的气味。“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
妈的，谁不小心了？
“我还是要说请你小心一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栅栏拉上了，那个管理员按了上四楼的电钮，一副很担心的样子。电梯慢慢往上爬。
“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
“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到了四楼。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我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到里面的门铃在响，没有人来。这时由楼梯走上来的看门人也到了。
“人呢？”抬担架的人问。
“我不知道，”看门人说，“他们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吧。”
看门人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还没准备好呢，这里还不准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
“请随便给我找个房间就可以。”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随便给你一间房。”“随便什么房间都可以，”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看门人说：“去找间空房间。”
“所有房间都是空的，”看门人说，“你是第一位来这儿的病人。”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时间太长了，越来越疼，巳经痛入骨髓。看门人走进去，后面跟着那位老护士，不一会儿，他们就赶了回来。“跟我来。”他说。我被抬到了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一张床，一个上面带着镜子的大衣柜，他们把我放在了床上。
“我可没办法给你铺床单，”老护士说，“被单都被锁起来了。”我并没有理会她。“我口袋里有钱，”我对看门人说，“在扣着的口袋里。”他把钱掏了出来。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卡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你可以拿给护士。”
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再会，”我说，“多谢多谢。”他们又行过礼，出去了。
“病历卡上，”我对护士说，“写明了我的伤情和巳接受过的治疗。”老护士捡起病历卡，戴着眼镜观看。病历卡一共三张，对折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说，“我看不懂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开始笑起来，把病历卡放在她罩衫的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吧？”她笑着问。
“是的，请你把病历卡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房间里阴暗、凉爽。我躺在床上，能看见房间另一端的大镜子，但是看不清镜子里映射的景象。看门人站在床边，他长着一张平易近人的脸。“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
“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贵姓？”
“华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华克太太。我现在想睡一下。”
凉爽的房间里就剩我自己了，这儿没有医院里那种气味。床垫稳固、舒服，我安静地躺着，几乎都不呼吸，腿巳经没那么痛了，觉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了，发现床沿垂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了一下，但是没有人来。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我打量一下四周。阳光从百叶窗漏进来。我看见那张大衣柜、空空的四壁和两张椅子。我的双腿扎着肮脏的绷带，笔直地伸在床上。我很小心，两条腿动都不敢动。我口渴极了，又伸手按铃。我听见门打开，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护士。她看上去很年轻，而且非常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走到床边来。“医生还没回来，他上科莫湖去了。没人知道会来病人，你是哪不舒服啊？”
“我受伤了。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先帮你把身子洗干净吧，你的伤口我们不敢动，等医生回来再说。”
“巴克莱小姐在这儿吗？”
“不在，这儿没有姓这个的人。”
“我刚来时，那个总是笑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那是华克太太。她值夜班，睡着了。她想不到会有病人来。”
我们谈话时她替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我的衣服全脱掉了，她开始帮我擦身子，十分温和柔婉。我头上扎着绷带，但她把绷带旁边的地方都洗了。
“你在哪儿受的伤？”
“伊孙左河上，在普拉伐的北面。”
“那儿又是哪里啊？”
“哥里察的北面。”
我看得出这些地名，她都不熟。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太疼了。”
她在我嘴里放进一支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腋窝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拔出来，看看，甩了一甩。
“几度？”
“你是不该知道的。”
“告诉我吧。”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两条腿里边也装满着破铜烂铁。”
“说的是什么意思？”
“腿里边装满着迫击炮弹的碎片、旧螺丝钉和床的弹簧等等。”她摇头笑了一笑。
“要是你腿里的这些东西引起发炎，你就得发烧了。”
“好吧，”我说，“等着瞧吧。”
她走出病房，然后和早上碰到的那位老护士一起进来。她们俩一块儿铺床，我人仍旧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很新奇，我很佩服。“这儿的主管是谁？”
“范坎本女士。”
“一共有多少护士。”
“只有我们两个。”
“不是还有几位要来吗？”
“是，还有几位也快到了。”
“她们什么时候到呢？”
“这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没生病，”我说，“我只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上身下都挨着一条干净光滑的被单。华克太太走出去，拿了一件睡衣的上衣回来。她们给我穿上了，我觉得又干净又舒服。
“你们对我真好，”我说。那个叫做盖琪的护士娇柔地笑了一下。“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你马上就能吃早餐了。”
“我现在倒还不是很想吃，请你给我打开百叶窗好吗？”
本来房间里是很暗的，现在百叶窗一打开，变得阳光明媚的，我能看见窗外的阳台，还有别人家瓦房的屋顶和烟囱，屋顶的上空就是碧蓝的天和白云。
“你们难道不知道别的护士们什么时候到吗？”
“你怎么总是问这个问题，难道你对我们不满意吗？”
“不不，你们很好。”
“你要不要用便盆？”
“试试看吧。”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试，但是不行。然后我又躺下，从敞开的门望着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等等吧，我们巳经想办法到科莫湖去找他了。”
“就没有别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琪小姐拿来一瓶水和一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后，她们就走了，我又望向了窗外一会儿，就又睡着了。我午饭吃了一点东西，午后医院的负责人范坎本女士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心眼小，猜疑心重，当医院的负责人真是大财小用了。她盘问了我许多话，听她口气好像我参加意国军队是一粧丢脸的事。
“吃饭时我可以喝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医生没来以前，我是不是就不能喝？”
“绝对不许喝。”
“你们应该找过医生了吧？”
“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琪小姐走进房来。
“你为什么对范坎本女士这么没礼貌？”她很熟练地替我做了些事情后，这么问道。
“我并不是有意要这样的，可她太傲慢了。”
“她倒说你跋扈蛮横。”
“哪里，医院里没医生，这玩的是什么把戏啊？”
“他就回来了，她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
“不，他在那儿有个诊所。”
“他们为什么不另外找个医生来？”
“嘘！嘘！你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叫人去把看门人找来，他来时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叫他上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牌味美思和一尊基安蒂红酒，还有晚报。他去了，回来时用白纸包着酒，报纸摊开，我叫他拔掉瓶塞，把红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走了以后，我独自一人在床上躺着看了会儿报纸，看看前线的消息、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得到的勋章，随后我把那瓶味美思从床底下拿了出来，笔直地摆在我的肚子上，让阴冷的玻璃瓶冰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在肚皮上印上了圆圈儿。我看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燕子来回转着，我一边看着燕子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琪小姐端来一个玻璃杯，里边是蛋奶酒。她进来时我赶快把味美思藏在床的另外一边。
“范坎本女士在这里边掺了些雪利酒，”她说，“你不该对她那么粗鲁。她年纪不小了，还在医院里担负着这么大的责任，华克太太也老了，没法帮她的忙。”
“她人很出色，”我说，“我很感谢她。”
“我去把你的晚饭端来。”
“不着急，”我说，“我还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我向她道了声谢，吃了一点晚饭。饭后外边的天更暗了，我能看见天空中晃动着探照灯的光柱。我望了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流着汗惊醒过来，随后又睡着了，尽量的避免做梦。离天亮还早，我又醒了过来，听见鸡叫，清醒地躺着一直到天蒙蒙亮。我很疲倦，天真的亮了以后，又睡着了。十四我醒来时，房间充斥着阳光。我以为又回到了前线，所以在床上把身子伸了伸。想不到双腿疼痛，低头一看，看到腿上绑着的肮脏绷带，才想起自己在哪儿。我伸手抓住电线按电铃，听见了走廊上那个电铃响了，随后有个穿着橡皮底鞋子的人走近来。来的是盖琪小姐，在明亮的阳光下，她显得有些苍老，而且也不那么漂亮了。
“早上好，”她说，“你夜里睡得好吗？”
“挺好，多谢你，”我说，“我可以叫个理发师来吗？”
“我刚才来看你，你正抱着这个东西在床上熟睡着呢。”
她打开橱门，举起那瓶味美思，差不多巳经空了。“你床底下的那一瓶我也放在这儿了，”她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要个杯子呢？”“我不是怕你不让我喝么。”
“本来我是可以陪你一起喝一点儿的。”
“你是个好姑娘。”
“单独一人喝酒不好，”她说，“你以后可别这么做了。”
“好的。”
“你的朋友巴克莱小姐来了。”她说。
“真的？”
“是真的，可是我不喜欢她。”
“你会喜欢她的，她人很好的。”
她摇摇头。“我只能说她很漂亮。你可以往这边挪一下吗？好了，我给你洗一洗，准备吃早餐。”她拿了块布和肥皂，用温水给我洗。“你把肩膀抬起来，”她说，“这样行啦。”
“能不能在早饭前把理发师找来？”
“我去让看门人把他找来。”她走了出去又走回来。“他去叫了。”她说，一面把手里的那块布浸在水盆里。
理发师跟着看门人进来了。他大概有五十岁左右，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盖琪小姐给我洗好了，走了出去。理发师过来在我脸上涂上皂沬，给我刮胡子。他人很严肃，也不说话。
“怎么啦？有什么消息没有？”我问。
“什么消息？”
“随便什么消息，城里发生什么没有？”
“这是战争时期，”他说，“到处有敌人的耳目。”
我抬头看看他。“脸别动，”他说，一边继续刮胡子。“我什么都不说“你到底怎么啦？”我问。
“我是意大利人，不能给敌人通风报信。”
我只好随着他。倘若他是疯子，我的脸还是早一点离开他的剃刀的好。
有一次，我想好好地看一眼他。“当心，”他说，“剃刀快得很。”修脸后我付钱给他，给了他半个里拉做小费，可他并没有要。
“我不要，虽然我没上前线，但我还是意大利人。”
“滚你妈的蛋。”
“那我就走了，”他说，用报纸包好剃刀。他走了出去，把半个里拉放在了床头的桌子上。我按按铃，盖琪小姐走进来。“麻烦把看门人找来。”
“好的。”
看门人来了。他竭力忍住了笑。
“那理发师是不是疯子？”
“不是，长官。他搞错了。他没听懂，以为我说你是个奥国军官。”
“噢。”我说。
“哈哈哈，”看门人直笑，“他这个人还真有趣，他说只要你动一动，他就——”他伸着食指划一划喉咙。
“呵，呵，呵，”他竭力忍住笑，“后来我对他说，你并不是奥地利人。呵，呵，呵。”
“呵，呵，呵，”我埋怨道，“他要是真把我当奥国军官给杀了，那就更有趣了。呵，呵，呵！”
“那倒不会，长官。他非常害怕奥地利人。呵呵。”
“哼哼，”我说，“去你的吧。”
他走出去，我听见他在走廊上的笑声。走廊上有走过来的脚步声，我望着门，来的是凯瑟琳？巴克莱。她走进房，走到床边。
“你好，亲爱的。”她说。她看上去又清新又年轻，十分美丽。我想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
“你好。”我说。我一看到她，就爱上了她，每天都神魂颠倒的。她望望门口，确定没人，就在床沿上坐下，弯下身来吻我。我把她搂过来，吻她，感到她的心在评评地跳。
“亲爱的，”我说，“你能够来这儿不是很奇妙嘛！”
“其实要来并不难，不过要一直留在这儿，可能不容易。”
“你必须一直留在这儿，”我说，“噢，这真是太好了。”我爱她爱得疯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真的就在眼前，我紧紧地抱住她。
“别这样，”她说，“你身体还没完全康复呢。”
“哪里，我巳经没事了，来吧。”
“不，你还没有完全好呢。”
“怎么会，我行，我行的。求求你。”
“你真的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而且爱得发疯，请你快来吧。”
“我们的心在跳呢。”
“我不管这个，我要的是你。我只是爱你爱得发疯了。”
“你真的爱我吗？”
“别总问这个问题。来吧，求求你。求求你，凯瑟琳。”
“好，不过只一会儿。”
“好的，”我说，“把门关好。”
“你不能这样，咱们不能这样。”
“来吧，别说话。请你来吧。”
凯瑟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门开着，外面就是走廊。狂热之后，我觉得空前愉快。
她问道：“你现在相信我是爱你的吗？”
“噢，你真可爱，”我说，“你必须一直陪我留在这儿，他们不能打发你走。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们得十分小心，咱们不该像刚才那样发疯似的。”
“在晚上还是可以的。”
“我得格外小心，你在别人面前也要留个神。”
“我会特别小心的。”
“你得小心，你讨人喜欢。你真的爱我，对吗？”
“别再说这个了，你不知道这叫我有多难受。”
“那我以后尽量不说就是了。我现在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快点回来啊。”
“一有机会我就来。”
“再会。”
“再会，亲爱的。”
她走了出去。天知道我本来不想爱上她，不想爱上任何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真的爱上她了，我现在躺在米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千头万绪，我觉得非常愉快幸福。最后盖琪小姐进来了。
“医生快来啦，”她说，“他从科莫湖打来了电话。”
“他什么时候到？”
“今天下午。”
下午，医生匆忙赶回来了。他是个痩小而且沉默的人，战争似乎使他变得有些神经质。他以一种轻巧、文雅而又显得厌恶的态度，从我两条大腿中取出了几小块钢弹片。他用一种局部麻醉剂使肌肉组织麻木，免得疼痛，直到他那探针、解剖刀或是钳子穿透了麻醉的肌肉层才觉得痛。病人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什么地方是被麻醉过的。过了一会儿，脆弱文雅的医生巳经不耐烦了，于是他说，还是拍X光片子吧，探伤的方法不大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