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口上用蜡封着，”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笑。
“博内罗呢？”
皮安尼望着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去当俘虏了。”
我没有说话。
“他怕我们都会被打死。”
我紧握着那酒瓶，还是没说话。
“你看，对于这场战争，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中尉。”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呢？”我说。
“我不想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吧，”我说，“你切香肠好不好？”
皮安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边吃香肠，边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留起来打算结婚用的，时间太长了，都有点褪色了。
“你守着这个窗子望出去，路易吉，”我说，“我过去守那道窗口。”我们一人一瓶酒，我就拿着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从那窄窄的小窗口望向潮湿的田野。我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但我只看到一片片农田、赤裸的桑树和落着的雨。我喝喝酒，但它并没有使我感到舒服些。因为存放时间太长了，变了质，失去了味道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黄昏来得很快。这将是一个漆黑的雨夜。天一黑就不必守望了，于是我就去了皮安尼那边。他睡着了，我没把他叫醒，只是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他是个大个子，睡着了就不容易醒。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他，我们就继续赶路了。
那是个奇异的夜晚。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死亡，也许是在黑暗中被枪击毙或者奔跑着逃窜，但是想不到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先是躲在公路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全部通过以后，我们才越过公路，一直朝北走。有两次，我们离德国的部队都很近了，但是并没有被发现。我们绕着城的北面走过乌迪内，一个意大利人都没碰着，不一会儿便走进大撤退的基本行列，整夜赶往塔利亚门托河。如此宏大的撤退规模是我没有想到的。不只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撤退。我们整夜赶着路，走得比车辆还要快。我的腿感觉到了些疼痛，整个人都很疲倦，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很快。博内罗情愿去当俘虏，真太傻了。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我们穿越两国大军，完全没发生意外。倘若艾莫没被打死，那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有任何的危险性。我们沿着铁路大大方方地走，没人来找我们的麻烦。艾莫的死很突然，而且没有理由。不晓得博内罗正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中尉？”皮安尼问。路上车辆和军队很拥挤，我们走在路边。
“我很好。”
“我巳经走烦了。”
“嗯，我们现在只要走就行了。用不着再操心。”
“博内罗是个傻瓜。”
“他真是傻瓜。”
“你要怎么处理他的事呢，中尉？”
“我还没想好。”
“你可不可以就报告说他被俘虏了？”
“我不知道。”
“你也知道，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上面会给他家属找大麻烦的。”“战争不会继续下去了，”一个士兵说，“巳经结束了，我们正在回家。”
“人人都在回家。”
“快走，中尉，”皮安尼说。他想超过那些士兵。
“中尉？哪一个是中尉？打倒军官！”
皮安尼搀住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来找你麻烦的，他们巳经枪杀了一些军官了。”我们赶了几步，走在了那些部队的前面。
“我不会打一份报告叫他家属吃苦头的。”我继续我们的谈话。
“要是战争真结束了，那就无所谓了，”皮安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巳经结束，真这样就太好啦。”
“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还是不相信战争会结束。”
“和平万岁！”一个士兵叫喊起来，“我们回家去啦。”
“倘若我们大家都回家，那太好了，”皮安尼说，“你不想回家吗？”“当然想啊！”
“我们回不了。依我看，战争还没有结束。”
“回家啦！”一个士兵用意大利语喊道。
“他们丢掉了步枪，”皮安尼说，“他们行军的时候把枪摘下，丢掉了。然后就喊口号。”
“他们不应该把枪丢掉。”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丢掉，人家就没法再叫他们打仗了。”
我们在雨夜中沿着路边赶路，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披肩上边撅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和平旅。”有人喊道。军官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和平万岁！”
“快走吧。”皮安尼说。我们从两辆英国救护车边走过，它们被丢在一大批遗弃的车辆间。
“我认识，那是哥里察开来的车子。”皮安尼说。
“看来，他们倒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他们比我们走得早啊。”
“也不知道司机都去哪儿了？”
“可能就在前头吧。”
“德国军队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可以渡河了。”“是的，”皮安尼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觉得战争不会结束。”“德国军队本可以追上来，”我说，“可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我也不知道，关于战争我一窍不通。”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等待他们的运输供应吧。”
“我不知道。”皮安尼说。他独自一个人，态度就和气得多，原来和其他司机在一起时，他讲起话来很粗鲁。
“你结婚了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
“你不想当俘虏就是为了这个吗？”
“这只是原因之一。你结婚了没有，中尉？”
“没有。”
“博内罗也没结婚。”
“看来结婚与否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结了婚的人总是惦记着妻子的吧。”我说。我很想谈谈关于妻子的事。
“是的。”
“你的脚怎么样？”
“着实疼。”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岸边，便沿着涨满水的河走，朝一条所有人马都要过的桥走去。
“这座桥应该能保住吧。”皮安尼说。在黑暗中，显得水面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那座木桥约莫有四分之三英里长，一般来说，河水很浅，只是桥下宽阔的石床上的一股窄窄的水道，现在可高涨到紧挨着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从渡桥的人群中挤了进去。我被人群紧紧地夹着往前移动，天上还下着大雨，下边隔着几尺便是河水，我的前头就是一只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现在我们巳经没法按照自己的速度赶路，这样一来身子觉得很乏。丝毫感受不到渡桥的快乐。我就在想，如果是在白天，飞机来丢炸弹，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皮安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被挤到靠前一点儿的人群里。没人说话，大家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快点儿过桥。我们快过去了。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我看见他们在地上映出的影子。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用手朝我们队伍中的一个人指指。一名宪兵走进行列，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他被强制离开大路。我们快走到军官们的正对面了。他们正仔细察看着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有时交谈一声，跨前几步，打手电筒照照某个人的脸。我们刚要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去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人，是个中校，他被手电筒照时，我看见他袖管上有两颗星。他是个矮胖子，而且头发灰白。宪兵把他拖到那一排检查行人的军官后面。当我走到那一排军官跟前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其中有一位指指我，对宪兵说了一声，那宪兵就朝我跑了过来，挤进了队伍，接着我感到他揪住了我的衣领。
“你要干嘛？”我说。朝他脸上挥了一拳。我看见那帽子底下的脸，上翘的小胡子，血从他面颊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这里冲过来。
“你要干嘛？”我说。他不回答。他正想找机会揪住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不能碰一个军官吗？”
那个宪兵从身后抓住了我，朝上扭动着我的手臂，几乎快要脱臼了。我们一起转过身，第一个宪兵狠狠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我的左膝撞他的胯部。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啊？”我想大声叫出来，可并没发出多大声音，现在我巳经被推到路边了。
“他再抵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押他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啊？”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到底是什么人？”
“战场警察。”另外一位军官说。
“刚才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过来，而是叫这么一个人来抓我？”他们不回答，他们可以不理睬，因为他们是战场警察嘛！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看，他的意大利语说的并不标准。”
“你还不是同样口音不准，狗崽子。”我说。
“把他押过去。”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押着我绕到这排军官的后边，朝往公路下河边的田野走去，那儿有一堆人。我们朝那堆人走去时，听见了枪声，还看见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是报告的声音。我们走到那堆人旁边。有四名军官站在那里，每人身边站着两名宪兵。这群人都由宪兵看守着。审问者的旁边站着四名宪兵，人人挂着卡宾枪。这些宪兵都是那种戴宽边帽的家伙。押我去的那两个把我推进这等待受审的人群中。现在被审问的就是刚才从队伍中拖出来的那个灰头发的中校，胖胖的小个子。审问者冷静干练，威风凛凛，掌握着人家生死大权的意大利人大概都是这个模样，因为他们光枪毙人家，自己却没挨过枪子儿。
“你是属于哪一旅的？”
他告诉了他们。
“哪一团？”
他也说了。
“为什么没跟他们在一起？”
他说出了原因。
“你不知道军官必须和他的部队在一起的规矩吗？”
他知道的。
“就问到这儿吧。”另外一个军官开口了。
“就是你们这种人，把野蛮人放进来糟蹋祖国神圣的国土。”
“对不起，我没能明白你的意思。”中校说。
“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叛逆行为，我们才丢掉了胜利的果实。”
“你们经历过撤退没有？”中校问。
“意大利永远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他们的对话。我们正面对着那些军官，而那个中校站在他们跟前，稍微靠近我们这边一点儿。
“要枪毙我的话，”中校说，“就请便吧，不必多问。这种问法是愚蠢的。”他划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会商了一下。其中一个在一本纸簿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明令枪决。”他宣读。
两个宪兵把中校押向了河边。中校在雨中走着，是个没戴军帽的老头儿，一边一个宪兵。我没有看见枪毙的情景，但我听见了枪声。现在他们在审问另外一个人了。也是一个与他原来的部队失散了的军官。他们不让他争辩。当他们从纸簿上宣读判决时，他哭了，他们把他带到河边去时，他一路大哭大喊，而当他被枪决的时候，又有另一个人在受审了。军官们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第一个问过话的人在执行枪决时，他们正一心一意审问着第二个人。这样做代表着很忙碌，顾不到别的事。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是等着接受审问呢，还是想办法趁早逃走。我显然是被当成了披着意军军装的德国人。我巳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不过还是要先假定他们是有脑子的，并且这脑子是管用的。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第二军正在塔利亚门托河后边整编扩充。他们在处决凡是跟原来部队离散了的少校和校以上的军官。此外，对于那些披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也全被迅速枪决。他们那边多数都戴着钢盔，我们这边只有两个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都戴着宽边帽子，我们叫这种帽子为‘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人出去受审并枪决。到现在，凡是被审过的都被枪决了。审问者们本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处理这种事情就显得很超脱，而且干净利落。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在前线带一团兵的上校。他们又从撤退行列中抓来了三个军官。
“他那一团兵在哪儿？”
我看看宪兵们。他们正在打量那些新抓来的，其余的则都看着那个上校。我身子往下一蹲，同时推开左右两人，低着头直跑到河边。我在河沿儿上绊了一下，‘扑通’一声掉进河里。河水很冷，但我还是强忍着躲在水下不上来。虽然感觉到河里的急流在卷着我，但我依旧坚持着，本以为再也不会上来了。我一冒出水面，吸了一口气，又赶紧躲了进去。潜伏在水里并不难，因为我有一身衣服和靴子。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面有一根木头，就游了过去，一手抓住它。我把头缩在木头后边，都不敢往上看一眼。我不想去看岸上。我逃跑时和第一次冒出水面时，他们都在开枪。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见了枪声，现在却没人打枪。那根木头顺着水势流转，我用一只手握着它。我看看岸上，河岸好像在很快地溜过去。河中木头很多。河水很冷。我随波逐流，从一个垂在水面上的枝条下漂过去。我双手抱住那根木头，让他随便把我带到什么地方。现在巳看不见河岸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河里漂流了多久，因为河水湍急。也许过了很长时间，但又可能很短。冰冷的河水在泛滥着，有许多东西从水上漂过，都是河水上涨时从岸上卷过来的。幸好我抱住了一根沉重的木头，身子浸在冰冷的水里，下巴靠在木头上，尽量使双手轻松地抱着木头。我最怕的就是抽筋，只盼着能赶快漂到岸边去。我漂下河去，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天开始亮了，我能看见河岸上的灌木丛。前面有一座矮树丛生的小岛，流水带着我朝岸上漂去。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脱下衣服和靴子，游上岸去，最终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我当时总觉得我一定能上岸的，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上岸时光着脚，那就糟了，我总得想办法赶到美斯特列。
我看着河岸在靠近，接着我又漂开去，然后又靠近了一点。现在木头带着我漂得慢一些了。河岸近在咫尺，我都看见柳树丛的嫩枝了。木头慢慢地转动，河岸转到了我的后边，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卷到了一个漩涡中，就那么慢慢地转着。我再看见河岸时，巳离得很近，我一手抱住木头，用另一只胳膊来划水，脚下还踩着水，希望能靠拢岸边，但结果还是在老地方。我又能看见岸上的灌木丛了，但是尽管我用尽了力气，拼命划水，还是被水流卷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淹死，因为脚上的靴子太笨重了，但是我仍旧继续划着水，挣扎着，等我把头露出水面时，看见岸正在慢慢靠近，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划水，双脚笨重，惊慌失措，终于到了岸边。我抓住了柳枝，悬在那里，再没力气往上攀爬了，不过我知道，我巳经不会再被水淹死了。我人在木头上时，就从没想到过会淹死。由于刚才使尽了力气，致使胸口感觉闷闷的，胃里也一阵恶心想吐，所以只能握着柳枝等待着。不再恶心的时候，我就爬到柳树上，两只胳膊抱住树干，双手紧紧地抓住树枝，休息了一下。后来我就顺着柳树，爬到了岸上。那时天蒙蒙亮，我一个人影也没看见。我就平躺在河岸上，听着流水声和雨声。
稍微休息一会儿后，我便起身沿着河岸走。我知道这一带是没有桥的，只有拉蒂沙附近才有。我猜想我所在的位置也许就是圣维多的对岸。我开始思量着该怎么办。前面有条水沟是通向河道的，我朝那条沟走去。到现在为止仍没看见一个人影，我坐在水沟边的几棵灌木树下，把靴子脱掉，倒出里面的水。我脱下军装上衣，从里边口袋里掏出皮夹子，我的证件和钞票全都放在那里，都巳经浸湿了。我拧干军装上衣，把裤子也脱下来拧干，接着脱衬衫和内衣裤。我用手拍打全身，摩擦一番，然后穿上了衣服。我的军帽巳经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