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胡适游遍了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石碑的中山大学新校舍、禅宗六祖的六榕寺、六百年前的五层楼的镇海楼、中心纪念馆、中山纪念大礼堂等地方。在广雅书院旧址游玩时，胡适的身边始终被七八百个第一中学的学生包围着，这些少年人的举动让胡适很受感动。
胡适刚一离开广东，就遭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炮轰，说他是“乱臣贼子”，“出言侮辱宗国，侮辱广东三千万人。”充分表达出旧式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刻骨仇恨。
胡适面对这种责骂，淡然地一笑置之，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在桂林普陀山腹，便是天下闻名的七星岩，岩洞长约千余米。大约在我国的隋朝就有人光顾这里了，古称栖霞洞。
七星岩有六大洞天，就在第三洞天处，是歌仙刘三姐的唱歌台。凝神静气聆听，隐约真有刘三姐美妙的歌声在缠绕。就在歌台的不远处，有一座高耸的花果山，那唐僧正在那里凉晒袈裟，水帘洞旁，群猴起舞，肥头大耳的猪八戒也在从岩间探出了半个脑袋，这里竟把那《西游记》中的师徒汇聚在了那花果山上。
胡适不在意别人对他的冷嘲热讽，却对《西游记》情有独钟，他对鲁迅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即书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单薄了，不能把这样一部大书托住，需要加以改写。”后来，他真改写了《西游记》原书的第九十九回和第一百回，杜撰出《<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他自称这篇寓言是部“伪书”，同时又是一部“玩世的试作”，他在这一章节中这样写道：
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于是“世界大放光明”，“东方漫天红霞。”
在文章的结尾，胡适还附上了一首小诗，其中一节云：
吃得唐僧一块肉，五万九千齐上天。
如梦如电如泡影，一切皆作如是观。
一个怪人
丁文江是一个怪人。
他天生异禀，个子矮矮的，敦实的躯体，眼睛显得敏捷而果断。他有一把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文江听了大笑。
不但长相奇特，丁文江的行为也很怪异。他工作勤奋认真，在他的的办公室桌上，总放着他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但无论工作再忙，他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他从不饮酒，但要用酒洗筷子，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他终身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避暑。他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他认为这是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人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
他有20年烟龄，一日忽感觉脚趾发麻，便立马去医院瞧病，医生嘱咐他戒烟，他立马戒绝。他不屑中医。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这话不虚。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他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出身，又留洋啃了多年的洋面包，他的知识结构中西掺杂、新旧并存。
丁文江在国外留学9年，回国不直接回离家近的上海，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开始了在祖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历时2月多，行程约万里，他饱览了祖国壮丽河山，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为他以后几次西南地质考察打下了基础。
他一生崇拜徐霞客，并引以为楷模。
为了获取一手资料，他身先士卒，专挑荒无人迹的路走，没路处他“手足并用”。
后来，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是十年官做下来，他竟连衣食都成了问题。
文人都喜欢竹子，可丁文江却骂它：“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
然而1926年，他却投到了孙传芳帐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凭心而论，丁文江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创办地质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矿，还是执掌淞沪的行政，或者后来当学官，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都能将行政事务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成绩斐然，众所公认。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丁文江聪明一世，也糊涂终生，他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政治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行政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丁文江，更像一个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非他的关切所在。胡适还有自己执着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恐怕与那种实用主义的行政思维不无关系。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曾诚心向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传芳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
丁文江曾经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错了国度。傅斯年说他徒有处置行政的天才，却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可谓一语中的。丁文江后来自己就悲哀地承认：“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在孙传芳部下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大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似乎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反思。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
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积极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丁文江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并劝梁启超专心学术研究，每遇政客、朋友邀梁启超出山时，丁文江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梁启超逝世，他送的祭幛上写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把两人的友谊比作历史上的管仲与鲍叔牙那样相知。
在次日上海召开的追悼会上，丁文江送的挽联，上联第一句是：“思想随时代而变”，下联第一句：“文章得风气之先。”这是对梁启超学术上的推崇。
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启超书在扇子上送胡适。
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还为他主动找了另一所房子。胡适说：“我的夫人每月嫌80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东说妥，每月向我夫人收70元，他自己代我垫付10元！这种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
年12月8日，丁文江应铁道部长顾孟余之请，到湖南探查粵汉铁路沿线煤矿，当晚住衡阳粵汉路局株韶段宾馆，洗澡后，他服安眠药睡下。第二天，别人呼叫不醒，破门而入后，发现丁文江巳陷入昏迷。衡阳医生给丁文江做了六小时的人工呼吸，拔掉丁文江两颗门牙。12月24日，胡适接到傅斯年的求救电报，胡适请协和医院王锡炽院长帮忙，派外科医生葛令前往长沙，协助抢救丁文江。
月28日，医生给丁文江开刀，发现丁文江左胸第五根肋骨骨折，取出脓液150毫升，脓液中有肺炎双球菌。骨折是二十天前做人工呼吸时，医生不小心导致的。
年1月5日晚上，胡适在王子文家，得电报云：“在君昨晚转危，于今日下午五时四十分逝世。农，曼。”“农，曼”便是朱经农、韦曼夫妇。
听到丁文江的死讯后胡适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我前年的盲肠炎，他救护最力。他在病中还谈到我的身体不强，财政太穷！他此次之病，我毫不能为他出力，真有愧死友。在君之死，是学术界一大损失，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
在南京丁文江的追悼会上，蒋介石首先鞠躬致哀，然后，胡适等人先后致悼词。胡适致悼词时，引用了丁文江曾自嘲过的话：“我们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正月初三，朱经农来到上海沧州饭店看胡适，送来一篇丁文江在湘情形的文字。看了丁文江在衡山游记中写的诗，胡适不禁眼圈发红，其中《麻姑桥晚眺》诗云：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昭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这位执著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家最终与蛾蛾岳麓山、汤汤湘江水相伴，长眠在楚山楚水间。我打听到了他的墓地所在，前去寻找这一伟人的长眠之所。
先到了鸟语林，打听许久才知道了确切位置，从鸟语林大门的西边的石级往下走不太远，就看见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墓葬。花岗石的整体建筑，气势恢弘，雕刻也精美。可是破坏非常严重，墓地周围的花岗石的栏柱被掰下扔在山坡的下边。墓前的香炉敲掉了一个角，牌坊顶上的四个花岗石的圆球也被毁掉一个，环护柱子的四个石鼓有一个被毁坏。
墓冢的前面有一块方碑，上面铭刻着“丁文江先生之墓”七个大字。墓冢前方的麻石牌坊还可以看到新旧连接的痕迹。
返回的时候暮色四合，夜色中林子静得出奇。我不敢回首看这一代伟人的宿地，人世如飘蓬，风吹浪打。多少繁华流过，百年后仅剩一片苍凉。
想着想着，旁边有人吟起了一首诗：
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这首诗，也许正是他的人生写照吧。1956年，胡适写了《丁文江传记》一书在台湾公开发行。
无心肝的月亮
张小娴说：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福；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伤；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无奈。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与相交，乃至于爱情，都可以说是一种缘分。有时精心维护还是各奔东西；有时心灰意冷却会有莫名其妙的突然惊喜；该是自己的，始终都会凝聚在一起，不是自己的，终究会离去。不为别的，只因为人物场合都对了，单单时间不对。
江冬秀一次在整理胡适信件的时候，发现一个陌生女子写给“美先生”的信，他忍不住写信问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先生，此人是哪位妖怪？”
胡适接到信后不紧不慢地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他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这位徐小姐是何许人也？她同这位“美先生”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原来徐小姐叫做徐芳，1912年出生在北平，1931年考入北大文学院攻读中文，与布衣学者张中行、历史学家杨向奎都是同学。徐芳聪颖好学，成绩优秀，深得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教授的器重与赏识。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徐芳对胡适更是敬慕有加。她喜欢诗歌，更钟情于白话诗创作，而这正是胡适所倡导和努力实践的，因之他对这个女弟子也很欣赏。当年，徐芳很勤奋，在北平的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诗歌作品，一时间成为闪烁诗坛的耀眼新星。
年徐芳北大毕业前，她撰写的毕业论文是专门研究现代新诗的。事先，她拿着自己的论文提纲，找到胡适征求意见。胡适对她的选题颇为赞赏，除了提出部分修订意见之外，还主动担任了她的指导教师。这篇长篇论文论述了从1917年胡适倡导白话诗起笔，一直写到1935年的新诗创作现状，涉及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评价，特别是对胡适的评价更为客观和中肯。她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未能尽脱文言窠臼”，不过，“头一个放脚人的功劳，对于后来是深而且大的”。这种评价客观而公允，准确地把握了新诗发展的脉络。胡适对这种评价也很满意。
年1月，胡适料理完好友丁文江的丧事后离开南京，转赴上海。而那时，徐芳也刚好在上海。于是在这段时间，两人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借用徐芳本人的话说，就是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当时，在徐芳心中，爱就像玫瑰花一样甜美，像冬雪一样洁白，像紫罗兰一样温柔，像天空一样神圣，像太阳一样伟大。她希望将自己的这份爱种植到胡适的内心深处，慢慢开出艳丽的花朵。不久后，两人在沧州饭店见了面，徐芳带来了自己写的几首诗作，其中有一首《途中》，胡适称赞不巳：
我倦游归来的路程，正是他刚走过的旅道。
在寂寞的途中，他曾为我烦恼。
如今我坐在车里，又怎么把他忘掉？
呵！什么时候呵我们能同车逍遥？
第二天，胡适应和了一首诗，诗中说：
寻遍了车中，只不见他踪迹。
尽日清谈高会，总空虚孤寂。
明知他是不曾来，一一不曾来最好。
我也清闲自在，免得为他烦恼。
岁的胡适，声名遍及海内外，受众多朋友的期许爱重，家有发妻和两个儿子，面对徐芳热烈的追求，他恐怕只能摇头叹息。
缘，是千世的回眸换回来的。一千年的沉淀中，才会慢慢清晰一个人的模样，在一次次的回眸中被铭刻在心，在忘川河对面一遍遍的踏过奈何桥头，独等轮回。胡适和徐芳都在桥头出现过，却错过了最美好的时间。
月30日，胡适和徐芳一同回到北平，为了让徐芳学习诗歌创作，胡适让她主编北大文学院歌谣研究会的诗歌刊物《歌谣周刊》。徐芳对胡适的感情也在这段日子里，急骤升温。3月17日，徐芳又为胡适写了一首诗《无题》：
她要一首美丽的情歌，那歌是
从他心里写出，可以给他永久吟哦。
他不给
她感到无限寂寞。
她说：
明儿我唱一首给你，你和也不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