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一声叹息
有人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北大，的确恰当之极。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这“一塔湖图”构成了北大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有人说，“北大的空气都养人”。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而且是一座巍巍的高山，需要驻足仰望。北大的湖不少，但哪一个都不如未名湖的名气大。未名湖不只是一泓湖水，而是一片辽阔的大海。在未名湖的石舫或是静园的草坪上，到处都飘散着浓郁的书香。
在湖那一方稳立岸边的高塔正是仿古建筑一一博雅塔。当年极度缺水，燕京大学的北大师生们就在此处挖了一口井以取水，想不到井挖好后，井水不断地往外喷，最后没办法，只好在井的上面造了现在的这么座白塔。有趣的是，塔一造好，水也就不喷了。此塔是仿北周时通州的燃灯塔而造，由美国人博氏捐款建成，所以谓之曰“博雅塔”。
而今未名湖与湖畔的博雅塔早巳成为人们心目中北大的标志。就自然风光而言，博雅塔与未名湖的确是相映成趣，不失为北大最靓丽的景观。它们既有年代久远的深沉，又有青春年少的俏丽动人。秋风吹过，未名湖中荡起层层涟漪，博雅塔颀长美丽的倒影在水波里不断摇曳，湖光塔影，风景美不胜收。
古塔披霞，湖光盈盈，泛起了点点历史遗迹。
当年就是在这里，北大的学子们高举“热烈欢迎胡校长！”“要求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等标语庆祝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刚回国不久的胡适登台发表了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首先向全体师生们说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要把北大变成一个“成样子的学校。”方向有二：“一，提倡独立的创造的学术研究；二，对于学生要培养利用工具的本领，作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胡适解释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奴隶。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因此，胡适大声呼吁：“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信仰自由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学校是学校。我们没有政治的岐见，但是先生与学生要知道，学校是作人作事的机关，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最后，胡适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上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赠送给大家，勉励大家养成独立思考与不轻信、不盲从的求知习惯。
年夏天，胡适写信给白崇禧和陈诚，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学家，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使中国在物理学一门可以很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着眼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将来国之大用。他亲自联系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等九人，这九人“皆巳允来北大”。
与此同时，他又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去活动，得到善款25万美元，作为几个大学的复兴经费：北大10万、中大、武大、浙大各5万。当时北大决定不分散此款，把它全分给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但由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步步落败，胡适的科学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一副中国核物理起步与发展的梦想蓝图最终化为流水。胡适后来回忆说：“不幸这个好梦丝毫没有实现，我就离开北大了。1949年2月我打电报问大猷此款巳花了多少，买了多少东西。回电说，因为计划很周到，10万元尚未动用。我就把这10万元还给中基会了。”
年8月，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在会上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十年教育计划”的主张，但蒋介石未置可否。回来后胡适撰写《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宣布“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来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胡适认为学术独立必须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自己大学能解决，不需要求助外国。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国内应该有设备和师资，可做继续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医药与卫生、国防工业等问题，在国内应该有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帮助社会与国家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学人与世界各国学人分工合作，共同担负发展科学的责任。为达到此目标，需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基础，故而他提出：“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10年计划，在10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5个到10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其次，他还提出需要改革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大学”观念的改变。他说：“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作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胡适深信：有了这五个十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十年之后，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着独立的地位。
月23日，北大为讨论“十年计划”召开教授会，到了教授大约百余人。胡适作了两个多钟头的演讲，回家后胡适悲愤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1946年到1947年，由于通货膨胀，胡适当北大校长的薪水从二十八万元一下上调到近一百万元，而折合称美金的实际价值却缩水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当时有记者到北大采访胡适，问他私人生活怎么样？他回答说：“我的薪水不够用，虽未在校内透支借薪，但几个银行的朋友可以让我立透支户头，但亦得设法还债。”堂堂北大校长的生活尚且如此拮据，其他教职工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胡适苦闷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由此可见，计划再周详，没有经济基础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胡适呕心沥血的十年计划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
随着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他通过书信、言谈等方式数度语重心长地向年轻人强调：“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因为今日的苦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改善。”
北大学生同政府发生了冲突，有一名学生失踪，怀疑是当局非法逮捕，人权保障委员来到胡适家，请他出面营救。胡适无可奈何地说：
“我只不过是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
胡适在为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不堪重负，蒋介石却数度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会兼考试院长。对此，胡适明确表态：“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我在野一一我们在野一一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
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一一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他几次面见蒋介石，请求蒋介石容许他留在北大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他说：“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人，亦对不住自己。”“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
一日，胡适从蒋介石家辞出，蒋介石送胡适到门口，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回答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介石听罢微微一笑说：“这不是官！”
几日后蒋介石再次邀请胡适和傅斯年吃饭。饭前，蒋介石约胡适谈了片刻。蒋介石又劝胡适去美国做大使。胡适不敢当场拒绝，只说自己考虑些时日。蒋介石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巳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
胡适听了，很受感动，出来后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北大可能要真的放学了，当时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痩”的年月，并不断出现罢教、罢研、罢课的斗争，胡适虽是一校之长，却也无能为力。他不住地吟诵着初任北大校长时写的一首诗：
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
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胡适对北大的情谊，是深植于心的，离开北大，胡适的生命就缺失了一大半；而离开了胡适，北大的光彩也必减少一大截。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今日北大却几无踪影可寻。偌大北大校园内，没有胡适先生的雕像。人们只能在北大图书馆南门入口右墙浮雕群像最后一排，看到两巴掌大的胡适身影。有人曾热心提议承担经费在北大为胡适塑像，但被学校婉拒。
忽值山河改
胡适拥蒋，并自诩为蒋介石的“浄友”，愿一生做个“浄臣”，永远拼命向前。实际上，胡适受之于蒋介石较多，如果不是蒋介石，胡适未必能有后来的声望和学术地位；所以两人之间的交往，应是“友”重于“浄”。胡适对蒋介石所有的批评背后，饱含对蒋的“拳拳之心”。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唐太宗与魏征君臣的关系，魏征作为唐太宗的“浄臣”，历来为史家所称许。然而，没有唐太宗的从谏如流，魏征敢犯颜直谏逆龙鳞吗？
魏征有次得罪了唐太宗李世民，太宗愤愤不平地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穿上朝服向李世民下跪祝贺，李世民恍然大悟，立刻跑去给魏征道歉，并御赞魏征是忠臣。
对此，魏征撑着脖子叫道：“我不当忠臣。”
太宗拍案而起：“你为啥不当忠臣？”
魏征说：“良禽择木而棲，良臣择主而事。昏君殿中尽忠臣，我就不当忠臣！”
可以说，没有唐太宗就没有魏征，那么，是否也可以说无蒋也就无胡适？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胡适当夜就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并特别为蒋介石辩解：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给足了蒋介石面子，将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并列，列为可以坐世界第二三把交椅的人。蒋介石看了胡适的文章，非常高兴，致电胡适说：“尊函稿件铭感无巳，极望近期内能与先生相晤，面聆教益也。”
年3月，国民党准备正式召开“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组织“宪政”意义上的第一届政府，并通过选举产生行宪后的第一任大总统及副总统人选。胡适在报上看到李宗仁愿意承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新闻，深感欣慰，于是写信给李宗仁，表示自己的赞赏和支持：“我从前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盛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不多久，李宗仁的回信就到了，只是这回信有点让胡适哭笑不得，李宗仁用胡适的话反过来劝导胡适自己：“昨天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伟大人格与崇高的勋望，当选的成份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的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竞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威望，先生不但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李宗仁此言并非空穴来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自由主义分子能够进入国民政府，暗示了前驻美大使胡适才是美国方面比较认可的有望力挽狂澜的总统人选。而蒋介石由于党内派系斗争及宪法上有约束总统的条文，自己也不愿意当总统，也有请胡适出任总统之意。为此，蒋介石曾派王世杰去劝说胡适，希望他出来竞选总统，蒋介石表示愿意做一个有实权的行政院长。3月30日王世杰到胡适住所传达蒋介石的意图。据王世杰回忆说：“当时还怕走漏了消息，在家里不敢讲，在汽车上也不敢讲，一直把他载到中山陵旁的路上，下了车坐在草地上才把这个事告诉他的。”在谈话中，王世杰传达蒋介石的原话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适回答说：“我实在无此勇气！”王世杰说：“我与他商谈了三天，他认为他的身体健康不能担任这么大的责任，还是由蒋先生自己担任的好。蒋先生听了以后，再要我前去劝促，最后胡先生经过郑重考虑之后终于答应了。之后蒋先生听了胡先生的话很高兴，当即向党内同志展开说服工作。蒋先生曾为这件事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仅仅说服了吴稚晖和罗家伦两位先生。”
然而，不到24个小时，胡适便反悔了，4月1日，他找到王世杰，宣布：“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日的接受。”
王世杰向蒋介石传达了胡适的原话，蒋介石却把其当成胡适在愚人节开的一个玩笑。两天后，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并告诉他：在现行宪法的束缚之下，总统一职只有表面的尊容风光，实质上却是个虚职，而国家最高行政权是在行政院，因此他自己要作掌握国家实权的行政院长，而让胡适来当一个挂名的总统。若是胡适不愿，那么就二者交换，蒋介石仍当总统，由胡适任行政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