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车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
警长听完点点头，向底下站着的那个年轻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胡适。”
公堂审讯的结果，胡适以酗酒闹事、殴伤巡捕，被罚款五元后释放回家。
胡适回到宿处，解开衣服，里面汗水与与雨水、污水将裹身的小棉袄裤湿透了，热气腾腾。幸好一位邻居四川徐医师关心，给他下猛药，重重地泻了几天，以解除湿气。但是后来，胡适的手指和手腕上还是发了四块肿毒。
这就是1909年冬胡适堕落的话剧，而这，仅仅只是一幕。
此时的胡适巳经不在中国公学了，中国公学因经费拮据难以为继，所以同中国新学会合并，好多学生都转入了中国新学会。一年后新学会解散，胡适不愿回家，只好在上海飘零。
其实胡适还有另一个苦衷：远在绩溪的家庭巳经破败不堪，大哥、二哥和母亲分家。其实家中本来就没有什么产业，分开来，每人也不过得到几亩田地，一两间房子而巳。
胡适的心境就像他在一首律诗中所说：
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
应有天涯感，无望城下盟！
好在他的中国公学英文老师王云五好意推荐他到华童公学做国文教师，有了一笔固定收入。这样胡适总算在上海住了下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胡适一道退学的人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时逢黄兴广州起义失败，接着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失败，以及早二年的钦州起义失败、河口起义失败、安庆起义失败，他们中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爱发牢骚，行为不检点。就在他们苦闷彷徨的时候，结识了一个“浪漫的朋友。”
此人叫做何德梅，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会说上海话、广东话和官话，中国上流社会那些吃喝玩乐的事他全会。就这样，胡适等人被他带上了“道”。
胡适后来写道：
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这一通胡混，将旧社会吃喝嫖赌的那一道行径全给学会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实则此间君墨、仲实诸人亦皆终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之具云尔……（1910年1月，农历乙酉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夜，君墨以柬招饮于妓者花瑞英家，且言有事相商。余与仲实同往赴之……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见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称此二人，谓后起之秀，余亦谓然。及今年……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妓，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邃尔见招。
是夜酒阑，君墨巳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二日）晚课既毕，桂梁来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巳一句钟。君墨适小饮巳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妓者陈彩玉家。其家巳闭户卧矣，乃敲门而入。妓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是夜通夜不寐，疲极矣，然又不敢睡。六时以车独归，独自支持，改学生课卷三十册。（1910年农历庚戌二月初六日）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
捧戏子，喝花酒，从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又进别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壮志没了，愁思多了，精神颓废到了极点，活脱一个浪荡公子的形象。胡适在一首《岁莫杂感一律》中写道：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
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
不堪频看镜，颔下巳髴髴。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仿佛看见胡适靠在那里，支起枕头，侧耳倾听着远处的水声，心思如水波般荡漾，眼神里面却空洞洞的，看不出喜悲……往事如风，将生平的悲欢起伏都吹散开来，如同江面上掠过的海鸥翅膀。生不见得是过客，死也未尝是归宿，年纪轻轻便怅然无望，在肮脏的泥地里翻滚太久了，身上哪还有干净的地方？
扬帆出海
坐在黄浦江的游船上，微风拂面，江面上波光鳞鳞，百舸争流，江上海鸥高低飞翔，隔江而立的东方明珠耸入云霄。下了船，就到了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码头是上海外滩最著名的码头，拥有150年历史。它曾是远东最大的码头、上海的水上门户，承载着很多关于上海的历史人文记忆。需要说明的是，十六铺码头从来就不是“一个”码头，而是各个历史时期十六铺地区范围内很多码头的不规范总称。
这里曾出现过一个早期在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后成为上海滩三大头子之一的一一“水果月笙”。杜月笙的传奇经历，让十六号码头具有了符号意义。
而在此之前，有一帮学子曾在这里扬帆出海，其中有一个叫胡洪驿的柔弱书生，默默无闻地跟在他们后面。几年后，他重新返回中国社会的视野，这时候他叫做一一胡适。
发生殴打巡警的事件之后，胡适站在镜子面前，抚摸着脸上的伤痕，一度沉默。
若一直这样颓废下去，恐怕就真万劫不复了。
他在自述中写道：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一一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巳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转机。
胡适首先辞去了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动玷污了学校的名誉。
接下来，胡适决心去北京报考“留美庚款官费生”。所谓“庚款官费留美”，是庚子那年，八国联军侵华，打进北京，逼着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仅“赔款”一项就按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每人白银一两，计四亿五千万两，四厘计息，分39年本息付清，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后来，英美等国宣布将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退还”，用在中国兴办学校、图书馆、医院及设立各种学术奖金，或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美国于宣统元年开始退还庚款，当年就选派了第一批留美官费生。胡适这一年准备去报考的是第二批。
当时的胡适可谓是一身平价布，两袖粉笔灰，穷得叮当响，哪有钱去北京应考呢？多亏他的朋友许怡荪和程乐亭以及族叔胡节甫的鼎力支持，帮他筹足了经费，免了后顾之忧。他的中国公学老师王云五也极力支持他应考留学，并辅导他复习大代数和解析几何。
安心复习了两个月后，胡适北上了。
在同二哥北上途中，胡适写信“慈母大人膝下，敬禀者”道：
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儿此举虽考取与否，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最上之策，想大人亦必以为然也。
此次考试胡适并没有用“胡洪驿”的名字，而写的是“胡适”。考试分两场，头场考国文和英文，胡适的运气不错。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他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文章，开头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这其实是胡适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正好碰着看卷子的先生大有考据癖，对胡适的文章特别赏识，批了100分。拉平了胡适第二场“抱佛脚”准备的西洋学、动物学、物理学考试，总分排得第55名。胡适事后额手称幸，“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
过了几天去看榜的时候，却闹出了笑话。胡适这样回忆：
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天巳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这个几乎害他“空高兴一场”的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和胡适同船赴美，同进了康奈尔大学，成了胡适的好朋友。许多中国留学生还以为他们是兄弟，其实他俩全无亲属关系。
赴美的时间是政府规定的，胡适根本没有机会回家辞别他的母亲。1910年8月16日，胡适同赵元任、张彭生、竺可桢等人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开赴美国的远洋巨轮，向着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度出发。
面对着滚滚的黄埔江水，胡适的心绪又在何方呢？
一江水，将一地人生生地划成了两岸，母子不复得见，亲朋不相顾。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斜洒在江边的码头上，夜色渐渐苍茫，我却不敢回首。人事飘零，如风吹浪打。多少繁华被淘尽，留下的，只有满目苍凉。
十六铺码头，百年之后，我在这里，却再也见不到你。我无力穿越，只能在江边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