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秦汉代移和文化融汇
公元前221年，中华民族进入一个集权专制“家天下”的全新时代，秦王嬴政兼并六国和消灭众多诸侯割据之后，豪气满怀地要作兼有三皇、五帝之尊的“始皇帝”，并希望“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地统治华夏大地。“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尤其是“焚书坑儒”、流放不同政见者的“迁蜀”措施，都是基于在思想文化、制度、行为规范等全面整齐划一，“严刑峻法”、“以吏为师”，目的就是要彻底消解个性人格和人的自由天性，在这样的专制体制中，是不可能有文学的，至多不过是有点文采的应用型公文而已。所以，我们认同鲁迅的说法：“秦之文学，李斯一人而已！”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别黑白而定于一尊”的“独夫”强权意志，很快地就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一个“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靠暴政维系严密统治的帝国王朝轰然崩塌，刘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但也需要注意的是，秦无“文”，但有“器’，巴蜀地区贡献给秦王朝的，是“丹青”即色彩艳丽的印染、化妆品原料，这为汉代色泽艳丽制作精美的“漆器”和黄润细密的“蜀布”生产，提供了物质和美学的前提。
公元前202年，汉帝国诞生。大汉王朝奠基者当年面对秦始皇威仪时，羡慕不已地向往着“大丈夫当如是！”天下独尊的美好感受，使他必然地要继续推进华夏大地的“国家化”进程，“亡秦”的前车之鉴使他必须采取“休养生息”和政治的“清静无为”，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社会由此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物质生产带来社会财富的巨大积聚，为汉帝国空前盛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史记·货殖列传》将之解说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可以说，秦的统一主要在政治和器质文化层面，真正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统一，还是在汉代完成的。
用器质文化层面的建筑术语来说，“秦砖”是构建中华文化大厦的必要基础，而“汉瓦”的发明，才真正使中华文化的大厦建造得以完成。站在秦之“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废墟上，汉朝统治者实施了一个“文化抢救运动”，废“除三族罪、妖言令”，“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从刘邦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入朝和对文人的礼遇（凡士人入太学读书，终身免除徭役），到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汉成帝指派陈农专职搜求天下散佚文献，“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又命令刘向（后再由其子刘歆继续这项工作）总校和系统整理各类典籍，都显示着盛世统治者的博大胸怀。汉武帝还用“公车上书”的办法，使官吏人民都可以上奏章给皇帝建议国事，像东方朔、主父偃、朱买臣等著名汉臣，都是由于上书言事而被重用的。这样，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再次得到充分发展，华夏文化进入了一个交锋、互相化合以及进行整合的新时代。这是在一个“国家”整体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才能够最终接受“独尊儒术”的统治文化思想。但即使在“独尊”儒学之时，也允许今文、古文学派进行争辩讨论，甚至大臣敢于和皇（窦）太后争辩问题（当时执掌国家大权的窦太后就是主张清静无为，崇尚道家思想的人）。何况，汉代并未真正的独尊儒术，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合。“从汉高祖一直到汉武帝，儒家并没有被重视，事实上这些方士和黄、老合流的人物也不值得重视，痛快地说，西汉没有真儒家，滔滔天下的乃是黄、老。”司马迁能够写出《史记》这样有直接批评“当今皇上”文字的“谤书”，确实可以体现出最高统治者的宽广胸襟。宽松的人文生态环境为思想的活跃提供着温床，各地域文化就在“汉朝”这样一个共时性“国家”平台上，尽情地展现自我特色，并且在各地域文化相互之间的碰撞、交锋、化取和借鉴中，逐渐汇融成为能够体现大汉声威时代精神的时代主流文化。思想的自由必然带来个性人格的充分表现，作为人的精神活动自由式展现，汉代文学创作呈现了一次空前的繁荣，汉帝国大一统中各地域作家带着鲜明的自我人格个性和地域族群记忆，在同一平台上放声歌唱！
如果我们采用具象的形式来透视这种时代精神，那就是汉代著名的雕塑“马踏飞燕”——昂扬超越的精神形态和壮美恢弘的强烈气势！也就是说，大汉声威同样也体现在其他艺术中，汉代艺术中传达出的对生命的强烈热爱与礼赞，对生命力的张扬，都是空前的，这在充分体现汉代艺术特点的汉画像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奥秘即在于力量、运动和速度：“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观抒情。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姿态和大型动作中，就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而大汉精神那种“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对这种现象，马林诺夫斯基解释为：“观念、风俗、法律决定了物质的设备，而物质的设备却又是每一代新人物养成这社会传统型式的主要仪器”。我们还得进一步强调大汉帝国的赫赫声威。“汉武帝凭借前期所积累的财富和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的雄才大略的特性与在位五十四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以宽松的“多欲政治”的方式，“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在北方击败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三十六属国，在西南恢复庄蹻滇国的旧业，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的割据”，中华民族的疆域得到极大的扩展。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雄姿英发、战功卓著的英雄的建功立业，成为全社会价值趋向和时代精神的表征，以至于吸引着班超一类文人“投笔从戎”，去构建自己的人生辉煌。总之，这是一个奋发进取、功业显赫的时代，是一个创设制度、垂范后世的时代，还是一个注目异域、走向世界的时代！
也就在这段时期，人类从各自为政的“多元轴心时代”开始进行整合，逐步形成强大帝国并且进行着初步的“世界化”交流。古希腊—罗马帝国极力扩大其统治版图，逐渐向东方发展；在东方，除了向西亚扩展的军事行动外，汉帝国设置外事机构“大鸿胪”专门负责外交和外贸管理，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瓷器等远销印度、伊朗等地甚至达到西方世界的中心“大秦”（罗马），蜀布、邛竹杖、漆器等来自巴蜀的中国商品在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随处可见。汉帝国在公元前108年，派出300人的外交使团出使西方，遍历西亚国家、印度并远至罗马帝国属地；安息国以“黎轩（罗马帝国）善眩人献于汉”，西方世界的物品也进入中国。
当年的司马迁使用了一个很富有动态感和形象性的“凿空”一词，来赞美汉武帝在消除东、西方世界的地理及文化阻隔的伟大贡献，人类由此开始进入一个更广泛的联系沟通时代（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希腊人就记录着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丝国”——serese，古罗马人普林尼也在著述中大加赞赏中国的铁器制品）。公元97年，班英奉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到达波斯湾的条支国罢还，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兴趣和探索的努力，于之可见。东方的汉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还在西亚地区以战争的形式进行了一次碰撞交锋。而为“天马”派兵数万、历时三年的战争去搜求大宛“汗血宝马”，这又是何等地浪漫热情。为寻找“非常之人”，汉武帝召集全国文人参加考试，亲自出题、阅卷，选拔人才。寒门出身的公孙弘仅是个狱吏，因为研究“公羊学”出名而被拔擢为丞相，封平津候。收罗奇珍异宝、网络各类奇才，与西方世界首次碰撞，以成“非常之事”，都体现着时代精神的雄伟豪气和冲决一切的创造精神。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自然会诱发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的文人壮志豪情，也才可能让司马迁激情满怀地完成绝世之作，所谓“无韵之离骚”之文学价值，在于史家人格个性的充分展现和浪漫情怀的抒发。这就是汉代文学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文人（士）专注于以学说思想去影响君王，是有诸子“百家争鸣”和“纵横之士”的奔行于途，本质上属于政治家。而汉代文人则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消费服务，他们仅仅或主要是凭借文学才能获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并且由此形成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常态，中国文学开始以专业创作的形态运行。这一现象，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以汉赋发展的鼎盛期而呈现着。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都被文学描绘成鎏金溢彩的繁荣昌盛。其中，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大汉帝国与巴蜀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中强调为：“汉之兴自巴蜀”！对大盆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史记·货殖列传》饱含激情地赞誉道：“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这就与中原、秦晋等地“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继秦之“富敌祖龙”的巴寡妇清之后，司马迁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富比君王的入蜀者暴富故事：“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主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入蜀游历考察的司马迁，其笔下洋溢着对巴蜀的喜爱，于此可见。《汉书·地理志》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筰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班固《西都赋》还告诉了我们衡量汉代经济发达的标准：“（长安）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第二节）大汉鼎盛精神的号手：司马相如
巴蜀文学的首次辉煌，是以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为代表的巴蜀赋体文学创作集团的崛起为标志。《文心雕龙·诠赋》把这一切概括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并辞赋之英杰”。
汉赋，是汉帝国恢弘壮大时代精神和时代文学主流的表现。“汉赋四大家”的“王、扬、枚、马”，巴蜀人雄占其三，这绝非偶然，应该是巴蜀源远流长积聚丰厚的文化传统哺育和悠久厚沉的文学积淀熏染所致。汉代中国文化的磨合，各方国文化滋生竞繁，起伏消长，蜀中文人趁时而动，以南方文学的浪漫热情和巴蜀文化独异品格，以及那冲破一切藩篱大胆创造的豪气，应和了汉帝国强大声威的时代呼唤，成为汉代文学的霸主。“汉高爱楚声”奠定了大汉帝国文艺美学的时代“主旋律”。充满神秘的、灵性的、生动的和感性具象想像的南方文学熏染，使刘邦能够唱出《大风歌》，汉武帝可以写出《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等这样的典型“楚歌”。后者设立“乐府”作为国家“文化部”专门从事诗歌的采集和整理，为汉帝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制度的保证，而前者与“巴俞舞曲”相伴随终生，即使在裁减宫廷冗员之际，也保持着“巴俞鼓员三十六人”的编制，使“巴俞舞曲”成为两汉帝国最流行的音乐舞蹈。“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朝体制，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以至于使“呼吸在那个社会中的人不得不在举止和吐属中带有那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特征”，“艺术家个人的独特风格体现着时代风格”，问题是，时代为什么选择了巴蜀人作为自己精神的代言人？
大汉帝国有着丰富的物质积累，即所谓“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但长安“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即使是繁华的京城，其富裕的程度也仅仅是接近了巴蜀大盆地而已，《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告诉我们，一直到东汉时，帝国的许多重要城市都是“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可见其盛况。西汉时在京城长安（京市）之外，有全国性大中心城市“五都”洛阳（中市）、邯郸（北市）、临淄（东市）、宛（南市）、成都（西市），在整个南方只有一个成都可以与北方的五个“中心大城市”相抗衡。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空前盛世、大汉声威需要自己的歌手来传达这种时代精神，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巴蜀作家群。也就是说，巴蜀大盆地优美的自然景物铸造着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较少受到北方理性规范的人文精神充满着自由和浪漫想像的激情，“巴蛇吞象”、“蜀犬吠日”的狂傲妄作，“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地域人文精神传统，“俗好文刻”的地域话语习惯等，都是一种天然的文学精神资源。巴蜀作家只需要真实地写出自己的自由个性，就可以成为时代文坛的霸主，对此，清代蜀籍诗人张问陶在其《论诗十二绝句》中说得很清楚：“好诗不过近人情，写出此身真图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