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言论，表明他要求诗歌继承《诗经》“风、雅”的优良传统，有比兴寄托，有政治社会内容；同时要恢复建安、黄初时期的风骨，即思想感情表现的明朗，语言顿挫有力，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诗风。他的诗歌创作，即是这种进步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悲慨显示出特殊的文采，特殊的情调和特殊的韵味。由于他生不逢时，屡受冷落，屡遭陷害，所以他的“悲慨”犹如骏马失蹄的哀鸣，极具强烈的抒情性。《送魏大从军》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独有汉臣功”、《横吹曲辞·出塞》的“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独是一书生”，以及《感遇·十五》的“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等，莫不如是。这些作品内在精神是昂扬向上的，充满了积极建设、破旧立新的活力，突出表现为声律之探索和“兴寄”尤其是“风骨”之提倡两个重点。如其《感遇》组诗：“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玄天幽且默，群议曷嗤嗤。圣人教犹在，世运久陵夷”，“默语谁相识，琴樽寄北窗”，“人生固有命，天道信无言”，“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等，都表现了一个思想者对社会、人生，对生命的深沉思考，天地无穷、人生有限的感伤，那种阅尽人世沧桑、满腹抱负成泡影的悲哀，在苍穹中久久回荡。
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等。《感遇》组诗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其中如“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篇，反映北方边塞战士和人民的苦难；“丁亥岁云暮”篇反映并批评武后准备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的劳民伤财，“圣人不利己”篇批评武后崇拜佛教，大兴土木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等篇，以较曲折的方式讽刺武后滥施刑罚，使臣僚不得善终；“逶迤势已久”篇申述骨鲠之臣没有出路；“兰若生春夏”篇慨叹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都从不同角度对时政进行了批判，蕴含个人的独立价值、自我人格实现的向往。还有部分诗篇，感叹祸福无常，向往神仙和隐逸生活，表现了消极遁世的苦闷情绪，体现着“巴蜀崇道”的地域文化特征。《感遇》在运用五言古体和质朴的语言，以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现时政的黑暗和诗人彷徨苦闷的心情方面，其中少数篇章，注意反映边塞风光和下层人民苦难，风格豪放明朗，表现出鲜明的文体创新特点。短篇如五律《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抒情写景，形象鲜明，音节浏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他自己刚健有力的诗风。
元代的方回认为其五律在艺术唯美标准上可与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诸人媲美，都是唐人“律体之祖”，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其后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都以他的《感遇》诗为学习对象。杜甫对他评价极高：“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杜甫不少关心国事民生的诗篇，可明显地看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等，都谈到他们在讽喻诗的写作试验中，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启发。白居易还把陈子昂与杜甫相提并论，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初授拾遗》）。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前驱者，陈子昂的散文也很著名，《新唐书·陈子昂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他的散文、对策、奏疏，都是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典范，成为唐代开风气之先者。唐代散文作家对他的散文，常给以很高的评价。如萧颖士认为“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说“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韩愈《荐士》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也说著述、比兴二道，即文、诗二者，作者罕能兼美，陈子昂则是“称是选而不作者”其文体开创意义和世人的公论，于此可见。
作为一个巴蜀作家，他给世人留下众多的巴蜀题材作品，如《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尤其是《白帝城怀古》的“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简直就是一段巴蜀简史。而对巴蜀美丽山水描绘的如《度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夜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又如《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朋》表现的：“苍芒林岫转，络绎涨涛飞，远岸孤烟出，遥峰曙日微”，以及《入峭峡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绘写的“古树连云密，交峰入浪浮。岩潭相映媚，溪谷屡环周。路迥光逾逼，山深兴转幽。麇鼯寒思晚，猿鸟暮声秋”等，都是从各个方面再现着巴蜀地区奇异的山水景物。写景是为了抒情，这在他的《感遇》组诗中体现得特别突出，如《感遇·二十七》：“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故乡不可见，路隔巫山阳。巫山彩云没，高丘正微茫。伫立望已久，涕落沾衣裳”，《感遇·二十八》：“羯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感遇·卅二》“亲友尽睽违，登山望不见……蜀山与楚水，携手在何时”。《感遇·卅六》“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梦登绥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观群化，遗世从云螭”等。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巴蜀情结，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构成，以至于他下笔总是萦怀着乡情，《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就表现得甚为鲜明：“巴江亦潺湲，揽衣度函谷。衔涕望秦川，蜀门自兹始，云山方浩然”，又如《酬李参军崇嗣旅馆见赠》：“昨夜银河畔，星文犯遥汉。今朝紫气新，物色果逢真。言从天上落，乃是地仙人”，化用的就是关于汉代蜀人严君平和“支机石”的传说。在他的人生漫游中，眼前的一切，常常引发起他的故乡情怀，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的“辽海方漫漫，胡沙飞且深。峨眉杳如梦，仙子曷由寻”，和《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的“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弦望如朝夕，宁嗟蜀道行”等。这种深深的故土情结，使他的作品常常充盈对家乡的自豪感，所谓：“蜀山金碧路，此地饶英灵。送君一为别，凄断故乡情。片云生极浦，斜日隐离亭。坐看征骑没，惟见远山青”（《送殷大入蜀》），甚至于：“违此乡山别，长谣去国愁”（《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
巴蜀文化崇尚华美艳秾文风，铸造着陈子昂创作的地域审美思维，这在《于长史山池三日曲水宴》中体现得极为典型，如：“泛滟清流满，葳蕤白芷生。金弦挥赵瑟，玉指弄秦筝。岩榭风光媚，郊园春树平。烟花飞御道，罗绮照昆明”，又如《山水粉图》特别是《彩树歌》云：“嘉锦筵珍树兮，错众彩之氛氲。状瑶台之微月，点巫山之朝云。青春兮不可逢，况蕙色之增芬。结芳意而谁赏，怨绝世之无闻。红荣碧艳坐看歇，素华流年不待君。故吾思昆仑之琪树，厌桃李之缤纷”，以及《春台引·寒食集毕录事宅作》的：“挟宝书与瑶瑟，芳蕙华而兰靡。乃掩白苹，藉绿芷。酒既醉，乐未已，击青钟，歌渌水。怨青春之萎绝。赠瑶台之旖旎”等，还包括《春夜别友人二首》的浓墨重彩笔法：“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皆是。陈子昂为人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体现着巴蜀地域人文性格的特点，闻一多就认为，陈子昂思想和性格的形成首先是受了地域文化的影响：“从性格和生活态度来看，子昂和太白极近，用先秦学派思想来衡量他，可说是属于纵横家兼道家。太白平生景仰的不是那位战国的鲁仲连么……因而他常想能用超人的力量为人排难解纷，进而至于求仙超世，既重功名，又尚清远，子昂和太白同出生于西蜀，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所以形成与众不同的诗风”。况且“巴蜀半道”，“说到道家气质，可说是他的家风”，“他的家庭的确是一个充满道教气味的家庭，便是读书环境也影响着他”。
在闻一多看来：“子昂早年是赌徒，又奉道教，两者其实是合一的，因为道教所持颇有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不过拿他和太白比较，子昂还算稳重，这是由于一部儒家思想使他的生活态度有所限制，所以在他的诗里，我们还可见到他某些悲伤沉恸的地方”。他概括道：“陈子昂的复杂思想，可以说纵横家给了他飞翔之力，道家给了他飞翔之术，儒家给了他顾尘之累，佛家给了他终归人世而又能妙赏自然之趣”，其创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亦由之而具，也正是因为此，他才被视为唐代文学第一人，是“唐音之始”。刘克庄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诗话前集》中云：“太白《古风》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唐诸人皆在下风”。唐代巴蜀作家对一个盛世文学的贡献，可作如是观。
（第三节）时代文学的巅峰：李白的浪漫狂歌
《新唐书·文艺志》给我们讲述着李白的这样家世：“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白晚好黄老”。李白是一个万事都关心的人，他集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作家于一身，兴趣太广，什么都敢于去尝试、去探究，这种人生态度决定了他的文化创造方式是“了无定法”，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醉态思维，即把醉态变成生命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比浪漫主义更具有本质的自由特征。这种非理性甚至是非智性的思维方式，应该就是他为人放诞、文风狂放的内在原因。
李白崛立于唐代而独步千古，那独异的艺术个性，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盛唐气象的时代精神召唤使然，是盛唐以宽容大气的胸襟、仁慈开明的关怀，孕育着李白独树一帜的诗风，“天生我财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非凡自负和豪言壮语，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以及自由奔放的艺术幻想和想像，正是立足于李唐王朝选拔人才的不拘一格；敢想敢说、敢爱敢恨、敢笑敢骂，就有了赖以存活的土壤，一个天才于此就有了充分展现才华的社会基础。有专家指出，贞观和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文祸最少的时代，这就是李白敢于傲然面对万乘之主的社会制度背景；盛大与豪情，必然要有相应的篇幅来容纳，李白大量地运用长调歌行体，亦是其狂放不羁的性格使然，这对唐代文学的各种体式的创建极有楷模意义，王恺运就说得明白：“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极称之，而更扩之”，因此七言歌行“至唐而大盛”；二是巴蜀地域文化和文学的陶铸熏染所成。蜀中浓郁的道家思想氛围，道家对权贵世俗的蔑视和逍遥放任的人格精神，尤其是蜀人赵蕤的纵横学说，以及蜀中“蛮夷”风习和任侠使气及慷慨豪迈的民俗，还有巴蜀文人反儒家礼教，蔑视正统道德规范的传统，都是影响李白性格的地域文化因素。他叙述过自己的思想文化性格所承：“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学剑术”，“十五学神仙”，这些非儒非孔学说使他公然地“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秦剧”（《陈情寄友人·三》）。《旧唐书·文苑传》记载其行为的狂放孤傲为“白宫衣锦绣，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他在《春日山中》也回忆过自己的不拘礼节放浪行为：“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秋风”。而“天子呼来不下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更是狂傲直对万乘之主，公然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表示不敬，是何等地惊世骇俗？
这种自由自然的人格精神，反叛一切威权，冲破一切束缚的进取态度，敢作敢为的创造气概，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使李白写出了众多不朽名篇。“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胡适对此就作过充分地肯定：“李白的乐府有时是酒后放歌，有时是离筵别曲，有时是发议论，有时颂赞山水，有时上天下地作神仙语，有时描摹小儿女情态，体贴入微”，“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代表那时代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李白那磅礴激昂的想像甚至在感悟人生时的些许愁思，穿越了时空，弥漫在整个人间，历久弥新！
李白诗歌艺术特色的形成，有着蜀中文学先贤的影响作用。“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正是他学习模摹并欲超越司马相如的创作学步记录，他还从扬雄的创作中学到了许多，是谓：“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既然是“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那么，蜀中文学先贤的性格精神，文学主张和艺术技巧风格，就必然地要对他发生相当的影响，巴蜀文学辉煌的成就积淀必然地要模塑着他的创作风格，制约着他诗歌的艺术表现特征。汉代蜀籍作家那冲决一切、纵横恣肆的创作风范，使李白更喜欢采用自由的“古风”体和乐府歌行，去表现自己狂放不羁的情感和思想。在这里，盛唐“崇汉”的时代精神，巴蜀作家对前代乡贤文化创造积淀的承继，都集中地通过李白的文化创造而体现着，这就是所谓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在思想内容上，李白对权贵的蔑视、对“鲁儒”、“鲁叟”、“鲁诸生”所代表的正统礼法规范的嘲弄，以及对自由人格的颂扬等，都占有极大比例，倾慕大鹏“旷荡而纵适”的自由生活，并以鲁仲连、范蠡、谢安、荆轲、张良等历史侠义人物自诩，表现他“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东武吟》）的价值标准，还有《侠客行》、《扶风豪士歌》、《少年行》一类游侠诗及众多游仙诗，都体现着他那傲然独立、遗世狂歌的人格个性。而《古风·三十》、《战城南》一类作品，则表现了李白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对封建暴政的愤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