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文学巅峰式人物的出现，是有着诸多原因的，“三苏”的崛起，既是有宋一代社会发展各种因素使然，也是巴蜀大盆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儒道释三教并行不悖的国家文化宽容政策，使巴蜀人文精神和大胆创新的地域性格得到充分展示，从宋初文人“罕趋仕进”的观望，到继后闯出夔门大展身手，蔚为“蜀党”大潮，形成了一个“文人之盛，莫盛于蜀”的社会奇观。《宋史》中蜀人有传者多达185人，有文章传世者达千人，蜀籍进士达4304人，著名人物有苏易简、苏舜卿祖孙、文同、“阆中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以及苏门之后苏过、“成都三范”（范镇、范祖禹、范百禄）、“蒲江三高”（高稼、高定子、高斯得）、“新津二张”（张唐英、张商英）、“资州二赵”（赵逵、赵雄）、“丹棱二李”（李焘、李璧）、“井研二李”（李心传、李舜臣）、“绵竹二张”（张浚、张栻）、韩驹、王灼、杨绘、王琪、张俞、李邦直、郭允蹈、魏了翁等，都是一时之俊杰。苏洵文章的纵横气势，“大胆宣言为文而学文”（郭绍虞语）的文学本体论，还有《上田枢密书》对“优柔”、“清深”、“温淳”、“雄刚”、“简切”等各种文学创作风格的意识自觉。苏辙关于“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的见解和创作风格的清丽，都为宋代文学的繁荣竞艳作出了贡献。苏轼、苏辙、吕陶等“蜀党”以及他们的“蜀学”，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
宋代贤臣类巴蜀作家首先是田锡。田锡，嘉州洪雅人，史载“锡耿介寡合，未尝趋权贵之门，居公庭，危坐终日，无懈容。慕魏徵、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然性凝执，治郡无称”，其在朝中威望如《宋史·田锡传》所说：“时赵普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锡。锡贻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普引咎谢之”，他为政好言时务但决不居功自傲：“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邪？”皇帝曾经对宰相李沆夸赞道：“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梁启超都借用《宋史》的记载对田锡大加颂扬：“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作为宋初名臣的田锡，他的政治成就改变巴蜀人才在中国政治地理中的构成状况。这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其《贻陈季和书》首次评价了白居易作品的价值：“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较早地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见识甚至超过后人。文章对“文以载道”提出新的阐释：“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笔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文，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生气，不亦宜哉？”他明确主张：“使物像不能桎梏于我性，文采不能拘限于天真”。因此，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照他这样说，由道言，不局于儒家之道；由文言，不限于韩柳之文，所以不需要建立什么‘统’”，“他以为文学有常有变，一般古文家所论者是常，而他则兼及于变”，“古文家束缚于道的见地，而他则不受其限制，古文家太拘了，他还有些浪漫的倾向；古文家太狭了，他还看到文学的全面。所以这种论调在当时浓厚的封建气氛下也有可取之处”。巴蜀人文性格也体现在其创作中，如《三题城隍庙》：“好，我不需磕头，你且后退三步；是，你若再饶舌，我就上前一鞭”，其非圣非礼之态，跃然而出。所作的《麴本草》中，载有大量的酒曲和药酒方面的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记载了当时暹罗（今泰国）的烧酒，为研究蒸馏烧酒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所著有《咸平集》50卷，其中诗6卷、赋18篇，《宋史》卷293有传。
苏易简，梓州铜山人，宋时第一位蜀籍状元，为人“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诰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在翰林八年，宠遇绝伦，或一日至三召见”，以《续翰林志》呈太宗而获赐诗：“少年盛世兮为词臣，往古来今兮有几人，首书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合缘夤”。苏易简创造了试卷糊名这一考试制度，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评选时作弊，从公元990年沿用至今，这是他为改革中国考试制度作出的成功尝试。蜀人“好辛香、美味”的地域风习和消解权威的思维积淀，使他以饮食为例提出“物无定味.适口者珍”的创作论，并体现在其审美观照和创作追求上，如《越江吟》：“非云非烟瑶池宴，片片，碧桃零乱黄金殿。虾须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汉。红颜醉态烂漫。金舆转，霓族影乱，萧声远”。此人素有嗜酒恶习，宋太宗曾亲自草书《劝酒》、《戒酒》二诗赐易简，“令对其母读之”。苏易简去世后，太宗还痛惜地说：“易简竟以酒败，深可惜也”，御笔题赠“玉堂之署”。苏易简与李昉唱和的《禁林宴会集》，首开宋代馆阁酬唱之风，又参与宋四大书之一《文苑英华》的编撰，奉诏撰《三教圣贤事迹》，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甚巨。苏易简以笔、砚、纸、墨“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于是撰《文房四谱》五卷，分笔谱二卷，砚、纸、墨谱各一卷。首次提出“文房四宝”概念，其中记载浙江人以麦、稻杆做纸浆及与油藤配用造纸，以及“蜀人造十色笺……逐幅于方版之上砑之，则隐起花木鳞鸾，千状万态”等，都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全世界最早研究造纸的专著。
其孙苏舜钦，曾任大理评事，范仲淹荐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时其岳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对政事有所整肃，忌者欲通过倾陷舜钦而打击衍等，因以小错被除名，退居苏州沧浪亭。工散文。其论政之作，曾论范仲淹的政治措施“皆非当今至切之务”，批评其“因循姑息”，要求作进一步改良。他是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欧阳修、梅尧臣友善并齐名，时称“欧苏”或“苏梅”。风格豪健，甚为欧阳修所重，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赞他为“笔力豪隽”、“超迈横绝”。他的文学主张是“原于古，致于用”，主要见于《石曼卿诗集叙》：“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风教之感，气俗之变，乃设官采掇而监听之，由是弛张其务，以足其所思”。他的作品如“老松偃蹇若傲世，飞泉喷薄如避人”（《越州云门寺》）、“况时风怒尚未息，直恐泾渭遭吹翻”（《大风》）等，想像奇特，借助自然景物形象抒写愤世嫉俗、勃郁不平的情怀，最能体现他的诗歌风格特点。苏易简书法和当时徐氏兄弟及李建中齐名，其《淳化阁帖》被历来书法家所重视。有《苏学士文集》。
陈尧叟其人，宋真宗的《赐尚书陈尧叟出判河阳》进行过全面评价：“文苑昭清誉，朝端仰盛才。嘉猷厘万务，奇遇列三台。勤职兴居瘁，辞荣奏书来。畴咨登百揆，异数冠群材。巨任扬旌去，名藩制锦回。君臣相得意，瞻望两徘徊”。其文风可据清道光《保宁府志》所载的《赓上赐谢病归韵》来认识：“寅会丁昌运，讦谟愧琐才。微功酬帝造，迈级处公台。辞位囊封上，逾涯宠数来。维藩分圣寄，涕泗达丹台。旌仰宸章降，隆弥睿眷回。载赓诚寡和，望阙几徘徊”。他吟咏家乡的如：“甜于糖蜜软于酥，阆苑山头拥万株。叶底深藏红玳瑁，枝边低缀碧珊瑚”，有《请盟录》二十卷；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被时人并称为“兄弟状元”，复与兄陈尧佐同官至宰相，为“兄弟宰相”，是“善弓矢美仪彩的词臣”，可谓文武兼备、才貌双全。欧阳修《卖油翁》就记录了他的箭术高超，积淀为今天家喻户晓“熟能生巧”的故事。有《赠贺兰真人》曰：“偶分天命过仙家，松竹森森一径斜。此地岂教尘俗爱，主人高论尽南华”，又如《普济院》：“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凭栏对僧语，如在画图中”。但“三陈”中影响最大的是陈尧佐。
陈尧佐在蜀中打下丰厚的文化基础，以至于后来“十典大州，六为转运使，居官无大小，所至必闻”，算得上难得的蜀籍能人，后为宋仁宗时宰相，又是治理钱塘（“下薪实土”的筑堤方法）、滑州水患（木龙杀水法，有“陈公堤”纪之）、主持泽州、怀州的道路交通工程的科技专家。他还具有文物保护意识，对前任官吏姜遵为了讨好刘皇后在京兆（今西安）修佛塔，大量毁坏“古碑碣充砖甓用”的恶行，他马上向朝廷奏请停毁和修复，说：“唐贤臣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孙深刻大书，欲传之千载，乃一旦与瓦砾等，诚可惜也。其未毁者，愿敕州县完护之”。他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宋史》说他：“善古隶八分，为方丈字，笔力端劲，志犹不衰”，世称之“堆墨书”。有《潮阳编》、《野庐编》、《愚邱集》、《遣兴集》等，但散佚不传。其作品如《宋诗纪事》引《湖州府志》的《芳菲园》：“尽日芳菲园，不见芳菲好。茂草与斜阳，脉脉情多少”，《湖州碧澜堂》：“苕溪清浅詈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中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宋诗纪事补遗》载《忆越州三首》：“抽毫欲赋东南奇，云山好景惭有遗。平波荡漾照湖渌，扁舟忆得游春时”。《湘山野录》（亦见《全宋词》）录其《踏莎行·燕》：“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螟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以曲笔抒深情，笔愈曲而情愈浓。又如《吴江》：“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梅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
范镇，成都华阳人。年十八，即被蜀守薛奎许为“庙堂之人”。薛奎回京时只带范镇同行，有人问奎：“入蜀何所得？”奎欣然答道：“得一伟人，将以文学名世”，后来，范镇果以诗赋名动京城，被誉为“风流文采，相如、子昂”。既然被人视为与前辈乡贤一类，他的故乡意识当然地被强化着，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之一，就是引荐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使之超越盆地腾空而起。范镇为人谦和坦荡，刚直不阿，绝不作违心之事，当王安石的变法新令经过银台司时，专司诏令和奏章的范镇逐一扣留封还，令五下，五次封还，其执拗甚至远远超过“拗相公”，又数次上疏言青苗法之不可行，并指斥王安石用喜怒为赏罚，以致被撤销翰林学士降级为户部侍郎。熙宁三年，神宗罢司马光枢密副使，范镇接诏后，拒不交给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由银台司，把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范镇为此辞官说：“臣无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乞解银台司”，故苏东坡称其“临大节，决人议，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范镇“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与欧阳修、宋祁、吕夏卿等人编撰的《新唐书》（《宋史》本传），撰有“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的《东斋记事》，其所记北宋故事、典章制度、士人逸事，以及蜀地风土人情等，受到南宋以来史家的重视，为今人研究北宋史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有《本朝蒙求》二卷，其文章清丽简远，于平淡中见淳美。其诗亦然，如《韩太丞同守成都》：“春色草将深，春寒柳未阴。青天指行栈，渌水荡离襟。后乘何为托，前旌喻此心。南枝倦飞翼，恁为寄归音”，通篇无一个“愁”字，而离愁自见。余如《初殿》：“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几千重。山僧笑说蒲公事，白鹿曾于此发踪”，“峨岭秋寒千古意，符溪春暖一筒诗”等，都是宋诗特色的体现。
文学成就和声誉压倒其他的，首先是苏洵。苏洵虽自称“西蜀匹夫”却生平颇为自负，这是一个“视同列者皆不胜己，以为遇时得位当不鲁莽”、一生“尝有志于当世”却“方不见用于当世”的文人，以至于常常有“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时向醉中来”之叹。天圣五年，19岁的苏洵举进士落榜，这对他无疑是一次当头棒喝。于是他弃学遍游名山大川，陶冶情性，开阔胸襟。“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这个过程的完成，有赖于浓郁的巴蜀文化风习的哺育和地域文人群体的砥砺，与眉山史彦辅兄弟、知州董储、陈公美、郫县张俞等人交游，对他后来的文学创造作用极大。苏洵曾三次离蜀入京，虽均谋官未遂，却增广了见闻，开阔了眼界，更结交了不少好友。由于欧阳修等人的大力奖掖，苏洵的文章很快在京师广为流传。兼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其子年仅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同登进士甲科第，苏洵亦“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苏洵卒于京师，朝野之士为诔者133人，可见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苏洵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他秉承蜀学传统，对儒家正统的大胆突破。苏洵虽自我标榜大究六经，师法多门，但其兴趣在于收摄诸子百家，为我所用。他貌似敦厚，实则豪侠，仕进屡遭挫折却始终自矜狂放，傲睨天下，不失巴蜀文士之气度。朱熹对他的性格是有深刻了解的：“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可谓独具慧眼。王安石深为不满地指斥苏洵的文章“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也确实抓住其思想的实质，虽然不满苏洵的离经叛道，却正道出了苏洵为人为文的特异之处。在文学观上，苏洵主有为，崇自然，尚个性。其文学创作以散文见称，尤以议论见长。其文章大多立论精辟，且能开门见山，发语惊人；议论开合变化，曲折深微，极富感情色彩和雄辩力；还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而其语言明朗畅达，警策犀利，踔厉风发，且多用排偶，既保留了战国策士、纵横家固有的色彩又删汰其过分的夸饰而揉进了宋人畅朗的特点，形成质而实绮，简而多姿，古朴精炼的独特风格。其《六国论》，以古喻今，警策犀利，发人深省，如“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其祸蔓延，五公子争主，迄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等句子，气势纵横，逻辑严密，具有极大的思想震撼力。“大胆宣言为文而学文”（郭绍虞语）的文学本体论，其《上田枢密书》中对“优柔”、“清深”、“温淳”、“雄刚”、“简切”等，都显示着他对各体文学创作风格的意识自觉。
苏辙字子由，时人称“小苏”。《宋史》本传称他“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与苏轼在政治上都反对新法，苏轼屡遭贬谪，而苏辙却能“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其慎重可见一斑。而其与兄患难与共，同时进退，手足情深，尤令人称羡。然而，这只是苏辙易为人所见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