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对巴蜀农村基层官吏杂役那粗俗、贪婪和残暴行为的绘写，以及对反动军阀肆虐残害民众的揭露，尤其是关于袍哥帮会势力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作用的展示，都成功地绘写出中世纪闭塞愚昧和阴冷的大盆地人生状貌。作为沙汀“改换作风”起点的《丁跛公》，塑造了一个千方百计往上爬却屡屡被挤倒在困境的乡村杂役形象。丁跛公因继承跛子父亲收税职务而被人戏称“跛公”，他凭借袍哥势力心狠手辣逼人上吊，也因“弟兄伙”关系广结人缘，但这并未使他达到“盖房娶妾”的地位，直到儿子当了营长的马弁才被人恭维为“老太爷”。他有幸获得一张中奖卷却被团总吞蚀，他曾夸耀的奖金引来绑匪抢夺，抢不到钱的绑匪愤怒之下打断他的腿，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跛公”。如果说这个形象身上呈现着作者的厌恶、悲悯和嘲弄情感，《代理县长》则寄寓着作者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愤怒批判。一个十室九空的重灾县，乡下已出现吃人惨剧，前任县长以请赈为名躲进省城，县府秘书贺熙代理县长职务，社会一片混乱，一个兵油子出身的大烟客，一旦获得权位就大捞一把。每天拎一小块咸肉去别人家搭伙以混取一顿丰盛饭菜的行为，正是其无赖鄙俗的性格概括，而借口“为地方上保存点元气”不准灾民外出逃难却派人守关，勒索逃难者出境买路钱的残忍凶狠，颁令灾民买票候赈的荒谬和阴毒，更活画出专制统治末世竭泽而渔的黑暗和残酷，这一切都被作者浓缩为人物个性化语言：“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兽道》描写了军阀部队轮奸产妇的暴行，使人看到蜀中战乱暗无天日的惨景，但小说更多地却在展示普通民众那冷漠、麻木的病态心理，乡邻们对魏老婆子疯态的观赏取乐，更使我们震惊其残忍，小说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深深的悲悯，就在貌似冷静客观的叙述中呈露出来。《在祠堂里》、《凶手》、《老烟的故事》等篇，都从不同的人生层面展示着地处偏僻的“堪察加小景”那中世纪式人生标本的状貌。
沙汀艺术个性的鲜明在于从“狭小”中去“深入”，以感味甚切烂熟于心的人生体验去思考时代和社会，如其所述：“我相当注意重大政治事件、措施在群众中的反映。而我小说中的出现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则大多是我一向，包括我童年时代就熟悉和比较熟悉的。写起来自然说得上得心应手”，《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其代表。小说以40年代国统区兵役问题为契机，通过小镇联保主任与乡绅豪强邢幺吵吵关于抓丁问题的矛盾，暴露反动官吏营私舞弊和反动政权的腐败和虚伪。小说将事件集中于其香居茶馆，通过“不忌生冷”与“软硬人”两个独特性格的矛盾交锋，将冲突安排得波澜迭起，又通过陈新老爷、张三监爷、俞视学等人物的穿插，使整个情节一张一弛，曲折有致。在正面展现茶馆中冲突时，又紧扣暗线背景使冲突体现出更广泛的社会批判意义，茶馆里冲突的高潮迭起与县城里对矛盾焦点的轻松化解，就构成了绝妙的讽刺效果，结尾的“突转”更使小说呈现着强烈的喜剧效果。政权官吏、袍哥势力、地方豪强几种势力的碰撞描写，以点概面的艺术构思，波澜曲折的情节和明暗两条线索并行发展又相互推动的构架技巧，尤其是将尖锐批判和强烈讽刺寓于冷峻客观描述中的语言艺术，都体现着沙汀小说鲜明独特的风格个性，从而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中具有经典意义。茅盾论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艺术成就时，首推沙汀之作，实为的论。
40年代的“还乡三记”是沙汀在现代长篇小说体式实验的又一贡献。《困兽记》以抗战时国统区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为线索，描写他们思想受禁锢、政治受迫害的郁闷、愤激和迷惘。以田畴、孟瑜、吴楣、章桐等在那压抑黑暗“奈何天”中美好理想的破灭，揭示了一代知识者的悲剧，又通过富而无爱的豆渣公爷与吴楣、贫而多情的小学教员田涛与孟瑜“两家庭”生活状况和爱的寻求矛盾，去展示人们心灵深处的悲哀。报国无门，安家无术，“四面都是墙壁，没有一条出路”，小说在深广的社会背景下，揭示着大盆地中知识分子心灵世界，在描写人物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上，体现出沙汀的创作新特点。《还乡记》则通过青年农民冯大生从军队逃回故乡，欲报妻子被夺之仇，到处申诉告状无效，后联合群众反抗乡长、保长们假办合作社盘剥乡邻，将个人仇恨与阶级斗争结合，从而体现出社会的新内容。小说在立足于川西北农村现实的基础上，以冯大生个人复仇为线索，广泛地展示着40年代国统区社会民生凋敝，反动势力横行和在“抗战”“为民众办好事”幌子下残酷剥削人民的时代内容，并以“笋子事件”深刻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历史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沙汀创作该篇时已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意识地描写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里不仅写出了农民群众对恶霸地主自发性的斗争，而且通过这场斗争，我写出了贫苦农民的优良品质：他们聪明、朴实、勇敢”，小说符合逻辑地展示着农民们从个人复仇，寄希望于地方政权的幻梦破灭，在沉重剥削下奋起反抗的性格历程，作品那强烈的时代色彩于兹而具。
长篇“还乡三记”中最能体现沙汀艺术风格的是《淘金记》。小说以抗战时川西北农村北斗镇为叙事空间，围绕着开采烧箕背金矿的矛盾冲突，广泛地展示着国统区统治者大发国难财和腐败成风的黑暗现实，并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地方恶势力代表白酱丹施展各种计谋串联各方当权者，以达到巧取豪夺金矿的目的，袍哥首领林幺长子则肆无忌惮地抢先偷采金矿，地主何寡母因系祖先风水所在，坚决抗拒开采，致使矛盾紧张激烈，联保主任龙哥却以国家抗战的名义，在县里的支持下强行开采。国民党专制政权、袍哥帮会、地方富豪、社会恶势力就在金矿“试金石”矛盾焦点上，本质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各种性格也展示得充分而鲜明。白酱丹的阴狠、诡计多端、林幺长子的率直横行，粗鄙凶顽、土匪出身被招安的联保主任龙哥，精明能干的地主何寡母、懦弱无能的少爷何人种及破落无赖子丘娃子等，都以鲜明的个性而使人难忘。在结构安排上，小说以涌泉居、畅和轩、何家大院为主要矛盾方，其中又辅以白、龙和彭胖的矛盾，林与袍哥兄弟伙的矛盾，何家母子及丘娃子之间矛盾，从白、林明争偷挖冲突，何人种受骗加入开采，到丘娃子索要金矿产权，小说情节发展三起之落，张弛有序，结尾处何寡母同意加入开采金矿尤其是万事皆备后，人们却弃之转向更有时效的囤积投机冒险的情节，更是在令人惊奇中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小说中那封闭、保守、愚昧落后的生活状貌，黯淡阴郁的世情民风，精细准确的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绘写，以及客观冷峻叙述中让人物自行表现的形象塑造手法，还有那浓郁的巴蜀民俗场面和大量巴蜀方言的使用，都使小说在强烈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独特的艺术形象中，呈现着浓郁巴蜀地域生活色彩和民族本土化特征。
五六十年代，沙汀弃舍了自我艺术个性而努力向解释政策路线的宣传品“过渡”，“因为自己头脑里有些条条框框”而背离了已获巨大成功的创作之路，只是在经历了“文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他开始全面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重新找回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20世纪80年代的《青棡坡》、《木鱼山》、《红石滩》三部中篇，就是他回归自我艺术个性的历程体现。
《青棡坡》》（1978年）是沙汀复出后仅用两月时间完成、写作速度最快的一部中篇，它围绕川西北回龙乡青棡坡的前锋农业社建立的历程，集中于1958年前后农业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事件去表现“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因而带有回归自我艺术个性的“过渡”强烈印记，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呈现着重归自我初期“不成熟的婴儿”特点。《木鱼山》以作者特有的深沉冷峻笔调，反思着在好大喜功的“浮夸、共产”之风中“三年自然灾害”对人民造成的苦难，并描写着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民群众“做贼娃子活路”的曲折斗争，蜀人惯有的聪慧狡黠，以各种恶谐的方式，蒙混极左路线获取自己生存权利等描写，都在对生活的真实描述中流露出作者特有的幽默风趣，从而体现着强烈的时代反思特点。
《红石滩》是沙汀完全返归自我艺术个性和总结性的“封笔”之作。作品内容是他50年代就开始酝酿且感味深切的一段历史生活，处于新旧社会变更之际的时局剧荡，在川西北乡镇的各种人生形态和各类人物的表现，就被作家自觉地创作审美指向所激活，具化为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动荡和人生躁动的图画。小说以解放前夕川西北乡镇红石滩社会为基点，描写了反动政权和地方豪强势力苦苦挣扎“螳螂挡车”的愚蠢可笑和费尽心机“应变”的狠毒可鄙。反动势力“太上乡长”方慎之、乡长焦继聪或依靠国民党政权残部，或假手袍哥、土匪势力，竭力阻挠解放，又在大趋势之下蒙混解放军及革命政权，与反动势力有宿仇的教员伍茂卿热切向往解放，与回乡青年学生联合迎接革命的胜利。作者明确地对“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相当直接的生活片断”的聚焦，一个强权社会在崩坏之前，如何最后一次运用权力来苦苦挣扎的大时代动荡，就通过一个偏僻乡镇人生诸般形态的、卞之琳誉为杰出的“风俗画”画卷中展示出来，
小说在浓郁的历史风貌表现中显示出欢快明朗的情感色彩和史诗式的审美视角，从而体现沙汀晚年创作的新特点。
（第七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蜀作家群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以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被人称道的蜀籍作家有艾芜、何其芳、罗淑、周文和陈铨。
艾芜是在“五四”时潮影响下投身于新文学的，蜀中新文化思想家吴虞因“乡贤”关系，对艾芜吸收新文化思想起着直接的导引作用。怀着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和抗拒包办婚姻热情，在将获得师范毕业文凭的前一年，艾芜离开家乡“南行”，并在“劳工神圣”时潮感召下，漂泊于中国西南地区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在漂泊中他干过杂役、马帮伙计、报馆校对、小学教师等工作，在生活底层的生存搏击，使艾芜对普通人生尤其是“大时代冲击圈外”的底层群众疾苦，有着深切的体味，那挣扎于险恶自然环境中遭受黑暗社会压迫欺凌的人生内容，成为他切实具体的“人生哲学第一课”。1931年回到上海的艾芜，在昔日同窗沙汀的鼓励下，将萦绕于胸久难忘怀的这段漂泊经历化为文字，并因其独特的题材，奇异的异域风情描写，尤其是活动于中的一群特殊人物群体形象的展示而震惊了当时文坛。30年代艾芜主要从事短篇创作，从表现的思想内容看可分两类：《南国之夜》、《夜景》等短篇集中的《南国之夜》、《咆哮的许家屯》、《左手行礼的士兵》、《夜景》、《张福保》、《山中送客记》等，都是在左翼文学大潮冲荡之下，表现当时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揭示民众苦难的作品，带有“红色三十年代”鲜明的政治批判内容，并表现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特征；另一类是以短篇集《南行记》、《海岛上》所代表的对中国西南边陲和东南亚异域风情的绘写，尤其是对一群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化外之民”人物的表现和歌颂，正是作为当时“文坛新人”艾芜显示自我艺术个性、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
《南行记》以一个漂泊流浪的知识青年的眼光和经历，描述着在山雾瘴气、荒岭夜月中奔行求生的特殊群体，包括盗马贼、烟贩子、滑竿夫、强盗、流浪汉等。他们都是饱受反动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而无法生存，被迫从事最低贱职业甚至采用非法谋生手段的苟活者，《山峡中》就是这类题材的典型。强盗头子魏大爷本为“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残酷的阶级压迫使他懂得了“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从而率伙为盗，“在刀上过日子”；小黑牛、鬼冬哥等都是由老实农民被逼上绝境而投身盗贼，其经历都充满酸辛血泪。小说通过他们不得已的谋生方式，控诉着社会的黑暗丑恶，并从丑恶中发掘着其人性闪光处。而这些思想内容又典型地体现在“野猫子”身上。自幼丧母随父为盗的经历，养成了野猫子强悍的性格和高超偷盗技巧，她时时向往着用手里的钢刀砍向压迫者，为便利下手偷盗，她竟然以暴露同伙小黑牛去转移人们视线，表现出在险恶生存环境中求生的残酷，但当她一旦发现误陷其伙的“我”并无恶意并曾受之掩护时，又让其离开并赠之以仅有的三块大洋。她内心深处所向往的，是一块“没有忧，也没有愁”的自由天地。小说表现着对这批用非法手段求生的不幸者的深深同情和对其性格中美好因素的喜爱，并通过这群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悲惨命运，表现对不合理社会的强烈控诉。
抗战开始后艾芜陆续出版了《逃荒》、《萌芽》、《秋收》等众多短篇集，内容紧扣抗战现实，表现人民的抗战热情和40年代国统区艰难人生，被视为40年代的“高产作家”。如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尤其是短篇《石青嫂子》，后者写丈夫被抓丁后，石青嫂子随着生活的重压，顽强抗御着地主逼租、焚屋、毁地、砍树等残酷迫害，中国农民坚韧的生存意志和勤劳吃苦精神，对丈夫的怀念和对5个孩子的精心抚育，敢于反抗压迫者的斗争精神等性格表现，都使该篇成为艾芜40年代创作的精品代表。而小说中的南方乡村景物，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描写，也体现出作者的艺术新特色。本时期艾芜的三部长篇，《丰饶的原野》是对蜀中生活的看取，“在邵安娃身上看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看出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看出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意图通过三个长工的生活历程去思考农民出路。《故乡》以青年学生余峻廷抗战后回故乡，与县城旧势力发生一系列冲突，表现抗战中内地社会的黑暗和旧势力的顽强。《山野》直接展现南方山村群众的抗战并描写着各阶层势力对抗战的不同态度。这些，都是艾芜对时代政治主潮的回应。
20世纪50年代以后，艾芜以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的工业题材，短篇集《夜归》、《南行记续编》等对新生活的描写，表现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歌颂，个性消融于“红色话语”大潮之中。80年代，艾芜以长篇新作《春天的雾》和《风波》表现着对自己曾满深情歌颂过的那段历史的冷静反思。
30年代高扬“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的何其芳，以极具个性的“独语”审美方式和“梦中道路”奇幻绮丽，闪耀着炫目的光华而令人震惊，从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刻下深深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