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首先是直接揭示了蜀中军阀混战的现实，正面描写了下层士兵替统治者作炮灰的人生惨景。《山坡上》表现一场军阀混战后两个士兵受伤后苏醒，从满腔仇恨再次相搏，到终于认清彼此皆是受苦人的相怜相助，抒写了一曲关于下层士兵美好心灵的颂歌。而小说中尸横狼藉、污血四处的惨景，高原雪夜映照下的凄冷，野狗争夺尸体的嚎叫与未死者痛苦的惨叫，都被描绘得触目惊心。《雪地》叙述着一支在雪山中转战数年的部队换防返归的故事，严寒和伤病，深隐没膝的积雪，长官贪污导致的食物不足，都使士兵们挣扎在绝境之中。历经苦辛的士兵们走出雪山后却被旅长视为非嫡系而重遣入雪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奋起抗争寻求出路。小说通过军阀营长、旅长贪污军饷，肆意残害士兵的罪行描写，通过士兵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寻求生机而不得已哗变的生活场景，体现着生活的真实和内容的厚沉。蜀中军阀割据下的社会形态，在中篇《白森镇》中得到更广泛的展示，通过一个军校生被派往边陲小镇卷入两个县长矛盾纠葛的经历，小说描写了军阀、官吏、土匪之间为争夺权利财富倾轧不已而又互相利用勾结残害人民的种种腐败黑暗，多种矛盾的安排和众多性格的展示，都通过主人公在白森镇的几天时间经历而贯串一体，显示着作者驾驭小说结构的艺术功力。而其巨大社会意义正如茅盾所指出的：“在中国这个最大最富庶也最黑暗的边省里，封建军阀——大的和小的，曾经怎样把广大的幅员割裂成碎片，而且在每一个最小的行政单位（例如白森镇）内也成为各派军阀暗斗的场所”。长篇小说《烟苗季》以烟苗盛季来临时军阀之间争夺烟务肥缺而展开矛盾冲突，“旅长派”和“参谋长派”各自结成团伙，或出卖矿产换取外国势力支持，或动用武力全城戒严打击对方，在“禁烟”幌子下上演着一出大发鸦片财的人间丑剧。无法无天的巴蜀大盆地黑暗与丑恶，于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周文30年代创作的意义，在于表现着鲜为人知的中国西部高原“边荒一隅”人生形态，展示着蜀中军阀割据的状况尤其是揭示出军阀统治内部的丑恶黑暗。由于其亲历的丰厚积累和深切的体验感味，他所表现的生活都浸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并体现着高度的真实。而那直插天际的连绵雪峰，深厚没膝的积雪，“灰黄的碗口大的太阳”，崎岖弯曲山道上“方桌子似”大驮包与艰难攀行的驮夫身影，还有在险恶条件中顽强搏击的生存欲望，都使周文小说弥漫着一种沉重和厚深的人生意味。40年代，周文作为四川文艺界的共产党领导人，倡导“通俗文学”甚力，有《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论四川戏》、《四川话剧的提起》等理论文章，显示着他对文学本土化、地域化方向的注重和对巴蜀文化的强调，其《谈目前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一文，更显示着一个革命作家强烈的现实人生关注特点。
被称为“奇人”的陈铨，首先是以小说显示出他那狷介狂傲，凌厉奋进的艺术个性的。1931年出版的《天问》以20世纪初川南富顺县作者家乡人生为背景，以草莽竞雄、军阀混战的时代风云与雄浑而绮丽的蜀中山水交映，塑造了一个从药店学徒顽强进取官至旅长的林云章形象。围绕着林云章私恋老板爱女，自惭地位悬殊而从军终于官至旅长，又设计骗取老板之女张慧林爱情并杀其夫、终至奸情败露的情节线索，表现着兽性与人性的冲突，并展示着人性的最后胜利。在这个三角恋情中，作者思考着人生终极意义并抒发着生命多舛的悲哀。林云章自小失怙却心存大志，投军之后施展各种手腕而登上高位，为骗取张慧林爱情而支使人构陷其夫并杀害之。婚后却发现苦心追求的爱情亦不过是平常人生，又在混乱现实中失去权力，他平生崇尚的“醇酒、宝剑、美人”只剩下“对酒当歌”的无奈，只得在坦白自己罪恶之后自杀。
稍后问世的《彷徨中的冷静》、《欣迎》等长篇都是以作者故乡为人物生存空间，将人物置放于爱情或三角恋爱冲突中，表现人的性格与人生理想追求之间巨大反差形成的冲突，展示着人物自身追求的合理性与客观存在否定性之间不可调和的悲剧性冲突。这就使陈铨小说带有浪漫悲剧的浓郁感伤和对人生意义深沉思考的悲凉特征，小说主人公那狂傲不驯的人生搏击经历和亦正亦邪的性格表现，最终失败的生命终结，都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这种艺术表现，根源于陈铨将文学创作视为“生命冲动”的艺术观，也正是对“文化文学”的自觉探求，使他的小说有着大量的蜀南山水风物的绘写，蜀中民俗风习、婚嫁丧葬场面，与沱江急流险滩，饱经风雨剥蚀的大佛崖像，既是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又成为触发人物情思的历史文化积淀物而化合参与人生悲欢。蜀中社会军阀混战和民生艰辛也通过人物的生命历程而体现着。陈铨曾借《彷徨中的冷静》人物之口表示自己的艺术追求：“文词可以堆积，风格可以做作，但是要创造故事，却非有伟大的想像力不可”，为了表现人物“生之意志”和悲剧性冲突，他常将人物置放于剧烈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以营造一种情绪的冲激震撼强力，这就使他的小说往往表现着“情节上有过巧处”（朱自清语）。其《革命前的一幕》、《死灰》、《狂火飙》等取材蜀地之外描写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激荡的作品，中心内容仍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天问”，并体现着其狂放不羁、浪漫传奇的艺术风格。正因如此，30年代朱自清在构筑中国新文学研究体系时，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纲要》中就设立专门章节评述陈铨。浪漫的爱情悲剧和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考这两大母题，在40年代被发展为抗战与爱情牺牲及对“恐怖、狂欢、虔恪”的强力意志的狂欢，陈铨以戏剧的艺术形式，再度表现出自我个性而成为一种褒贬不一的现象。作为一个戏剧家，陈铨以《野玫瑰》为代表，连续推出《金指环》、《蓝蝴蝶》、《黄鹤楼》等描写抗战斗争的剧作，张扬起“浪漫悲剧”的旗帜。“浪漫”作为一种“人生理想的无限追求”的表现，被陈铨聚焦于“力人”形象的塑造上。
代号“野玫瑰”的女特工夏艳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弃舍了爱情、青春，嫁给汉奸头子为妻，在敌伪统治核心从事秘密抗日工作，忍受着仇敌伴陪和恋人的误解，并以超人的才智和强力意志成为秘密工作中令人景仰的“天字第一号”人物，通过她与刘云樵、曼丽的三角矛盾，剧作更渲染了她为所爱的人，尽力帮助促成其美好姻缘的高尚，而剧作那感伤情调也就通过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却落得个凄凉孤独结局的夏艳华体现着。《金指环》以我军守城旅长之妻尚玉琴为主人公，将之置于丈夫与昔日恋人的敌军军长冲突之间，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中，尚玉琴以超人的意志协调着丈夫与昔人恋人的矛盾，又借金指环之毒，用自杀来感化众人进行抗战，这与特工题材的《蓝蝴蝶》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对“力人”新型民族性格的翘盼的产物。作为“战国策派”的代表，陈铨以《从叔本华到尼采》等哲学著作思考着抵抗西方文化、思想、政治、军事的侵略，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其用心在于民族文化自保自立，自爱自尊，1936年的《中德文化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戏剧、抒情诗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代表作。
小结现代巴蜀文学的价值
20世纪的中国，空前的变革使一切都面临着全新的建构，而思想文化的重构又是强国富民的“启蒙”要务。从近代廖平的大翻成案、放肆说经，以及根据社会发展不断调整自我学说的“为学多变”始，经由吴虞、邹容等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文化的彻底批判，尤是是对封建专制思想根基和社会基础——家族制度的揭示批判，都体现着现代中国文化重构的重大实绩。
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批判相应地伴随着批判武器的选择，“白话的文学”和对西方进步文学技巧手法的借鉴，成为世纪初中国进步作家的思考重心。巴蜀作家郭沫若、康白情等对现代诗歌语言符号的大胆创造实验，“浅草——沉钟”蜀籍青年作家对巴蜀大盆地社会状貌和人生形态的反映，还有曾孝谷、蒲伯英等对中国现代戏剧体式的创造建构，都带有巴蜀人文精神骄狂大胆的传统性格特征。郭沫若“汲取西方新思潮而不伤食”式对西方文化的大胆移植和创造性化取，在新诗、戏剧、心理小说及意识流技巧手法等方面的探索实践，都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蓬勃发展起着示范作用。巴金、李劼人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型制的确立中，以鸿篇巨制“三部曲”的创作业绩，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深入发展的标志之一。法兰西“大河小说”恢弘构架体式和对社会人生状貌逼真绘写的表现技巧，成为巴金、李劼人真实反映中国现代人生和绘写巴蜀特有社会风情的艺术载体。而20世纪中国文学逐渐摆脱欧化的模仿，确立具有本土性质的民族化文学的发展趋势，也就通过巴金对中国宗法制大家庭内部人生的表现，通过李劼人、罗淑、周文等作家对巴蜀大盆地内陆型农耕文化的社会人生摹写，而得到具体的体现。
沙汀的文学创作历程，昭示着一个作家在处理政治与艺术、时潮与个体人生体验关系的经验教训，他的川西北乡镇人生题材，即是中国中世纪式宗法制社会形态的真实表现，又带有浓郁的巴蜀地域风习和地域文化特征。沙汀在40年代达到的成熟风格，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以地域化、本土化显示民族化的一个成功范例。与之相应的是艾芜，立足于岷沱故乡人生的观照，使艾芜的《石青嫂子》及其长篇小说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余如以《地泉三部曲》成为左翼小说“不应该这样写”典范的作家阳翰笙（华汉），曾以《塞上风云》等电影、《天国春秋》等剧作和《草莽英雄》等小说，在这个世纪的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其他如一代名导章泯在戏剧创作和导演艺术上的成就、孙瑜的“诗性电影”试验、李伯钊、陈其通在创始“红军戏剧”的贡献、“中国诗歌会”柳倩在左翼诗歌创作方面的影响等，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内容。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地说说“新武侠小说”的创始人李寿民。李寿民，原名善基，四川长寿人，意为“长寿县一小民”，号“还珠楼主”，是“奇幻仙侠派”创始人。其日记自称曾经“三上峨嵋”、“四登青城”，历时18个月，从僧、道高人学习气功、武术。巴蜀地域文化的蕴涵哺育，是“还珠楼主”为这个世纪中国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唐代青城山道士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的定型，清代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形成一个高潮，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以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肇始，现代武侠小说开始形成，“尤以后者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领一代武侠之风骚，影响最大”；叶洪生就说得很明白：“《蜀山剑侠传》这部长达400余万言的空前巨著，文字佳妙，内容宏富，仙佛神怪，无奇不有！它非但左右了近半世纪以来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流势，同时也开创了世界神话小说史的新纪元”，“是中国‘出世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没有看过《蜀山》者，不足与言武侠”。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巴蜀作家以自己的大胆创造和锐意进取，体现着创作的实绩。无论是对外来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借鉴化取，还是对传统文化优秀精华的继承创造，不管是对时代风云的真实表现，还是对烂熟于心的巴蜀人生形态的摹绘，巴蜀作家都进行着成功的尝试。这就是巴蜀作家辈出不穷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可以说，他们的文学创作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积淀，并化为一种现代传统，影响模塑着后来的文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