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谜”还表现在，世间公认聪慧敏智的巴蜀士人，常常只是在文学领域纵横驰骋，并且大多都能在历史文化转型阶段大胆创新和勇于变革。证之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不难看到，自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的汉代始，巴蜀作家辈出不穷，都对其所处时代作出了巨大建树，许多人甚至就是其所在时代文学的代表者和成就体现者。这正如当今一位文学史专家所指出的：“这些文学家都生长于蜀中，而驰骋才能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踞文坛霸主地位”。但较早论述这种现象的是唐代魏颢，其《李翰林集序》曰：“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北魏时邢峦也曾赞叹巴蜀地区“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明·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也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征一代，领袖百家，岂他方所能比拟”。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愈是社会及文化震荡剧烈和文学转型风云激荡之际，就愈能激发起巴蜀作家的创造活力，愈能使他们体现出成就。例如大汉声威之于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盛唐气象之于李白、陈子昂，晚唐夕照之于西蜀花间丽词，两宋睿智之于苏轼，狂飙突进“五四”浪潮之于郭沫若、巴金，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之于周克芹，20世纪末中国戏剧勃兴之于魏明伦……有趣的是，他们的作品都流传深广，他们的文学成就都雄踞一代，而对他们的为文和为人的指责诟病，也一直伴随着他们。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大胆叛逆，对一切既有传统和道德规范进行狂浪地冲击和消解，以自我为中心的汪洋恣肆的情感袒露，自出心裁地创新的艺术话语符号……从严格意义的中国文学形成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巴蜀新生代诗，莫不如是。这些当然不符合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中和”之道，却又激发着人们对自由人格、自由人生的热切企盼，因此博得人们的情感共鸣和内心价值认同。这种地域人文精神的形成，却是在一个动态的历程中，受各种因素制约的。
自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中央集权以来，巴蜀大盆地就被称为“僻陋”“蛮夷”之地，因此秦始皇打击关中豪强和清肃文化思想的具体措施，是将程郑、卓王孙一类经营有术的富豪赶往巴蜀，又将“不遵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的思想家尸佼、吕不韦及其门下知识者，每次上千人地流放进巴蜀。秦始皇的用意当然是希图身边清静，但也不乏让这些人去巴蜀大盆地接受野蛮荒凉之苦折磨的阴狠用心。《史记》载：“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既然秦始皇为统一意识形态和整肃思想而烧书，决不会破例让《吕览》独存，吕不韦门客千人被迁徙入蜀，这些学说当然地要被带进巴蜀，这些异端邪说正可和巴蜀“蛮夷”文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就是说，“边缘”性质的巴蜀地域文化对吕氏“杂家”学说思想的保存和流传，是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指出：“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生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成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发展”，巴蜀地域文化就在汲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系统化、理论化。《秦律》规定，凡是犯罪者，流放于蜀，《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语：“秦法，有罪，迁徙于蜀汉”，流风所及，又有项羽逼刘邦入蜀受穷……余如扬雄祖上逃罪入蜀、李白父亲避仇入蜀、苏轼先祖苏味道遭贬入蜀等等，都说明了外界对巴蜀大盆地的一种认识误区。明代冯梦龙把卓王孙、程郑氏称为“大智”，就是强调他们能够远离关中，到巴蜀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果然，他们利用巴蜀地区丰富的铜铁矿产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很快成为全国闻名大富翁，而那些希望尽可能靠近咸阳的人，结果都倒霉。
这类迫不得已进入巴蜀者，对巴蜀地域文化汲取新养料，对巴蜀生产接受新技术都有着重要作用。而从生理行为学角度看，这类不安本分，敢于创新，不惜冒险的血型和性格生理特征，也对改善巴蜀土著的遗传基因有一定作用。具有强烈边缘意识的巴蜀文化，就在四周天然屏障而相对辽阔的大盆地中运行流布，又不断化取、汇融新的养分，逐渐形成自己的独异色彩。生活于其中的人，带着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地域文化印记，受着地域人文精神积淀的影响和规范，去开始个体的新创造，这种个体创造就必然带有地域群体的某种共同特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作用。只有从这种角度去审视，我们才能把握巴蜀地域文化产生的某种原因，并由此把握巴蜀地域人文精神的发生背景及表现特征。
（第五节）精神和物质的文化积淀
巴蜀远古先民在大盆地所提供的客观自然条件（第一自然）下开始了自己的生存创造活动，其带着浓郁地域印记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创造逐渐地被传承、固化和积淀下来，成为本地域后来者生存和文化创造的又一个前提——“第二自然”。“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交互作用，尤其是“第二自然”作为一种理性自觉的导引和模塑，使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色愈益鲜明。我们这里就从巴蜀文化的物质层面去认识，其源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起源。20世纪末四川盆地震惊中外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距今4500~38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以“宝墩文化”命名六座遗址的发掘，证明四川盆地自古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地，成都则是其中心。宝墩文化的下限正好与中外瞩目的“比秦代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及其青铜文明的时限衔接起来，它昭示着巴蜀文化辉煌的初曙及瑰丽多姿的内涵。它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版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茶文化的起源地。它还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拥有一大批名冠海内外的高僧名道、文人雅士，从而在科技、教育、宗教、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等方面，有过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记录。
巴蜀地区主要的人文历史资源包括：3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7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2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4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7多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4所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其他人文景观200多个。其种类繁多，包括古建筑、纪念性建筑物、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观、石刻等。三星堆文化遗址，什邡堂邛窑遗址，王建墓（永陵），麻浩崖墓，珙县悬棺葬，明蜀王陵，武侯祠、杜甫草堂、大邑刘氏庄园、江安夕佳山民居、沪州大曲老窖池、泸定桥、辛亥保路纪念碑、冯焕阙、平阳府君阙、沈府君阙、高颐墓阙、樊敏阙、卓克基土司官寨，西秦会馆、阆中张桓侯祠、新都杨升庵祠，以及朱德故居、陈毅故居、郭沫若故居、吴玉章故居、邓小平故居、张澜故居、李太白故居、三苏祠、富顺文庙、郫县望丛祠、仁寿奎星阁、德阳文庙、崇州文庙、广汉文庙、屏山禹帝宫、松藩古城墙、日斯满巴碉房、直波碉群、钟鼓楼古建筑区、大通门、永定门、永平堡古城、筹边楼、赵子龙祠墓、昭化古城城门、博什瓦黑石刻、革命纪念建筑物等。
特别是众多青铜器是迄今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种类最丰富、形体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雕塑群。其中，有古代世界最大的高2.6米的青铜人立像，有造型奇特、眼球如圆柱状突出的巨型青铜人面像，最大的宽达138厘米，高达64.5厘米，为当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最古老的青铜人面像。还有更为罕见的金权杖，上刻有头戴王冠的神人像。有一株青铜神树高达4米，上有枝、叶、花、果，枝间和枝头立有十只神鸟，并挂有龙、刀、剑等物，这与古籍所说“众帝”上下于天庭的“建木”相似，说明三星堆是当时巴蜀古国的中心。出土的祭祀神坛共有三层，下层两神兽是虎、凤复合体，中层花冠神人是沟通天地的巫师，上层有两神鸟特立，这与楚帛画中的天、地、人宇宙结构十分相似，当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哲学观的物化形态。其群神的头面，更是千姿百态，即有蜀族的祖神“纵目”蚕丛，又有大耳鼻饰的“杜鹃”瞿灵、鹤腿鸟王、金面天神、虎面神，甚至还有西方高鼻式的人种艺术（写真？）造型，从而形象地展示了古蜀国宗教的兴盛。并体现了巴蜀文化注重造型和神态、奇诡浪漫、铺张扬厉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传统，这些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巴蜀又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自东汉张陵在西蜀大邑鹤鸣山创立道教，巴蜀即成为中华道教的圣地，张陵结庐创道的青城山，至今还被视为道教的发祥地。道教创立时分布中国的28八个教区，最早的24教区的遗址在巴蜀还有遗存，有传为太上老君降世并演说《道德经》的汉唐古观青羊宫，有以新津老君山、绵阳西山观、江油窦圌山、都江堰伏龙观、三台云台观、剑阁鹤鸣山、梓潼七曲山、宜宾真武山、松藩黄龙寺为代表的众多仙山古观，中国本土宗教的诞生圣地和道教文化的汇聚之处，吸引着千百年来骚人墨客前往凭吊。
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已传入巴蜀，高僧辈出，禅林古刹广遍四川；其藏传佛教五大宗派，至今传承依然。遗留着藏族最古老的本波教、彝族的诺苏宗教、羌族的原始宗教仪式，以及遍布全川的宫观寺院、祖庭神山，一直都是宗教信仰者及追求人生完美者梦寐以求的朝觐和旅游胜地。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巴蜀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巴蜀人，在全国禅宗内力量最为雄厚。宋代时，巴蜀禅宗在全国已占绝对优势，并形成了自身的传授系统。宋代四川的禅师们，还积极去海外传法，特别是将法脉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极为重大的贡献。日本镰仓时代有禅宗24家，其中20家都出于巴蜀禅宗法演——克勤——师范门系。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1），日本睿山觉阿上人、金庆上人渡海到中国，“袖香拜灵隐佛法禅师”就是四川眉山的慧远法师。慧远是克勤晚年的弟子，曾获孝宗皇帝两次诏见，为当时禅宗领袖。著名的寺院有成都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新都宝光寺，梁平双桂堂，遂宁广德寺，内江圣水寺，广元皇泽寺，屏山万寿寺，达县真佛山、什邡龙居寺，乐山凌云寺、乌尤寺，都江堰灵岩寺，平武报恩寺。峨眉山是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又是全国最著名的普贤道场，拥有十余座古刹名寺。此外，遍布全川的佛教石刻，尤以其时代久远、题材丰富、艺术精湛、数量甚多而名扬海内外。如乐山凌云寺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足背长11米，为全国第一大佛；荣县大佛通高36.67米，为全国第二大佛；安岳卧佛全长23米，是我国唐代所刻的最大的涅佛像，并还有40个经窟，四壁刻满了佛经，约26万字，是一座罕见的唐代石刻经库。而安岳的“紫竹观音”的独特造型，更获得“东方维纳斯”美神的盛誉。
除汉地佛教外，四川还保存着藏传佛教五大宗派的传承。现在藏区，尚有800余座寺庙，既有驰名中外的藏传佛教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又有黑教（本波）的最高寺院和学府的定青寺、著名的红教（宁玛）寺院噶拖寺和白教（噶举）寺院八邦寺。藏族最古老的宗教圣地——黑教的墨尔多神山，亦在四川境内。这些教派历史悠久，保存着非常古老的宗教祭扫、文化传统。这些佛教的人文景观，更是可贵的旅游资源。
大盆地是多民族聚居之所，共有14个少数民族，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藏族、羌族、彝族独特的民族风情，奇特的摩梭母系文化，早已名扬天下。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具有独特的物质文化和民族风情，绵延几千年而不间断，被称为中国民族演化史上的一个“活化石”。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楼、栈道、溜索和白石崇拜，羌笛传自远古，唐诗中即有“羌笛何须怨杨柳”之佳句，羌舞欢快多情，羌族服饰自有独特的魅力。其民族节日主要有羌历年、祭山会、牛王会；娱乐活动有莎朗舞、皮鼓舞、爬天杆、射兽馍。其他如桃花刺绣、云云鞋、喝咂酒等，都体现了羌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和独特风情。
藏族在四川境内有108万多人，其民居和服饰既与其他地方藏族有共通性，又带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居住在川西一带的称为“康巴”，居住在川西北的称为“安多哇”和“嘉绒哇”，在平武、九寨沟县的称为“白马藏”。牧区有广阔的草地、帐房、牦牛群，美丽的藏式碉房处处可见。藏族传统的锅庄舞和弦子舞十分优美，唐卡卷轴画、酥油花是藏族艺术的精品，其藏戏更是独具特色。
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78万人，主要分布在凉山、乐山地区。他们有自己的历法和天文学，有相当高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有自己的音节文字，称为罗罗文、毕摩文。宗教祭祖活动由毕摩主持，至今仍保存着非常古老的传统。彝族的服饰很有特色，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装和多摺宽裤，女子穿多摺长裙，男女外出皆穿“瓦拉”。传统的节日有火把节，其时人们饮酒欢歌，热闹非常。
此外，分布在四川各地的还有土家族、苗族、傈僳族、回族、蒙古族、满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傣族、壮族等，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独特的风土人情，如土家族特有的“傩戏”、“土戏”，苗族独具的接龙舞、花山舞。至于生活在泸沽湖的摩梭人，还保留着古老的母系大家庭和走婚制的习俗。他们每年最隆重的节日是朝山节，朝拜湖畔最高神山——格姆女神。泸沽湖至今是环境尚未污染的自然景观，湛蓝的天，碧绿的水，穿梭自如的独木舟，夜晚山月下走婚的阿注，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母系王国”图，被人们称为“人类母系社会的活化石”，是“至今生活在创世之梦中的世外桃源”。
小结
巴蜀大盆地繁复多样的地理地貌，四季变化分明的气候条件，形成了缤纷多姿的自然景观，为人类提供着多种多样的审美观照对象。《荀子》“江出汶山”之说，也透露着先秦时期世人对中国南方“母亲河”的敬畏；悠久的人类生命发展历程，又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是人类认识探询自身进化发展的活标本；在辽阔而又多样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逐渐衍化为各具特色的民族；而“天府”优越的物产优势，又为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准备了优裕的物质基础。以上种种因素，就造就了巴蜀文化的鲜明特色，催化出巴蜀文学的历代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