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渊源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自身固有的特点之一，就是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充分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得无产阶级在阶级关系中的中心地位、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定和稳固，这也就为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准备了很好的条件。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及时领导农民进行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到１９５３年春，全国除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
至此，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了。随后，党又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从中真正体会到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感。
３．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产的６６％，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８０％，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以及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于是，新中国一成立，党和政府即采取革命手段，没收了所有官僚资本企业，１９４９年被没收的工矿企业有２８００多个，金融企业２４００余家。党和政府把这些没收来的企业变为国家所有，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而且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体。全国的铁路、邮政、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事业也为国营经济所掌握。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优越性，是一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生力量。到１９５２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增加到５６％，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６０％，社会主义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强大的因素。这样，党和政府也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战胜投机势力的破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４．中国共产党政策正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年走向成熟，并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由于其自身政策的正确。共产党正是凭借其自身政策的正确，领导人民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推翻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国家独立，阶级解放，人民自由，民族自强，建立起新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党又是凭借其自身政策的正确，成功地领导、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同时还着手引导人民开始进行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政策正确，确保各项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反过来，各项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又再次证明了党的政策正确。诚然，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有过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甚至是严重的政策失误、错误，但不管怎么说，所有的政策错误，都是党自身去加以克服纠正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自身政策的正确。既然党的政策正确，那么，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社会新生产力、中国文化前进方向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定会也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上述条件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完全可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因为这些条件，用不着惧怕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如果他们敢于造反，政府完全有能力加以镇压。历史也作出了决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社会才能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五、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１．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以通过农业合作化使农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让农村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
从社会主义历史来看，农业合作化也存在两种模式和道路。一种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实行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实际归国家所有，农业、集体没有了经营自主权，由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割断市场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民采取粗暴的行政手段来实现集体化，使农民的积极性受挫，致使农业在集体化过程中大幅度减产，并使农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其教训也是深刻的。新中国开始注意吸取苏联的教训。在实现合作化道路上，主要是根据生产发展条件，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走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合作化道路。
１９５１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枟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枠，要求各级党委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１９５３年，中国共产党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１２月又通过了枟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枠。这个决议的特点，是把注意力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初级社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优越性，证明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从而日益成为党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农业合作化获得很大发展。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党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并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财富。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个体手工业也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党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相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迅速的、健康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是重点试办，摸索前进。１９５１年６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拟定了我国手工业合作社的第一个章程准则。１９５２年８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研究了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推动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１９５３年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党明确规定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组成部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对手工业进行改造的步骤方法，“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办法，逐步把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从此，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新时期。１９５３年底，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四年来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明确地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并肯定了根据手工业劳动者的觉悟程度，采取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社和生产合作社的三种组织形式。在方法上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１９５４年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进一步提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１９５５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以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于１２月间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制订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手工业也迅速掀起了合作化高潮。１９５６年３月，毛泽东同志指示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１９５６年底，全国９０％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都加入了合作社，基本上实现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对手工业劳动者从个体经济走向集体经济的深刻社会变革，并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也成功地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１）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是：其一，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它具有明显的二重性质。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有力的保障。其三，党采取了“剥夺剥削者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国家掌握了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重要工业和轻工业的主要部分，国营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四，土地改革以后，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逐步地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工农联盟得以巩固。这就彻底割裂了城市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使其孤立起来，致使他们断绝了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以上四个条件中，最根本地取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态度，即接受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态度而定的。毛泽东在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枠中指出：“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所谓赎买，就是国家有偿地将私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赎买的具体方式不是由国家支付一笔巨额资金，而是让资本家在一定年限内从企业经营所得中获取一部分利润。在赎买政策上，我们先后采取了“四马分肥”和定息制度的办法。“四马分肥”，即将企业盈利分成四个部分进行分配，所得税交国家，占３５％左右；企业公积金３０％左右；职工福利奖金１５％左右，资方红利２０％左右。这样一来，资本家所得占四分之一左右，于是企业盈余的大部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积累和分配，资本家也获得了一定的利息。所谓定息制度，就是根据清产核资以后私股总额，付给资本家固定息率的股息。１９５６年２月８日，国务院颁布了枟关于对公私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枠，年利息率为１～６厘，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对定息办法做了调整，定为５厘，期限为７年（１９５６-１９６３年），后又延长了３年，到１９６６年９月停止，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为１１４万人次，国家每年付出定息资金１．２亿元，共用了约计３２．５亿的赎金，使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下，交出其拥有的企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几乎没有损失地将价值几十亿元的生产资料转入国家手里，大大减少了社会震动和对生产力的较大破坏。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和平“赎买”理论的运用、丰富、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光辉典范。
（２）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
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由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只不过是个体资本家和集体资本家之间所有权的转换而已，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我们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进行联系和合作的经济形式，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就是通过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采取多种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展开的。它的具体形式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这是改造的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它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流通领域的外部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不仅私人企业的生产间接地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而且私人批发商也失去了主要货源，零售商不得不从国营商业进货，接受经销代销代购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是第二阶段（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一种生产资料公私共有制。政府派出公方代表团，与资本家共同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是国家与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合作。使企业的生产、财务、基本建设等等都可以纳入国家计划，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仍很密切，对企业的经营有较大的发言权。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改造的第三阶段（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这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专业公司，它是国家专业性企业的管理机构，分属政府有关部门领导，担负着组织加工订货、安排生产、指导技术、实行生产改组和社会主义改造，对职工和资本家进行教育等任务。二是定息制度，即不论企业大小、盈亏利润多少，按资本家的固定资产代价５％的息率付给定息。
资本家拿定息交出生产资料，尽管在法权上，他与生产资料有关系，但企业的私股作为领取定息的息证以外，已失去了资本的职能。依期取消，当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自然结果。
（３）把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
这是“赎买”过程中成功的历史经验。企业改造是人的改造的基础，起着最根本的作用，人的改造又是企业的前提。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的各种形式是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的综合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表现。随着私营工厂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造，其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获得逐步进行思想改造的物质基础，因而有可能逐步改造为国营工业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和平改造是解决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形式。唯利是图是资本家的阶级本性，这是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不相容的。为此，通过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有力的政权形式，使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历史角度去同资本家在政治上结成联盟，这样一来，就使资本家同意和支持的社会主义法制成为限制其唯利是图的武器，使其历史地、顺其自然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