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形成的伟大战略构想。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当前香港、澳门的经济良好、快速地发展无可争辩地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既维护了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两岸同胞感情的融洽，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繁荣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湾大选结束以后，两岸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第一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确立
１.毛泽东等领导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彻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１９５５年４月，在有２９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谴责“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阐明了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１９５８年，美国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进行战争挑衅，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炮击金门是我国政府围绕台湾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决策。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斗争对策，实行联蒋抗美、维护“一个中国”的方针，对争取台湾当局，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先后于１０月６日和２５日发表的枟告台湾同胞书枠和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枠，对美国的侵略立场和分裂我国的图谋进行了谴责，重申了我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１９６３年初，周恩来进一步将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即：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周恩来表示，中国整个是社会主义，有那么一块地方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未尝不可。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一国两制”这一概念，但其“一国两制”的思想却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就对台政策的实践而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实施武力解放台湾决策时，不放弃争取国共两党和谈的可能性，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当局沟通，谋求和平解放台湾；在实施和平解放台湾方针和“一纲四目”政策时，以武力严惩国民党军队对祖国大陆沿海地区的武装骚扰活动，粉碎美国的战争威胁和“划峡而治”阴谋，迫使台湾当局改变其大陆政策，即由“反攻复国”变为“反共复国”，由武力统一变为“和平统一”，使台海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台湾当局代表从联合国中驱逐出去，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２.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１）“一国两制”的提出和确立。“一国两制”基本国策是在“一纲四目”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又是对它的全面发展。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认为：实现海峡两岸统一之前不把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前提，政治谈判时机尚未成熟时先由海峡两岸授权中介团体进行事务性商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协商解决各种纠纷，维护海峡两岸同胞的利益，不挑起海峡两岸争端，不做任何有损于台海之间祥和气氛的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向多极化发展。邓小平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是时代的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面对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必须从祖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祖国大陆是国家的主体，台湾、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即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各方面实际利益协调，既有利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又有利于祖国大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就把国家和平统一与两种制度长期并存放在更加自觉和科学的基础上。所以，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也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确立过程是它由科学构想变为现实的过程。
第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形成。１９７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邓小平在同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腾淳、缅甸总理吴奈温、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瓦尔的谈话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同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这预示着中共对台政策将出现重大调整。
１９７９年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枟告台湾同胞书枠，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集中体现。１月，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讲演和接受美国广播电视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于把我们的双手捆缚起来，结果只会促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
这反而只能最终导致用武力解决问题。”至此，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最终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决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因为尽快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已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世界上普遍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美、中日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海峡两岸统一的潮流不可阻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团结，政治形势稳定，台湾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期“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立场，合作的基础”。但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承诺在特殊情况下不使用武力，这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同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渡边诚毅的谈话中提出“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变，可以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它的军队。我们承认台湾作为地方政府实行广泛的自治。我们要求的仅仅是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自治政府。”同年１２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但“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进一步阐明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叶九条”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依照和平统一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思考，是“一国两制”基本构想形成的标志。
第二，“一国两制”构想的系统化和被确立为基本国策。邓小平在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先生时，第一次把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并把这一构想的适用范围第一次扩大到香港问题的解决。他明确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被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的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１９８４年５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枟政府工作报告枠指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这表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国策。此后在１９８４年６月到１２月的半年间，邓小平又在很多次讲话中都直接谈到了“一国两制”构想。在这些重要的谈话中，他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特定含义、基本内容、科学依据、实践的可能性及重大意义作了全面深刻的理论阐述，使这一科学构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使“一国两制”构想系统化。
（２）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原则。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海峡两岸是“统一的中国”，反对搞“两个中国”，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海峡两岸社会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存。社会主义实现统一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台湾特别行政区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独立，可以保留台湾的军队，但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一国两制”是根据世界现实、历史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国家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应用于澳门问题，港、澳问题的解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个推动，将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国共谈判和国共合作有共同基础。国共合作首先是平等的合作、平等的商量，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两党商谈。祖国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如果台湾当局不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我们不会放弃国家统一，我们也决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美国不要妨碍中国大陆与台湾统一。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中美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做了最大努力，即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美国“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的“很大障碍”，希望美国采取更明智的态度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尊重了海峡两岸的历史和现实，反映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国家统一理论和政策上更加务实。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贡献和重要意义
１.“一国两制”的理论贡献
（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历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学说的论述中从未提及一个国家并存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本本。邓小平顺应民族的愿望和历史的重托，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根据世界的现状、历史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这是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是对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
（２）“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体现。由于历史原因，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允许个别地区继续实行历史形成的且适应当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港澳台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这样避免使用武力而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从而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了港澳台已有的生产力，同时对大陆更好地借鉴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大陆的生产力发展很有好处，这无疑十分有利于实现民族的复兴，有利于维护所有炎黄子孙的利益。
（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和发展。的确，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社会制度是对立的，是一对矛盾体；但同时，它们又具有很多方面的统一性。比如说：在民族感情方面，大陆和港澳台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都渴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在经济上，大陆和港澳台能够互助、互补和互利。当然，两种制度共存于一个国家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在一个统一的祖国母体中，在民族复兴的共同利益之下，只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不至于使矛盾扩大化和激化，避免外部剧烈的对抗形式，实现祖国统一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列宁的“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列宁提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科技成果、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使社会主义国家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使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