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感应塔碑，现存于甘肃武威，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西夏文石碑。碑首用西夏文篆字刻题：“敕感应塔之碑文。”碑的正面用西夏文楷书刻记，背面有汉文对照。碑文大意为：西夏天祐民安三年地震，佛塔倾斜，正要派人抢修，塔竟自行恢复原位。
西夏人信佛、相信天命，为答谢神灵重现，刻下此碑，没想到过了近1000年却成了后人研究西夏文的重要参照物。
西夏文形体方正，与汉字相似。所以大多数人看见西夏字，似觉相识，实则不识。它结构复杂，笔画较多，有6000字左右。而汉字约6万字。
西夏字是模仿汉字造出来的。也是由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基本笔画组成的。
如：天、地、日、月、山字的写法。
西夏文也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
楷书多见于雕版，篆书用于碑印刻制，行草则用于书写。
西夏文在构字方法上除吸收了汉字“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某些原则外，还有独特的构字方式。文字构成上，会意字较汉字多，音意合成字较汉字形声字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为西夏特有的构字法。左右互换构成同义字比较丰富。而且，西夏文在构字时普遍的有形、省身，省去的部分不太固定。西夏文也有偏旁体系，但不如汉字偏旁那样规律。
西夏文在构成上有许多有趣的地方：如会意字“水”字和“土”字构成“泥”字。“心”字与“恶”字构成“害”字。“木”与“雕”字合成“凿”字。更有意味的是：凡与上层统治阶级有关的字眼，往往加上表示“神圣”、“高雅”的偏旁。凡带有民族偏见与歧视的字眼，则往往加上“虫、害”类的偏旁。例如汉族的“汉”竟由“小”与“虫”两字合成，以示贬辱，等等。
当年，西夏学者在官府的支持下编纂了大量的西夏文辞书。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同音》、《五音切韵》、《杂字》及综合性类书《圣立义海》等。其水平之高，品种之全足可以与共存的其他民族的辞书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译书更为庞杂。据统计，在53年的时间里共译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经，共820部。包括《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六韬》、《孙子兵法》、《黄石公三略》、《贞观政要》、《十二国》等书。
著名学者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中说，不学番言，则岂知番人之重？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
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西夏学者对西夏文的重视程度，以及希望西夏文化与汉文化能在广泛的层面上进行交流与发展，同时也反映出西夏学者毫无自卑的文化心理。
钻研西夏文献可看出西夏人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及绘画、雕塑等方面俱以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在西夏文《新集金粹置掌文》中，一开始的几句是对世界起源的认识：
天地世界始，日月彼时显。
明暗轮回过，冷热上下合。
诸物孕化成，时节依次生。
在《圣立义海》卷十三，专门列有“人之名义”，此卷开篇即认为，人者，天上地下一切情中初始也。即认为人是万物之始。因为人“上蔽覆于天德，下坚依于地藏”，“合天地，阴阳调和，五行遮身，鬼神守护”。
有关人的本身价值，作者以为，人首先要有“四正”的品行，所谓四正，就是“有孝德心，仁之正也；解善恶心，义之正也；为谦让心，礼之正也；知真实心，智之正也。人固有此四正”。
在探索自然界天、地、日、月等万物的生成奥秘时，西夏人表现出异常的禀赋。
这些思想很大一部分包含在《圣立义海》中。如，西夏人认为天的形成是：“上清为天，常在不毁者，合真性。”他们认为天是有人格意志的万物主宰。认为：“天道开合，春夏诸物齐放，秋冬诸物熟藏。”“天仁，令风雨依节降，世界丰稔。”
与天对应的，是对地的看法，他们认为地是移动的。就像一艘大船运行在海上：“大地如舟。地转，众生不觉。大舟置海，舟动人不觉也。”
关于人，《圣立义海》说：“头形圆如天，明达有慧，人近天境也。”“维地隅，与地坚依，依地成就。”这是说人不仅依赖于天地，又是与天地并存的。
西夏党项人信仰佛教，对佛教的态度也极为虔诚。西夏政权的皇室及上层人士既潜心佛事也对佛学较有研究。如元昊、仁宗、仁孝皇帝不但酷爱汉文化、通晓“儒学”，对佛教思想也颇有研究。
元昊的儿子谅祚执政之初，即向宋朝献良马50匹换来一批重要的儒学经典，译成西夏文。西夏学者之所以翻译了大量的佛学经典也与这种崇尚儒学与佛学的思想意识有关。
《圣立义海》中就包含了许多的佛学思想。比如对山的认识：“山本天峰圣根，上柱玄天，下镇大地。彼青峰山，亦即佛法中称须弥山、妙高山。”这就是佛教的哲学思想。
佛教哲学认为，世界的中心是一座大山，即须弥山，其他大地、山河、星球等都围绕它而排列。
《圣立义海》还教育族人敬仰三宝。即：“见佛施礼，闻法随喜，恭敬僧侣。”
正是这种思想造成了在西夏境内僧侣众多，且享有较高地位的现象。
从上可以看出，西夏党项民族在对世界人生的看法及宗教思想上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独到之处。而他们在精神领域的建树上足可以说明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通过独特的宗教活动，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世界……
隐秘的内心世界
宗教信仰属心灵世界的范畴。通过独特的宗教活动，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世界。党项人崇尚巫术，笃信神灵，并且将这一信仰贯穿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今我们既可以从西夏人遗留的佛塔寺院及佛画图像中想见他们宗教活动的情景，也可从西夏故地的乡民中仍在奉行的宗教风俗中窥见西夏先民活动的风俗。
一个民族可以消失，但一个民族所创立的文化与某些生活习俗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
研究西夏党项人的宗教信仰，我便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早期盛行于西夏人中的某些宗教习俗，与我的故乡西海固一带的乡民中流传的某些宗教习俗，有极其相似的一面。我不敢说这就是古西夏人宗教信仰的遗存，但我想，西海固，尤其是海原县作为西夏人生活的故地，今人中的某些宗教习俗与故人的某些宗教习俗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西夏人“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就是说西夏人对生老病死还没有确切的认识，将这一切都归结为鬼神所为。大约他们以为人生病了，就是鬼神附体。因此，便“召巫者送鬼”。凭此，你不能说西夏人愚昧落后，1000年之后，在我的故乡至今仍有人这样做。记得小时候，每遇感冒发烧，母亲就要在夜深人静时，给我“擦一擦”。这“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祷念先祖保佑，并擦送鬼神的过程。其时，母亲先盛一碗清水置于桌案。然后试图用三支竹筷直立于水碗，她一边使其直立，一边祷念。若筷子立住了，便说明她的祷念起了作用：神鬼显灵了。于是母亲一边焚香祭物，一边用点燃的纸冥在我的头上反复绕擦。之后再用菜刀、剪子或笤帚之类物品擦拭。母亲每用菜刀擦一次总要在门框上剁几下。甚至在这一切结束之后，还要面对屋外啐几口。现在想来，这一系列程序，所包含的意思是：先用钱送，再用刀器之类驱赶，及至最后，就是诅咒了。
西夏人详细的送鬼过程没有记载，但我猜想他们大约与我母亲等人的送鬼过程有些相似。
宋朝人说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这其中的“机”就是征兆一类的事物。
看来西夏人在相信鬼神的同时，也用送与咒的办法对付鬼神。
作为游牧民族的党项人奉行3年一次的大聚会，其时“杀牛羊以祭天”。在我的故乡一般逢有大的祭祀活动，才宰杀牛羊。而小的迷信活动，如安神、祭祖，打整宅院等，便以鸡代之。
西夏人的宗教活动不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在大的战争中也有体现。比如“出战率用单日，避晦日”。而在我的故乡，老百姓们每逢婚事和丧事以及修建宅院等等也要选取一个吉祥的日子，以求吉祥。
西夏在出兵时要选择单日为吉祥日。并且在战争之后还要“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地，众射而还”。
这样的巫术活动在战败以后施行，既可取得心灵上的满足或平衡，也是对下次战争的祈求——以图胜利。
西夏人在居室上也有讲究。他们常在所居的房屋中，留中间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谓之神明。这一点在我们老家也能看到。乡亲们修建宅院时，往往在一排房子的正中间，盖一间大上房，平时里面收拾得极为整洁，家人平时不住此房，除非有尊贵的客人留宿才使用。有客人来访时，即使主人再三相让也不敢坐于上首。尽管上首桌案的两边摆有木椅。有讲究的人心里都明白，主人家的上首桌案上都是供奉神灵的地方，尽管桌案两边摆有木椅，但也不敢坐。尤其是女人更忌讳坐于主案的上首位置。
西夏人还有咒羊以定吉凶的风俗。即先咒粟以喂羊，羊食其粟则摇其首，夜则宰羊焚香祈祷，又焚谷火于野。次晨杀羊，观其五脏，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
现时的故乡人每遇亲人亡故，孝子们为表孝心，都要祭羊，是谓“领羊”。其时，众孝子面对亡人跪成一圈，将所祭羊只牵入，然后用酒或清水洗净羊首，一边祷告，一边观其羊的动静。亲人们所祷告的言辞，一般是对亡人的安慰以及承诺完成其未尽的心愿，等等。
当羊长久默立，没有动静的时候，便说明，亲人们所说的话还不是亡人的心中所想。于是继续猜测，继续祷告。忽然间，羊只抖摇其身。孝子们便大放哭声。意思是亡人终于接纳了孝子们的一番好意。这一点与西夏时的羊“自摇其身”何其相似。
及至出殡的那一天早上，灵柩所过之处，家家门前都要点燃一堆谷草，是为避邪。这一点又与夏人的“焚谷火于野”相似。
《旧唐书·党项传》记载，西夏人有“死则焚尸，名为火葬”的习俗。但在我们故乡，除过夭折的孩子实行火葬以外，成人死亡，一般都用土葬。
马可·波罗对西夏人实行火葬的情景有一段详细的记载，读来特别有趣。现引述于下：
“君等应知世界之一切偶像教徒皆有焚尸之俗。焚前，死者之亲属在丧柩经过之道中，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缎，柩过此屋时，屋中人呈献肉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生时。迨至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备纸札之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共焚。据云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若所焚之数。柩行时，鸣一片乐器。其焚尸也，必请星者选择吉日，未至其日，停尸于家，有时停到六月之久。其停尸也，方法如下：先装一匣，匣壁厚有一掌，接合甚密，施以绘画，置樟脑香料不少于匣中，以避臭气，旋以美丽帛覆于尸上，停丧之时，每日必陈食于柩前桌上，供死者亡魂饮食。陈食之时，与常人食时相等。其尤怪者，卜人有时谓不宜从门口出丧，必须破墙而出。此地之一切偶像教徒焚尸之法皆如是也。”
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景象，与我故乡的丧葬风俗大同小异。比如，我故乡的葬礼中所用的纸札多是童男童女、马匹、仙鹤还有小轿车等。纸钱是越多越好。所祭之物正如马可·波罗所说。不过马可·波罗所说的绘有图案的匣，正是我们所说的棺材。及至下葬的那一天，这些纸札与供奉之物都要烧掉。
西夏人不仅信鬼神、奉行巫术而且也相信神话传说。关于西夏的起源，有这样一段传说，读来也颇有意思。
最初西夏地区为汉人统治。在蒙古北都与林和尕（即西夏）之间，有山名曼西，山神名格胡。北都城中有一妇人，与骑白马的主人同居，生一男孩，于是天空现出异星，汉人测天象者观测说，北都城中出生一男孩，他正是将来要夺占皇帝社稷之人。皇帝乃设法寻获此男孩，未成，于是下令将此城中两岁以下男孩全部杀死。妇人假称其男孩已死，装于棺材中哭运出城，弃置河边草木繁茂处。每天有一大雕飞来覆盖男孩，未致冻死。男孩后取姓氏为鄂鲁氏，即喝黄牛奶的人。男孩长至7岁时，联络与己年龄相仿的男孩六人，逃往北都雪山深处造反，将山中打柴人编为军队。男孩又去北都城中向有学识的人询问造反的办法，有一汉族老妇人教他：“本月十五日领兵前来，多带马鞭、马粪抛入黄河，我有法让汉人国王将大印交给你。”
到了十四日，老妇人登上城墙捶胸痛哭，国王询问她为何哭泣，老妇人回答：“帝释天神已下令让一个西夏国王出世，我们若不归顺，恐汉人将被杀绝，明天将有不计其数的大军前来。”国王又问何以见得？老妇人回答：“你们明天早上到黄河边去看，他们遗落的马鞭、马粪将使黄河河水变色。”
次日清晨国王等众人前往观看，果如老妇人所说。国王又问老妇人：“如何是好？”答以：“只有投降，才能免祸。”于是国王君臣三人前去送印，正与西夏国王一行七人相遇，西夏国王取走大印，将国王杀死以后又渐次将大臣杀死。西夏国王取其父亲格胡名中的格字名为格祖王（接音译为李元昊）。
另有一说，西夏国王是火命，成吉思汗是水命，故有西夏败亡于蒙古之说。
尽管西夏已灭亡1000多年，党项民族也所剩无几，然而，西夏党项人的文化精粹与某些宗教风俗是不会灭亡的。倘若我们认真钻研其中的内容，会发现许多让人深思的东西。
心灵的安慰和祈愿只能用宗教来实现。西夏人选择了佛教……
灵魂的居所
党项民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不断迁徙与不断征战的历史。在建立西夏国之后，才算是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盘。这也是以李继迁、李德明及元昊为首的党项族数代人的努力。党项族并非一个好战的民族，战争对于他们也许仅是一种获取生存空间的手段。
在长期与辽、北宋及以后的金、蒙古族、南宋相对抗与周旋的同时，党项族并未忘记寄寓上苍、寻求心灵世界的依托。
心灵的安慰和祈愿只能用宗教来实现。西夏人选择了佛教。
从现存的数量浩繁的西夏文佛教经典，与众多的佛塔建筑可以看出，西夏时，佛教曾一度盛行过。党项民族是十分笃信佛教的，并且将佛教尊为国教。西夏王朝，历来提倡儒学与佛教，使之成为西夏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在西夏境内一度形成了一个国人崇佛、寺庙林立，僧人众多，信徒广布的局面。
重大的佛事活动频繁而庄重。宗教首领被尊为国师，享有很高的地位。
《黑鞑事略》记载：“西夏国俗，自其上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所以西夏时的僧人几乎都是有家小的。
佛事如此盛行是与朝廷的提倡和崇奉分不开的。朝廷规定，每年的四个“孟朔日”（每季度第一个月的十五日）为“圣节”，这一天无论是百姓还是百官，都必须对佛礼拜，为西夏国皇帝诵经求福。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有这样的记述：“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凡“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可见西夏朝廷对佛教建筑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佛教的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