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元昊对宋作战，一个目的是为了占有有利地形为进一步侵宋作准备，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劫掠财富。也许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主动出击，以达到西夏的相对稳定。
实际上夏军一直未能进入中原腹地，战争其实只在沿边地区进行，且呈一张一弛的状态。
作为党项族的一员，元昊灿烂了西夏的历史。
号令威严的秃发令，从头开始，李元昊着手打造着党项人的民族精神……
从头开始
党项首领李德明继续向宋朝进献马、牛、羊、骆驼等畜产品，宋朝则以大量的银两、绢帛、锦彩、茶、药和精工制作的金银装饰品作为回报。李德明所做，不但满足了西夏统治者的需要，而且在灾荒时，顺利地度过了难关。
西夏的经济一天天好转起来，好起来的日子往往使统治者走形。汉人如此，游牧民族更是如此，也许这是人类的天性。就在西夏好日子来临后，李德明也像他的父亲当年在西凉打了胜仗那样变得傲慢起来，而且把自己武装成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形象，在绥、夏二州，他早已建立了驿馆，修建道路桥梁。后来，又大起宫室，绵亘10多公里，那是一个非常壮丽的景致，李德明的排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李德明的威信也是从这时树立的，他继续发号施令，要求人们为他修建奢侈的宫室，又制定了旌旗制度。他认为怀远镇“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而在那里大建门阙、宫殿、宗庙、官署，改称兴州，作为西夏的新都。此时的他已成了一位独裁者。
其实，任何自满都是约束进步的栅栏。李德明在为西夏创立业绩的同时，也在创立着党项人民的栅栏。在他晚年到来时，他的长子李元昊便认识到了这一点，李元昊对他的父亲向宋朝的卑躬屈膝和贪恋边境贸易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相信父亲自满的行为，其实是在削弱党项社会的经济基础，对党项人的文化也是一种摧残。
公元1031元，李德明死，李元昊承袭了他父亲的统治模式，由于李元昊的妻子是契丹公主，契丹国封李元昊为夏国公。
李元昊一上任就要冲出党项人的栅栏，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利用契丹为援，开始谋判宋朝。他的第一种做法是以兵法约束部落，对付敌人，只有用武力。
李元昊的第二种做法是充分顾及党项地主阶级的利益，调和蕃汉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他是这样想的：他的国家汉人最多，要把汉人拉拢到他的身边，利用他们掌握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来扩充自己的力量。
李元昊的第三种做法是否认了自己的李姓、赵姓，否认了自己是元魏的后裔，并且改了名，改了姓，又发布了秃发的命令，有胆敢违令者，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号令威严的秃发令，从头开始，李元昊着手打造着党项人的民族精神。
李元昊的第四种做法是创制了西夏文字，改变了党项人的传统，一律接近汉人，事实证明，他的四种政治手段稳定了部落的联合，加强团结的力量，给宋朝形成压力。
冲出栅栏首先要从自身开始，李元昊的统治区内，仍然杂居着蕃、汉等民族。对占绝大多数的汉人来说，党项人制定的那些规矩一时半会儿是适应不了的，尤其在李元昊以“青天子”的身份出现时。
李元昊在称帝前一直修筑着他即将冲出栅栏的路，他将兴州升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广营殿宇。至今，那些被时光侵蚀得残缺不全的建筑仍站立着。
在官制、服装上都有定制，但如何定制，都要把人的等级表现出来。公元1034年，李元昊开始建立年号制度，他想做什么，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
军事制度上李元昊更是周密部署，他一边加紧整饬内部，一边对外发动一系列的战争。
他不但制定了西夏文字，还设置了“蕃学”，选蕃、汉官僚子弟入学，培养统治阶级的后备人员。他对宋朝流行礼乐制度极不赞成，认为它太繁琐，与游牧民族的传统精神很不相配。从而，一度简化礼乐制度，不遵行者就要诛杀。
汉人自从阶级社会以来，礼乐、法典像一团乱麻一样维持了几百个世纪，李元昊在此问题上是不是引经据典，我们不知道。
总之，李元昊称帝前在政治上作了不少准备工作，这样的准备肯定在他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他展望着西夏国土上来去匆匆的人群，和一只只活泼的小羊羔，或者一只猛虎扑向猎物，一头公牛冲出栅栏奔向草原，都能成为他治国方略的引子。
他准备了那么长，那么久，也许是向人们说明，他就是曾经束缚在栅栏中的那头公牛，终将有一天，会冲出去扑向敌人。
一个民族的誓言，是一个民族用精神构筑的神圣的不可逾越的高地，在这个高地上，包含着生命，包含着民族精神，就如把誓言包含进法律的日耳曼人一样……
淬血的誓言
在高丽在西北修筑长城以防御契丹的时候，在斯堪的那维亚国的哈塔卡纽特将位子让给丹麦王的时候，西夏之主李元昊发动了对青海的吐蕃人、兰州附近的部落以及河西回鹘的战争，这是继公元1034年在宋朝府州的战役取得胜利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李元昊还没诞生之前，他的祖辈在吐蕃人统治的河湟谷地洒满了鲜血，那是一块使党项人为之振奋的地方，是一个写满战争与和平的地方。洮、湟流域上的吐蕃大英雄口角厮罗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西夏军队初战便遭到他的挫败，李元昊只好亲自出征，200多天后，他们之间以李元昊的胜利画上一个句号。
公元1036年十二月，李元昊又攻取了肃、沙、兰三州。把整个河西地区划入了西夏的版图。从此，回鹘人顺从于李元昊。最后，李元昊军队挺进兰州。确保了后方一线的安全，断了吐蕃人与宋朝取得联系的路。
与党项人有某种微妙关系的契丹辽国，在此期间一直发展着他们的农业生产，经过曲折的道路，辽国的农业生产已跃上了顶峰。这个时代的辽国是难得太平岁月，内地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边境的屯田继续有所发展。他们的经济基础当然来源于宋朝的盲目供给，以及辽国内部大土地占有者兼并小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形势。然而辽国这种所谓的顶峰，真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意思，外表的繁荣掩盖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低落时期也将到来。
历史又飞逝了几年。公元1038年，西夏之主李元昊上表宋朝廷，要求派人到五台山供佛，其实想借此侦察河东道路。他会同各部落首领歃血为盟，相约对宋朝发起大规模的进攻。然后，野利氏兄弟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分别担任西夏军左、右翼的首领。
一个民族的誓言，是一个民族用精神构筑的神圣的不可逾越的高地，在这个高地上，包含着生命，包含着民族精神，就如把誓言包含进法律的日耳曼人一样……
也许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李元昊心中早已发过好多次了，不光是李元昊的盟友，或者李元昊自己。宋朝、契丹，他们也不是在坐享其成，在统治者心目中，肯定有同样的誓言存在着。而这些誓言都是淬过血的。
李元昊立誓言后不久，就实现了。在1038年十月，他正式即位，称大夏皇帝，时年36岁。他宣布了新的年号，然后来到祖先和父亲的陵墓前，祈祷他们在天之灵，又追谥了他们的帝号和庙号。他能有今天，全靠了祖先和父辈们的鲜血，全靠了他们英勇无敌的气概。
此后，李元昊巡行西凉府祠神，并尽快调兵遣将，作好可能出现不良现象的军事准备。第二年正月，李元昊上表宋朝，宣称受西北各族的拥戴，正位皇帝，国号大夏，要求宋朝正式给予承认。
李元昊在这份表文中列举了祖先的功绩，即为国捐躯的悲壮，又说了他制造文字，改制衣冠的成绩，以及准备的条件已万事俱备，他成为夏王是顺应天理、民意，并且在以后将好好治理边陲之地等内容，这与其说是一张表文，不如说是李元昊一次壮烈的誓言。
时间还没有停止，历史还没有停止，李元昊的誓言将注定党项西夏纷繁动荡200年。这时西夏王国的领域：东临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境土方圆1万多公里。除保有夏、银、绥、静、灵、会、宥、胜、甘、凉、瓜、沙、肃等十多个州外，又增加了部分重要镇堡。洪、定、威、怀、龙等地都归于西夏。兴庆府则成了西夏的首都。
刻在岩石上的图案，然后是画在陶器上的符号，在火焰中历练了那么多年，才有了文字，而文字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标志……
灵魂的标志
诞生一种文字要付出多少艰辛，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自远古开始，首先是刻在岩石上的象形图案，然后是画在陶器上的简体符号，在火焰中历练了那么多年，才有了文字，而文字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民族灵魂的标志。
有人说推翻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靠武力，而组建一个国家则要靠完整的文化系统，游牧民族之所以能让希腊走向灭亡，能让中国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南北朝，却没有把政权保持下去，原因可能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吧。
公元1038年，西夏党项首领李元昊登上自封的皇位，西夏文字就诞生了，这种文字一直伴随着西夏国走向尽头。
西夏文字在风雨200年中，由一些专门人士操作着，这些人都是文化的领头者，他们的智商在当时的平均水准上，他们的慧心慧眼能辟出一个突破口，在认识、驾驭主观世界上使人进入一个新的境地，由此，西夏文字才显得更神秘。
西夏文字的真正神秘是西夏灭亡很多年之后，那是几百年以后，公元1804年的事。那时著名的乾熹派学者张澍在故乡凉州发现了《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这块碑子上刻着令他很着迷但很古怪的文字，而碑的另一面，就是这种古怪文字的译文。由此，西夏文字才被人们一点一点地解读着。
这块“西夏碑”的两面，各刻着约1800多字的内容，涉及到西夏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文化艺术等，给神秘的西夏王国打开了一扇天窗，从而它也成为最早发现的西夏文物之一。
以后的岁月里，西夏文字开始争纷涌现。
数百年里，这个神秘的国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灰飞烟灭，偌大的帝国没被列入正史，一直让人们解不开。西夏文字诞生后，可能用自己的评议来书写自己的历史，西夏人应该有一部自己的史册，然而留下来的只是片言碎语。在元明时代，即使在河西地区和东移内地的一部分党项人，仍然使用西夏文字，由于西夏文字笔画繁复，其中奥妙无人记述，大约到明末，随着党项族的消亡，便成了无人可猜的谜。
李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基本上从政治目的出发，在外缘关系上显其独立性，对内部百姓则着眼于统一，为的是巩固统治，扩大政权。
李元昊过度推崇西夏文字，致使对汉文熟悉的党项人不能很快接受。反而，出现了使西夏文化教育陷于滞后状态。据说到夏崇宗乾顺时，西夏统治阶级就有人认识到“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已经给西夏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但在当时，李元昊没想那么多。
自从明代后，西夏文字很少被人提到了。自《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从西凉露出真容之后，研究西夏文字的人多了。公元1870年，英国学者韦利亚把居庸关六体文字碑中的西夏字误认为是女真国的小楷。后来，法国的戴吾利亚对《感应塔碑》作了考释，在《西夏唐古特国家研究》一书中，开始认定居庸关刻石并非女真族的小字，而是西夏字。
西夏文字经过很多学者的精心研究，终于有一方清晰的天地了。西夏文是以汉字的笔画、形体、结构、造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的语言特点而制定的。西夏字的创制以汉字为摹本，它和汉字一样，有部首、有偏旁，将若干书写符号构成一块，最大的特点是方整。西夏字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行文书写和汉字的笔画顺序相差无几。据学者考证发现，西夏文的字数大约有6000多个。
在西夏书体中，还有篆字、行书、草书以及体字，它们给了金石家一块发挥特长的天地。但西夏文的篆字、行草、别字远远没有汉字那样好识别，一段时期里，刻在印章上的这些字体一直困扰着人们，至今还有部分印章像一幅图画，没人认识。西夏灭亡后，西夏文消失的具体情况经过史学家们研究大致是这样的：用西夏文译元朝年号，仍用西夏语自汉语音译，到了保定石幢建立时，明朝弘治年号已不用意译，而是直接借用汉语音，用西夏文中与它相近的字音表示。之所以发生这种新变化，是因为部分西夏人进入内地，开始汉化，使西夏语和汉语融合，以致在西夏语中的汉语代词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在明代中叶的西夏人当中，部分人仍使用变了味的西夏语，部分人干脆说起了汉语，最后，西夏语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消失了。
看来李元昊也想在这个名扬天下的地方，审判他们的“牛鬼蛇神”……
用心良苦
李继迁20多年的反宋斗争，其意义是久远的，重大的。正是由于这种斗争过程，使得党项人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提升，各个部落逐渐走向团结，夏州政权管辖范围扩大了。李德明继位，制定了有利于安定繁荣的方针政策，为西夏社会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加快了步伐。这其中，需要政治基础。李继迁和李德明都努力了。李元昊的正式建国，就在这些有利的基础上实现的。
早在公元1033年，李元昊模仿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制。总体有文武官两种，其中中书、枢密、三司是西夏政、军、财三大部门的最高主管机关；御史台职掌监察弹劾；受纳司职掌仓储保管及其收支；农田司职掌有关农田水利及粮食平粜事务；文思院专供御仪物服饰制造。当然，“开封府”本是宋朝首都区的地方政府，但在西夏，成了管理首都区事务的兴庆府衙门。看来李元昊也想在这种名扬天下的地方，审判他们的“牛鬼蛇神”。似乎设置了一整套包括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在内的各种机构。也就是说，从中书令、宰相、枢密使、御史大夫、侍中到大尉以下的官职都全了。
汉人和党项人中，显然党项人做官的多。李元昊一面保持党项人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一面适应汉人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建立起和汉族一样规模的封建体制，这样，便于统治。对此，李元昊从吐蕃人那里借用了一些方法，在服饰、政治、军事上都效法了吐蕃旧俗，他想对抗整个西夏国，说明他所建立的政权和吐蕃王朝同是蕃族政权，这样会使蕃族归顺他，拥戴他。
公元1039年，李元昊仿照宋朝再度改革官制，增设了“总理庶务”的尚书令。尚书令属宋朝“三省”之一，又称“都省”。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尚书从不委任，而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其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二十四司。不过李元昊把二十四司改成了十六司，不知是西夏只需要十六司就够了，还是李元昊有意裁减臃肿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