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信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
六、小农意识比较强
赶集的农民
安徽地处南北交接地带，淮河、长江从西至东横贯安徽，将安徽划为淮北、淮南、江淮三个自然地带。东南西北安徽人的性格差异比较明显。淮北人有着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气质，在做生意时，重信义，办事爽快，但契约观念不强，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与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则酷似闽粤之人，有“蛮子”之称，在历史上，淮南与闽粤有着同根之连。现在，淮南人具有闽粤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业头脑，安徽大商人多产于此地。皖西人善良、淳朴、厚道，重义轻利，不爱经商。皖东人由于受苏沪地区经济辐射的影响，因此对经济方面更显得热心，外出经商与打工的不少，大多勤恳、务实，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较快。安徽人做生意，性格混杂，风格迥然，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农意识比较强。
这一文化心态源于历史的因素。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因此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商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徽商中从商而终的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在安徽，物质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贫困户，财富并没有使其摆脱对商人身份的卑微感觉。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是惊人的。置田建房修祠宇，几乎就是徽商资本的唯一出路。徽商的这一经商传统在当今安徽人中仍大有市场。“傻子大王”年广久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典型。从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看，年广久属于第一代商人；从管理方式看，第一代商人是经验型管理者；从年广久的管理思路看，无不带有小生产者的烙印。他不是一个现代商人，甚至，他的个人性格及价值观念都具有明显的小生产者特征。年广久的悲剧，可以说是徽商小农意识的突出反映。他的小农意识也是历史上徽商衰落的体现。
小农意识是徽商最大的弱点，这常常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如今的徽商只有大力摒弃之，树立自觉的商业意识，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
传统经商之道：“诚”、“信”、“义”、“仁”
有句民谚说：“无徽不成商”。说的是安徽人会做生意。
历史上的徽商，是指明清时代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明清时期的徽州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个县。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便是历史对徽商辉煌岁月的写照。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
安徽人做生意重诚信，讲仁义是有名在外的。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炽在广东从商20余年，因舍利取义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书里特地记载，引以为荣。这虽然不能不说是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是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徽商人中仍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重产品质量。
“小岗村”香烟是安徽的精品烟，这几年远销中外。它的名字源于中国体制改革的先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该村以农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而闻名全国，但是，“小岗村”卷烟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是出于此，主要还是它的质量好。
经商做生意重义气也是当代新徽商的一个特点，徽商往往能够做到老少无欺，生客熟客一样。因此，在与安徽商人做生意时，了解传统徽商经营之道对当代徽商的影响是大有益处的。
七、知法守法
徽商是极其重视用法律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徽商程正奎可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程正奎，字时耀，歙县临河人，生于明成化年间。当他幼小时，其父便让他读书，想让他日后参加科举走仕途之路。然而，当他正准备参加考试时，他父亲却病倒了。家中没有人主持门户是不行的。正奎是长子，于是他不得不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为了挽救日趋没落的家庭生活状况，他毅然出外经商。他辗转到江浙一带经营盐业。因为他读过书，熟知善贾之道，能很好把握义利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当时盐法非常熟悉，能够根据盐法的规定而灵活经营，所以生意越做越活络。没过几年，就成为江浙一带的大商人。
按当时的盐法规定，各处生产盐的盐场都要按照登记注册的盐商分派盐务，根据生产盐的多少增减盐课。一旦盐户逃亡，额课便会大减。于是程正奎便向盐务司上书请求变革盐课征收之法，以避免盐户逃亡使国家失去纳税的名额，同时又能让盐户通融获取盈利。
当时有人提出异议，说：“自明太祖规定的盐法，至今已有数十年，谁胆敢提出变更。”程正奎毫无惧色，笑着说：正是太祖高皇帝制定的盐法至今已有几十甚至上百年了，随着时间的迁移，当年的盐法对如今的盐业已不能完全符合了。既然不符合当今实际情况，那么就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保证如今盐业发展的通畅。因此只有改革盐法，盐法所起的积极作用才会继续保持下去，否则，法规就会因为陈旧而变成陋规，就会阻碍正常的生产发展。这正是主持国家发展大计的大人们要慎重考虑的事啊。
他的变更旧法的建议，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普通的盐户。他主张改革旧法规体现了法治精神，可谓难能可贵！盐务司认为此人博学多才，便申请录用他为官，皇帝下诏予以采纳。于是他被录用为盐务司顾问。他上任不久，又提出对盐课盐务的一系列改革主张。程正奎的声名日益远扬，苏浙盐务政事许多都靠他处理。
水墨徽州
程正奎可以说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他宁肯得罪权贵，也要主持正义。权贵汪荣和罢官归乡，他的小儿子就在郡县中建造天官府。程正奎有一家仆，他儿子仪宾的住房就在天官府附近。汪荣和的儿子就要仪宾转移住所，仪宾坚决不答应。汪家于是强逼仪宾迁移。
此事传到程正奎耳朵里，他非常气愤，于是召集同宗人商量说：“这些豪强怎能如此欺负老实人呢！”于是他率领族人一起到汪荣和住处，向汪荣和历数其儿子的罪行。汪荣和之子气恼不过，就写封状纸状告程正奎。南京司法司受理了这桩讼事。
因为汪荣和当初位高权重，虽然现已罢官，但朝廷中依然还有不少亲信。所以当时人人都替程正奎担心，可程正奎却泰然自若，他说：“法律，天子与百姓都应共同遵守。如今汪家虽然受宠信，但是他违犯了天子制定的法律，他就应受到法律制裁。”程正奎凭着一身正气，依据法律维护了别人的合法权益。
八、“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