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当时激烈的商帮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象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1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从“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现代的典当行已经脱胎换骨
徽州典当商对典当取利以及满当（典当满期）后因顾客无力赎取而转销的货物盈利，并不全由老板独得。一般规定字画古董，包当包销，即由“柜台先生”取当，满当后无人赎取，由柜台先生经销，除当银外，盈利归“柜台先生”所得，老板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如果收当了假货，亏损亦由“柜台先生”自负。铜锡器满当后的存留货，则由中班经销，盈利归中班。其他金银首饰以及衣类等满当后的存留全由老板经销，盈利归老板所得。另外，老板还根据生意情况，奖赏伙计一定的小费。同时，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班，中班也可以升入“柜台先生”。随着职位的升迁，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且有更多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这些措施关系到伙计的切身利益，所以促使伙计努力钻研业务，提高鉴别货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也使伙计乐于为老板效力。
经过徽州人的苦心经营，使典当业发展成为了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在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1个是徽州人。
（一）徽商典当铺会票
古代典当的情景
清代徽商会票实物已经《文献》杂志几次公布，但由徽商典当铺签发的会票此前未见报道。安徽省博物馆藏有徽商许道善典会票4张、许道丰典会票4张，立票日期在清道光九年1829年至十年之间。就此略作介绍，以见古近代中国民间金融业之一斑。
明清时期徽商开设的典当铺遍布全国。明末仅河南一省就有徽典213家。清代徽商更是在“大江南北开质库”，典当业成为徽商的主要行当。清代典当业有准金融的性质。这些会票反映了徽州典商之间资金流动的情况。
徽典会票书写在便笺上，诚如扬州盐商所言：“只一封书是货财”。典会票代替实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票为竖式，内框长19厘米、宽10厘米。8张会票有7张是会到“恒记”名下，1张会到“广记”名下。“某记”者，即典当铺之名号也。典当会票使用的平砝是“典平”，与乾隆十九年徽商吴若千所立会票使用“徽平”不同，说明供贷双方均为典商。会票票面金额较大，3张为1000两，5张为500两。这决不是典商向一般客户放贷所为。借贷期限全都约定一年，“期至对周”是也。但不难看出，当时规定还贷的时间并不十分严格：道光十年正月初七许道善所立会票约定，“期至冬间，本利一并归还”。冬季有三个月，究竟应该在哪一天还呢？这反映了当时民间金融业不成熟，不像现代金融业计算利息那样，一天不差。
从徽商典当会票所反映的利率来看，8张会票中7张约定“每月壹分贰厘行息”，月利12％，年利14％左右，比较适中，不是高利贷。徽商资本来源有的即是借贷而来。明末徽州人金声说：“徽商‘挟资行贾，实非己资，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这里说明称贷于“大家”的资本年利率在20％~30％之间。若徽商用借贷来的资本去开典当铺，必然要谋取高于此的利润方可生存。因此，明代徽典取息有的年利超过30％也就不足为奇了。从道光会票所反映的徽典资金拆借情况也可看出，清代资本利率较明代总体呈下降趋势。
当然，明代徽商也常常以较低的利率来争夺市场。如《休宁率东程氏家谱》载：明代徽商程锁“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母钱，秋倍收子钱。长公程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此前，溧水县有“倍收子钱”的高利贷资本；程锁以“什一”之利经营，取胜是意料之中。又如《金陵琐事剩录》载，明代南京“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人情最不喜欢福建”。典商利率的高低与其经营的规模效益相关。福建典商资本小，必依赖于高利率方能生存，而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规模偏小的高利贷资本必然要被淘汰。明清两代官方对典当利率有原则规定：“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月利三分是明清典商对外经营的一般分寸。上面介绍的清道光时徽商典当铺会票月利皆在一分二厘，是典商内部资金拆借的利率，即典商资本的成本利率。
有研究者认为，明清典当商以高利贷盘剥人民，不劳而获，坐享厚利，无风险可虞。其实不尽然，尚需具体分析。通过清代徽典会票可以看出：典商资本的成本利率为月利一分二厘，对外放债时月利三分，典商所获一般为月利一分八厘。这应是正常的商业利润。且典商也存在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如销毁呆帐——“焚券”者大有人在。从许道丰典所立会票的批注来看，典商的经营及其资本运作已难以为继。清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立会票原约定：“来年秋间本利一并归还”，而批注云：“十一年十二月收还本乙千两。息未收。”清道光十年正月初九日立会票，原约定时间为“对周”，而实际还贷已经两年，利息分文无收。这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徽商金融资本的窘态。
徽州典商签发会票，在异地划拨资金，实现资本流动，是一项经常性的金融业务。笔者见到一份《道光二十六年汪氏典业阄书》，其产业按四房分析，并定有析产十四条。第八条载：“各亲友附记存本墨议，均已载清。此外四典并无会票在外。”这是清代徽典普遍签发“会票在外”的确凿证据。会票广泛运用于资金流动，表明业内已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用。此汪氏四房典业在分析产业之前已经将会票账目结清。汪氏典业大房阄分得资本共足钱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七千八百三十文，其中亲友等存款四项达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九千九百七十三文，约占总资本的28％。其具体数字为：“收公项拨来生息本足钱肆千柒百千文；收各亲友存公项拨来生息本足钱叁千五百千文；收自亲眷存公项拨来生息本足钱陆千五百千文；收本典各友附生息本足钱五百柒拾玖千玖百柒拾叁文。”由此清晰地看到清道光年间徽典的资本构成。将生息资本存入典铺的“亲友”“亲眷”“典友”等客户，大约不出徽商血缘和徽州地缘的范围。显然，与明代徽商资本“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相比，清代徽州民间金融投资阶层更加扩大。受徽商的影响，徽州民间金融意识较为普遍，即使农民签定承当赋役合同，亦言定违约者充赔“照依当店起息算还”。
许道善典和许道丰典所立会票，中人同为“见会许晴川翁”。道善、道丰可能是同宗兄弟。徽商所立会票和借贷券一样，须有中人担保。担保人一般家道殷实，人品较好，有信用；在票券上署作“见会”、“凭中”、“中”等。许晴川同为两典作“见会”，表明他是许氏家族中一位信誉度颇高的长者。作金融担保要承担连带责任，在金融担保中甚至有债务人不能清偿而由担保人代为偿还的例子，这表明徽州民间金融业务发达，而商人的契约意识则更强。
通过以上简析可见，徽商典当铺会票具有丰富内涵，是商业信用的产物。在跨入近代社会门槛之前，作为中国最大商业集团之一的徽商，其信用经济已经构成。俗谚云：“无徽不成镇”，徽商集团支持了信用经济的形成。
（二）“钱生钱”的好生意
号称江淮第一当铺——李鸿章当铺
徽商中有不少人出身贫寒，最初的经营资本来源于自家房屋，或者妻子的首饰，甚至是衣裙的卖价。做了几笔买卖之后，又想把生意做大，有的只好向典商去借贷。有了当初千辛万苦的经历，后来发了大财，也就有了放债的强烈欲望，这毕竟是“钱生钱”的最佳途径之一。他们放债的主要方式就是经营典当业，其实就是高利贷，城镇出现的当铺、银号都属于放债取息的经营方式。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典当业是不遗余力的。尤其是休宁人，几乎把典当业视为他们的专门职业。休宁的商山吴氏，自明中叶以来就经营此业，以致“家多素封”，声势煊赫，是休宁著名的望族。明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商山吴氏有个大财主，拥有家私百万，号称“吴百万”。这个财主就是经营典当业的“大朝奉”。歙县商人也多热衷于经营典当业。歙县的岩镇，在明末就号称子钱家之薮，致使该镇成为富甲一方的都会。徽州其他各县以典当为业者也不乏其人。
明清徽商之所以如此痴迷于广开典当铺，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典当业风险较小、获利丰厚。要明白这一点，必须首先弄清当铺的制度。
当铺收当物件，首先要由当商进行估价，估价时当商都尽量压低该物件的实际价值，当物人明知估价过低，为了急于借贷银钱，也不敢争辩。当铺惯例，“值十当五”，即所当物件如果估价10两银子，只能借贷5两银子，这借出的银子又是按月计息的，如清初有的当铺就规定：
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起息；一两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两以下，每月三分起息。贫民衣饰有限，每票不及一两者多。隔一二年，本利合算不能取赎，每多没入。
贫穷者借了高利贷，哪里还会有“翻身”的机会，拿去典当的东西，大多有去无回。而典当老板则是以半价形式变相收取各种抵押品，如果有人想赎回，则往往是要支付高于原价几倍的价钱。
由此看来，典商与行商相比，因其经营的不是一般商品，故不用担心随着市场行情的波动，商品有积压贬值的风险。只有人求于己，罕有己求于人。
另外，典当业税额极低，也是刺激徽商投资典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投资开当铺与投资买地相比，至少有两个优点：买地佃人也能坐享其利，但得利多少却与年成丰歉大有关系，而典当却旱涝保收；田地要缴纳赋税，而且赋税往往越来越重，而典当虽也纳税，税额却低得惊人。以清代为例，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共有当铺18 075座，收典税90 375两；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共有当铺23 139座，收典税115 695两。平均每座当铺一年只收税银五两。一个有数千金至数万金资本的当铺，每年只纳数两典税，不能不谓之极低。
（三）典肆遍布全国
遍布全国的当铺
明清时期，徽人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巨，都是其他商帮所难以比拟的。他们从中获取的丰厚利润，可以通过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来验证：
许翁（名不详），歙县人，由于世代经营典业，因此家中巨富。到许翁这一代，在江浙间已开有典铺40余所。许翁不善言辞，但为人极忠厚，商誉日隆，生意日盛。如果他的后代能够继承这份家业，生意规模自然会越做越大。
遗憾的是他的儿子们不争气。三四个儿子在金钱中长大，浆酒霍肉，锦衣玉食，奉养超过了王侯，蓄有家僮一百数十人，马数十匹，青骊彤白，无色不具。这些儿辈们每次出门，均前呼后拥，炫耀于闾巷之间，自然常常干出些违法的事来。
一天，官府以“豪横乡里”的罪名派人持文书来逮捕这几个儿子，他们才害怕起来。于是上下打点，行贿求免，费了不少金钱，官府总算网开一面，饶了他们。
按说，经过这次教训，许翁的儿子们应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可是他们却在一起商量：“看来，家乡不可呆了，何不出去远游呢！”于是，各人备了舟车，出游江浙间。凡是家中所设典铺的地方，他们都无远不至。每天都拿出纸条到典铺取钱，取出就花天酒地一番，花完再到铺中索取。铺中掌柜如加劝阻，他们即发怒道：“这都是我家的钱，不关你的事。”更有甚者，他们还让自己曾逍遥过的娼家妓院径自到典铺取款，不给则闹。总之，他们每到一处，该处的典铺就要遭殃，各处掌柜纷纷派人送信给许翁，告知此事。
由于这些儿子野性难改，根本不服管教。许翁无奈，只好写信通知各处典铺，定于某月某日，同时关闭，企图以此来阻止儿辈的任意挥霍。
可是这样一来，典铺中的掌柜、伙计们不满了。他们认为许翁这样做，岂不是叫他们一个个都失业了吗？于是许翁索性解散典铺，自管事到伙计每人赠送若干银两，打发他们另谋生路。当时规定，按典铺之大小，管事者每人给1000两至2000两银子，以此递减，至厮役扈养也皆有份，最少者也给钱10两。最初，许翁未曾仔细计算究竟需要多少银钱，便做出了这项决定，待到会计按籍簿人数发款时才大吃一惊，许翁共有40多所典铺，人数及2 000，由于各人都如数拜领而去，因而致使许翁“数百万之资，一朝而尽”。
三、徽茶香飘海内外——茶商
徽州地处亚热带，重峦叠翠，雾色空檬，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茶宜林，茶叶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
大清茶商
据史料记载，徽州商人四出经营茶叶，始于明代。而徽州的茶叶买卖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816年），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原属祁门之浮梁，远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为茶叶的集散地。唐咸通三年（862年），歙州司马张途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所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可见当时祁门茶市相当兴隆。宋代《贡茶录》所说的：“早春英华，来泉胜金”，诸名茶皆出自徽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