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国民间有四大藏书楼名闻海内外，即：浙江钱塘丁申丁丙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面宋楼！江苏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扬以增海源阁。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1907年，这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浙江吴兴陆心源面宋楼，因经营不善，已处于破产边缘，有意出售其藏书。一个名叫岛田翰的日本文化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浙江，见楼主迫不及待地想出手，便乘人之危，以10万元的超低价购得其藏书楼藏书10万卷，运回日本。这个日本人为此极为得意，到处炫耀作报告，自感为日本争了光并时时博得如雷的掌声。他甚至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其他几座书楼，想故伎重演。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宝物遭受外国列强掠夺、偷运、骗买的事件屡屡发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掠夺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宝藏；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的俄国商品”换取莫高窟一大批文书经卷；也是这一年”匈牙利人斯坦因，不远万里跑到莫高窟，也用一摞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当然，这些外国文物骗子的丑恶行径，令中国的有识之士深感痛心和无比愤慨。
也在这一年，浙江钱塘丁申丁丙八千卷楼因楼主经商失败，步丽宋楼后尘，陷入困境。时任浙江提学使支青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向时在江南高等学堂，前钟山书院）任学堂监督，校长的目录学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和江浦县学谕陈庆年求救。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字炎之，一字筱珊，又作小山，号艺风，晚称艺风老人，史学家、金石家、方志学家、教育家，晚清一代目录学泰斗，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创始人。举人、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清史管总纂，执掌常州龙城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后入江南高等学堂任监督（校长），官至四品卿衔，编有，清史儒林》、《文苑》、《循史》、《孝友》、《隐逸》；撰有，艺风堂藏书记》、《芝风堂友朋书札》、《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录》、《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芝风堂金石文字目》、《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学大纲》等约200卷。
缪荃孙听了钱塘八千卷楼面临的困境并看到带来的部分古籍书目后，心情十分沉重。他自己做过目录学，深知这些藏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他太爱书了，真想自己把它全买下来，可是他没有这么多的银子，虽然他已是四品官吏，但仅靠有限的那一点点积蓄，是无法收购的。缪荃孙时感事关重大，为防止八千卷楼遭到丽宋楼同样的命运，情急之下，他立即找到了端方，请求给予帮助。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甸斋。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授员外郎，迁郎中，后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又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光绪三十一年，端方受命与载泽等大臣出国考察欧美等国政治。次年回国，撰写《欧美政治举义》上呈朝廷，建议预备立宪。端方喜爱收藏，著有介绍其藏品的书籍《甸斋吉金录》、《甸斋藏石记》，16册，、《甸斋藏印》等。
当端方得到缪荃孙的紧急报告后，当即表示悉数收购，他不能让中华宝库流出国外，否则将是民族的千古罪人。缪荃孙此时建议端方办一座公共图书馆，将收购来的书籍作为基础，日后再发展壮大。缪荃孙的建议与端方此前的构想不谋而合，端方为此击掌大声叫好，并表示立即奏请朝廷，争取国家的支持。朝廷的审核也超乎寻常的快，不多日准折下达，并同意拨银收购钱塘八千卷楼。端方的行动也非常迅速，立即聘任缪荃孙为江南图书馆总办（馆长），陈庆年为坐办（副馆长），1907年11月2日，缪、陈二人到职开始创建江南图书馆。
缪荃孙到职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陈庆年火急火燎地赶往浙江杭州，与八千卷楼楼主进行洽谈，达成协议，以7.3万两银子，抢在日本崎岳“静嘉堂文库”之前收购了全部的60万卷藏书，为阻止中国古籍图书流出国外作出了艰苦的劳动，也为保护中国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1月中旬，所购藏书分三批运抵南京。因馆舍还未建，缪荃孙与端方寻找图书馆馆址，最后选定在龙蟠里“惜阴书院”原址上建馆。
原“惜阴书院”是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于道光十八年（1838，建造的，光绪二十一年的早春二月，缪荃孙曾携家眷在此地长住了好多年，其风光景色一直令他难忘。在这样一个被名胜古迹包围着的美地建筑图书馆，缪荃孙连连称好，并寄希望这一风水宝地能让他的图书馆一帆风顺，蒸蒸日上。
光绪三十五年（1909）一座耗银3476，余两，面积达218平方米，雕梁画栋，长廊花窗的二层藏书楼竣工。光绪三十六年（1910，9月21日，江南图书馆在初秋的微微细雨中开馆，正式对外开放。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座图书馆接待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鲁迅先生在南京任职民国教育部期间经常到这里来读书、査阅藏本，并辑录了许多珍贵资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缪荃孙情系图书馆的功绩，博得当时朝野上下的好评，继任者柳诒徵为纪念晋代大司马、惜寸阴的陶侃，创办惜阴书院的陶澍，缪荃孙和端方两位前辈对创建江南图书馆的历史贡献，取陶侃和陶澍以及端方的别号“甸斋”和缪荃孙的别号“艺风”中的两个字”将图书馆这幢古朴端庄的大楼，取名曰“陶风楼”。1928年6月17日正式悬挂谭延阊题写的“陶风楼”匾额。
5.石城七子有顾云
晚清时期，南京城里有七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结社唱诗，常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写诗的经验，讨论诗品的雅俗，享受唱诗的乐趣……这就是被当时称为石城七子的顾云！秦际唐！陈作霖！朱绍颐！何延庆！蒋师辙！邓嘉缉。他们都是时主掌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的薛时雨的高弟，深得老师的喜爱和骄傲。
顾云（1845—1906）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字子鹏，号石公，别署江东顾五。曾应聘为吉林通志局纂修，助吉林将军长顺（1839—1904），姓郭博罗氏，字鹤汀，溢忠靖修《吉林通志》。事竣获保教职，选宜兴训导，署常州教授。顾云的家就住在龙蟠里的盏山之麓，为了能很好地读书，他把原是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陶渊明公祠改作自己的读书屋，取名为“深柳读书堂”，不仅在此读书，还写诗，吟诗，招待来访宾客。那时石城七子和那些活跃在金陵诗坛上的文人才子们经常聚会于深柳读书堂，他们在一起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诗，诗似乎就是他们的生命。顾云喜欢喝酒，他常常在家里准备了足量的酒，与文人们一边豪饮，一边唱诗。顾云的酒量很大，兴致高涨时竟能喝五斤不醉，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与他对酒后，发现不是对手，赶忙逃席远离酒杯。著名学者和诗人陈三立曾多次与顾云对饮论诗，也不敌其酒量，直夸顾五（顾云行五，酒量为当时第一。后来因为此处要建桥，“深柳读书堂”面临搬迁。这时附近曾辉耀一时的诸葛忠武侯祠，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已破败不堪。薛时雨心疼自己的弟子无处安身，便建议他把祠堂修葺一下，搬进去住。看着自己的新书堂，顾云百感交集，即集句写了一副对联：
荐公一掬建业水；听我三终梁父吟。
他依然把这新居称作“深柳读书堂”，继续读书写诗。就是在这里，
顾云写了《深柳读书堂记》”读书堂内的情景在这篇文章中有着精致的描写：
深柳读书堂，昔人云尔，而吾因之”堂之胜，大抵如斯：左之襄，左宗裳）公所植柳五，使立堂下，与半壁池、宛在亭之柳相深无际。亭，刘蚬庄（坤一）尚书为桑根先生建”池，先生别墅也”浓阴所布，围吾堂如碧城，如翠巾宪，如绿玉屏”其山因盔山、蛇山，水因乌龙潭”楼台高下，因诸葛忠武侯祠、颜鲁公祠，泉亭若墅”禽鱼h木，因山水所有，风晨月夕，四时之景则因乎天”于是不出庭户，非所有皆所有矣”
顾云为自己的深柳读书堂与往昔的文武名人的旧居相邻而感到荣幸，并为读书堂在绿柳树荫环抱之中而高兴。坐在读书堂里边读书写诗，边欣赏窗外的风景，这些不属于自己的景物，也都属于自己了。
虽然读书堂搬了新址，离老师的薛庐也远了点，但这对师生情谊独好，顾云常常到薛庐看望老师，并与之探讨诗联巧对的奥妙，薛时雨也常常跑到清凉山与弟子谈论诗联。这对师生还常常相约畅游清凉山。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来此探幽访古，每处古迹遗址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也留下他们的感怀诗文。
薛时雨是写楹联的高手，在清凉寺，他感受清凉寺历经沧桑，见证了1000多年多个皇朝政权的变迁史。于是他写了一副《清凉寺》楹联：“四百八十寺过眼成墟，幸岚影江光，犹有天然好图画；三万六千场回头是梦，问善男信女，可知此地最清凉。”在游览扫叶楼时，顾云请老师再题写一副楹联，薛时雨摆摆手说道：“我写得太多了，该你一显身手了。”作为薛时雨的弟子，顾云所写楹联的技巧都是跟老师学的，现在老师让他写，那就从命吧，于是他沉思了瞬间高声吟道：
江山留胜迹；西北有高楼”
“好！”薛时雨叫了一声，他说：“楹联虽是酬应之作，但也能溶经铸史，雅擅风骚。”
那些年，顾云写了不少诗文集，有《盏山文录》、《盏山诗存》、《〈盏山词》、《盏山谈艺录》、《盏山志》等。他的许多诗和楹联佳句颇受人们的喜爱，亦为金陵人士所传诵。
1906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顾云和诗友及老辈朋友们欢聚在南冈（光华门附近老虎头），他们在一起谈诗论句，酬唱为乐。顾云被这诗趣盎然的氛围闹得有点儿累了，便独自漫步至南冈附近的东园（白鹭洲），他想在这里静一静他亢奋的头脑，可是他有点儿不能自制，满头脑还是那些诗句，他突发灵感，获诗一首，为了让同仁们一起分享这诗的快乐，他急匆匆返回南冈，并吟诵他的诗。诗中那句“六朝绮梦剩春阴”激起了朋友们的共鸣，他们都为之赞赏，誉为精绝。朋友们的赞誉，同仁们的祝贺，使得顾云异常兴奋，他笑着，嘴里还喃喃自语，他似喝醉了酒，接着便昏倒在地上。朋友们被这突发的变故措手不及，赶忙护送顾云在清凉山的深柳读书堂，并请来郎中救治，但最终没有留住这位诗人的生命。顾云，石城七子中的佼佼者于当夜匆匆而逝。
顾云的死，使金陵诸多文朋好友为之痛惜，石城七子之一的秦伯虞为之写了一副挽联：“披肝沥胆，君乃不愧古人。一去莫回头，不死更看何世界；感逝伤离，我已久无生趣；九泉期聚首，起衰重话古文辞。”
6.惜阴书院的才子们
惜阴书院的旧址在今鼓楼区乌龙潭畔的龙蟠里。道光十八年，（1838）是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一手创办的。书院的院名取自《东晋·陶侃传》中其先袓陶侃常对人说过的一句话：“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陶澍赞赏袓先：“夏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因此为书院取名“惜阴”。
惜阴书院在办学的那些日子里，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秦际唐、顾云、卢銮！陈作霖！金鳌！甘煦！孙文川等，都是当时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文化才子。
南”文献史的》逐者
南京文献史上历来不乏留意先贤著述、关心乡邦文献的学者。时在惜阴书院读书的才子陈作霖和金鳌则是对南京文献编辑贡献极为突出的人物。
陈作霖（1837—1920）南京本地人。字雨生，号伯雨，晚号可园，人称“可园老人”。
他七岁以后开始学习对话和作诗，年长以后，经过书院的读书学习写了许多诗文，著有《可园诗存》、《可园文存》、《可园诗话》、，寿藻堂文集》等，后成为举人。
在惜阴书院读书时，陈作霖是书院山长薛时雨的得意门生。那时，他对南京文化情有独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编写南京文献史方面的著作。当时《金陵诗徵》一书的作者朱绪曾已逝，其子朱桂莘将刊印之事托付给陈作霖。陈作霖对这部著作很重视，他与同仁一道发起了对此书的编勘校理工作，并在1887年印行了该书的清代部分《国朝金陵诗徵》，这是他对南京文献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并同薛时雨的弟子秦际唐等校刊《国朝金陵文徵》，此书辑录了清代南京200余位文人的500多篇文章。
那一年，为了感谢薛时雨山长对他的培养，陈作霖在薛庐里的有叟堂参加了有35位名流参与公祭包括薛时雨在内历代诗人的雅集。此次活动实际上含有庆祝《金陵诗徵》’刊事告成”，以告慰薛庐故人的意思。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陈作霖深深感到南京地域的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他几乎走遍了南京城里所有的私家藏书楼屋，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汇集了金陵以及所属七县先秦以来的史志掌故。纂辑了《金陵通纪》14卷，以人物为中心的《金陵通传》
45卷（补遗4卷），因采录丰冨在20世纪初发行后风行一时。社会的认同与赞誉，鼓励陈作霖马不停蹄地著书立说。他又编刊了）金陵琐志》5种，即：）运渎桥道小志》、《东城志略》、《风麓小志》、《金陵物产风土志》和《炳烛里谈》。他在官书局任分校时，编撰的《元宁乡土志》（又称《元宁乡土教科书》）则是我国最早的乡土教材。
其时，南京城里编集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杰出人物，就是金鳌。金鳌，字伟军，江宁人。喜金石、通文史。道光二十年（1840，陆续撰成《金陵待徵录》1，卷，多记金陵胜迹、人文等。有诗文《鹭藤花馆诗钞》、《相琴生文集》20卷。又辑纂《祈泽寺志》4卷、《湖熟小志》等。还在惜阴书院读书的时候，金鳌就曾得到过前辈学者的淳淳告诫：“江宁人入泮！后即不读书，世兄当以为戒。”
金鳌确实牢记了前辈的这些教导，在编写《金陵待徵录》一书时，他苦于自己藏书不多，便找到南京城里名气颇大的藏书家朱绪曾，有幸进入朱氏的“开有益斋”书屋借阅査检。还有许多朋友无私地借书给他作参考，金鳌历时六年得以完稿，后又七易其稿，由朱绪曾作序刊行。
对朋友们的慷慨，金鳌在《金陵待徵录》卷十《志物》中，列出了为编该书而借阅参考的59种图书的目录和提要，现摘几例：
《六朝事迹编类》
宋张敦颐撰。朱绪曾从曹楝亭家藏宋本影抄，附录一卷，张宝德校刊。
《留都见闻录》
吴应箕撰，四卷，非全帙也。科场取士，与国运相盛衰，明之不纲如是，安得不亡？
《栖霞小志》
盛时泰撰。山多奇石，石刻亦富，仲交扪萝剔藓，搜考而祥载之。此山未经增饰，其真名目亦赖以见，《白云志略》因之。别有《金九悟志》，藏浙江天一阁。
本卷书跋尾中，金鳌尤为感慨地说道：“右五十九种书之有关“江宁人入泮”古代的学校称“泮宫”清代考中秀才才称为“入泮”。
掌故，鳌所乞借而披览者。其诗集系于金陵”足资采择”则入）诗话》……物之可宝者莫如书，金玉锦绣不及也；然束诸高阁，亦块然之物耳！”可见金鳌编写书得到的朋友们的藏书资料帮助，比金钱还要珍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