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楔的书出版后，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为传播，还迅速传播到陕北解放区。1951年9月22日，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约请在南京任教的朱楔与初到南京工作的刘伯承见面时，刘伯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握着朱楔的手说，“昔日在延安读你的书时！很想与作者一见”可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倶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可见其书影响之深远”
南京解放后，朱楔在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54年，南京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南京古城墙由于年久失修）风雨侵蚀，中华门西长干巷段城墙突然坍塌，居民死伤20余人，20余间草房被压垮，损失惨重。南京市专门拨款12000元（旧币）搭建房屋，安置灾民。为了排除隐患，有关部门还对明城墙进行“体检”，到8月份共査出险情350多处，9月份组织各方专家会商对策。当时正值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南京的财政极度吃紧，要保护所有城墙谈何容易。最终决定拆除最有可能继续坍塌的几处城墙，如中华门西至水西门南段的2.4公里的危险城墙。
1955年1月，计划中的拆除城墙工作正式开始的时候，朱楔刚刚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主管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而当时保护南京城墙则是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最先拆除中华门西段城墙时，朱楔和众多专家亲临现场，看到坍塌的城墙肚里有一条长达》0米的纵向宽大裂缝，要加固保护实非南京当时财力所能承受，朱楔同意了“拆除局部保中华门”的方案。无疑，这一方案以小保大，在当时还是理性的科学的选择。
1955年冬天，由于阴雨绵绵，雨水过多，南京砖厂烧制的砖还一时无法干透，南京城建所需的青砖供应紧张，缺口很大。1956年4月，南京建设部门“灵机一动”，想出了“就地取材”、“无砖就拆（城墙%、有砖就停”的方案，对南京古城墙举起了拆除的利斧。当月，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看青砖供应不上，还提出了“有多少力量拆多少砖”的口号，拆城浪潮直朝清凉山石头城方向扑去。朱楔看到这些，如坐针毡，他从城东的清溪路赶到城西的石头城亲自察看，当他在现场看到古老的城砖被一块块拆开，白色灰浆散落一地，高耸雄伟的城墙被夷为平地时，内心十分痛苦。9月23日，他痛心疾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点名批评的文章一《南京市建设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直指南京市建设部门。他还直言不讳：“由于南京市建设部门领导人对保护国家文物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既未能遵照上级政府批示办事，又未经与地方文化行政部门联系，更未征询人民群众意见，竟擅自拆除上级要求保护的部分城墙”今年五月，先拆除太平门到覆舟山后一段，几乎长达一里……”这篇文章发表后，随后被《光明日报》、《文化新闻》等转载，广播电台公开广播。9月25日，文化部正式下令停拆南京城墙。11月，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承认拆石头城、太平门段城墙不对，并重修了石头城和太平门段城墙。
今天，人们在南京城西见到的那个壁立千仞的高高耸起的石头城，就是在朱楔先生的紧急呼吁下保存下来的。依山而筑的城墙上那一大块圆形石壁上的那个面目凹凸浄狞，形如“鬼脸”的“鬼脸城”，若不是朱楔对拆城浪潮的阻止，恐怕早就不存在了，人们再也无法见到它的狰狞面目，再也不能佐证它那怪异的故事和传说，只能留下历史的遗憾了。
1957年，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耿直、执著的朱楔成了“运动”攻击的目标，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竟成了他“向党进攻”的罪证，他被错误地划为“右派”，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撤销了行政职务，行政降两级，调往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还要每周一次到农场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了冲击、株连，1968年7月15日含冤辞世。朱楔是为保护南京古城墙付出生命代价的人。然而，他对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始终无怨无悔。在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他仍然写出了《李白传》、《德国农民战争史》、《明史通俗演义》等著作，为袓国为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产。即使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他还坚持信念，在一张传单的背面，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我本烟波客，兴亡指掌中，却秦非无术，磊落与人同，如何大厦倾，一木难为功，众醉我独醒，举世尽朦胧，人生有浮沉，得失何须问，著作传后世，莫须留己名，愿随鲁连生，长啸激情风，永怀宗国忧，常抱生民虞，太义垂天地，正气满江泽，回首望江东，尚怜神烈山，我愿化鸿雁，岁岁向石城。”表明了自己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心胸。
“文化大革命”后，朱楔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其追悼会的挽联中写道：“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经济文章照千秋。”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朱楔先生的赞誉和怀念。
11.金陵女大多蒙杰
金陵女子大学在办学的几十年中’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的很多人’无论在求学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为中国的建设，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女中豪杰。
1948年，是郑小瑛进入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第二年。这一年的5月21日，南京市大中学生为纪念“五·二〇”惨案一周年，举行各种活动，国民党军警大打出手，强制抓走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参加纪念活动的四名学生。金陵女子大学学生自治会闻讯，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罢课，并组织示威游行。
郑小瑛和同学们也参加了游行。那一天，郑小瑛特地穿上一套工装衣裤，显示出她男儿般的英武风采。当时她和同学邓敬苏扛着一幅用竹竿撑起的“和平）民主，自由”横幅标语，气宇轩昂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她和同学们一路高呼抗议口号，一路向沿街的市民揭露国民党反动军警无理抓捕爱国学生的罪行，表现出一代青年追求真理的爱国热情。
正是有了这一段的爱国斗争经历，郑小瑛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48年底，她和金陵大学几名都上了黑名单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引帮助下，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南京，奔赴中原解放区河南开封，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文工团。郑小瑛爱好音乐，在校期间组织了民歌社，教同学们唱中国的民歌和前苏联的革命歌曲，并且还弹得一手好琴，她还辅修音乐。进了文工团，她如鱼得水，充分展示了她的音乐才华。
1952年，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60年留学于前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专业。学成归国后，郑小瑛担任国家重要演出的指挥，先后成功指挥演出了欧洲著名歌剧《茶花女》、《卡门》、《蝴蝶夫人》、《费加洛的婚礼》和中国的歌剧《屈原》、《草原之歌》等优秀歌剧。被中外媒体誉为世界最佳女指挥家。
邓敬苏结缘军旅话剧
和郑小瑛一样，1948年也是邓敬苏踏入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个年头。当时的中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内战。5月21日这一天，她和同学们一样，怀着愤怒的心情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警察抓捕爱国学生。她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高呼抗议口号，表现出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貌。其实，她已经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的活动。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邓敬苏立即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进入二野军政大学读书，结业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后来她进入总政文工团，开始了军旅话剧的演艺生涯。参加演出了《万水千山》、《八一风暴》、《井冈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年青的一代》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剧目，并担任重要角色，因为演出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首长和战友们亲昵地称她为“邓妮”，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
1963年4月1日，周总理和邓颖超驱车来到总政话剧团排练场，观摩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排演。排演结束后，周总理和邓大姐走进休息室，总理对饰演林媛媛的邓敬苏说：“不错的！一个四川邓娃演了一个上海小姐，形象上是把握住了，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学生参加革命的嘛！”总理说着拉着邓敬苏在他身边坐下’又说，“一定不要演得太娇气，不要笑得那么多，要稚气一些。”
这时，邓大姐在一旁补充道：“她与家庭一刀两断，不顾忌后果，要气愤些。因为幼稚嘛。”又说：“有的台词要说慢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吗？’说快了听不清楚。”邓大姐还叫邓敬苏梳一条独辫子，系大蝴蝶结，有时代特点。
周总理亲切地问邓敬苏有多大了，邓敬苏回答：“过几天就33岁了（4月9日生日）。”总理惊讶极了：“真的吗？我记得你没有这么大呀！看起来只有20多岁嘛。”邓大姐此时意味深长地说：“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显得年轻呀！”
临上车前，周总理对剧团的全体同志说，“祝你们演出成功！”后来，《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王端一写字尽显大侠风范
1948年5月21日，南京市大中学生为纪念“五·二〇”惨案一周年，举行了各种活动，同学们的正义与爱国热情，惹急了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他们派出反动军警闯进校园，强制抓走了4名大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学生自治会学习部长的王端一和她的同学们闻讯后立即举行了紧急会议。会上，王端一主张立即组织同学们参加全市的大中学生游行行列，她的主张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一致认为进行罢课，组织同学们示威游行。会议开得很短，很成功。会议一结束，同学们分头行动，制作小旗等宣传用品。
此时的王端一迅速跑回宿舍，掀下自己的白布床单，找来笔墨，用饱含着爱国热情的笔，在床单上写下了四个斗大的字一“还我人来”。她撤下蚊帐上的竹竿，两头一扎，迅速跑出宿舍，站在草坪中央，一副大侠风范呼喊着同学们快来此面旗帜下集合。听到呼喊的同学们蜂拥而至。在这面旗帜的引导下，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们气宇轩昂，浩浩荡荡，一路高呼口号，走向街头。时到傍晚，经过全市学生们团结一致的斗争，国民党青年部被迫交出被捕的学生。
这一年的10月，同校学生洪范因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迫害致死，连夜写了《真理何在》的短文，贴在教学楼的报栏上’引起了学校的震动”学校地下党支部派王端一进一步去做洪范的思想工作，引导她参加读书会，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洪范渐渐认识到，救中华民族最危险之时的“伟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并且决心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富强而奋斗”
由于王端一在公开场合多次组织参与革命的斗争，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同年12月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为了保存干部，通知王端一撤离南京。于是，她带领洪范和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奔赴大别山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时改名为肖林。
解放后肖林先在南京市委工作，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因工作努力被任命为西南设计院院长，参与设计了许多国家重点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