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回来，我都到大年三十下午四点左右才到家。
我们家过年还依旧是按照老家的传统，父母早早烧好一桌请祖宗的大鱼大肉，摆在大厅的中间，因为我还没到家，迟迟没有开始。
我坐的出租车一停到房子边上，一家大小都围了过来，估计他们已经焦急地等了很久了，估计他们已经探视过很多出租车了。
看到母亲湿润的双眼，我心里很是酸痛，在父母妻儿眼里，我的平安回来，远远胜过给他们带一座金山回来，我勉强笑了笑，很怕自己也流出眼泪。
一家人团圆了，他们便开始他们该做的事，我还不得不打一个电话给供应液化气的老板，我告诉他，我只收回来五千元钱，问他是否要打过去。
对方很是生气地拒绝了，他大声说了句“你是打发叫花子啊？！”说完这句话就挂断了电话。
我无语地坐着，我发现我连生气的资格都没有。
我想想又给小蔡老婆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借她那十万元钱，年底真是还不上了，我不隐瞒我真实的想法，我是想看看她会不会提猪场分红的事？我希望她能分点钱给我，前些年年我都是拒绝的，现在那里成了我唯一的希望了。
我真的很急着要点钱，年是过了，但年后的拜年喝酒，还有小孩上学，都是要钱去开支的，而我全部的钱不到六千。
“没事，湖南没要到钱吧？我今年也很紧，饲料款都欠了几十万过年。”她谈谈地说。
她貌似还在干着活，就这几句话，也是费力听到的，电话里充满了鞭炮的噪音。
我挂了电话又陷入混混沌沌中。
那种迷茫，那种混混沌沌一直伴我过了年、拜了年。
正月初六，我再也按耐不住了，我决定出去招商引资，我们的电费确实是有优势的，假如有耗电五百千瓦左右的企业，就光赚电费，都将是皆大欢喜的事，我必须把这信息广泛去散布，我自信我们的优势，在电力紧张的浙江，一定是有吸引力的。
父母妻儿再三叫我晚点出去，我担心很多想要寻找搬迁的企业，晚了已经找好了去向，我正月初八就来到浙江永康，我想在全国有名的五金城找一些合作伙伴。
我设计了一套方案：找一家中等档次的宾馆住下，宾馆一般是有电话簿的，把电话簿上认为有可能对我们感兴趣的企业全部列出来，上班时间打电话，其余时间写信函。
莫名其妙的是，我住的酒店就没有电话簿，我到总台去问，也没有，我询问怎么可以获得电话簿，总台服务员说只有到邮局才是最稳妥的，我只好到邮局去找。
在邮局我算是遇到一位“好心”的大姐，花一百元买了一本据她说是最新的不卖的唯一的一本电话簿，当得知我是想推广企业信息时，她告诉我，她可以帮我打印名片和资料，她还告诉我，那么多信件是不用粘贴邮票的，她有专门的邮戳，叫我把信封写好，第二天下午她两点钟上班来办。
我很是感激她，虽然知道她因此也做了些有利于她自己的业务，假如真要粘贴那么多邮票，真是件麻烦事，她带我去打印的名片和资料，虽然贵的出奇，但外观、质地都彰显着我们企业的诚恳。
我拿着那些东西，赶紧回宾馆开始工作了。
我不知道有人一晚写过三百封信封没有，反正我是写了，而且是一个通宵，写得手软，写得手指一道深深的笔印，那印是发紫的。
我每写上三四十分钟，又会抽一支烟，寒冷的冬天，在空调的房间里，香烟的烟雾笼罩着一切，我又不得不隔段时间打开窗户吹吹。
我没有感到丝毫疲劳，像是在播种的农民，看到的是收成。
第二天下午，我如期把信函发走了，想想再在永康也就多余，我赶到浙江平阳。
浙江平阳、苍南两县塑料编制业很发达，我觉得那个产业不错，耗电正好适合我们，并且没有污染。
我按照永康的经验，如法炮制，平阳发了一百多封信函，苍南发两百多封信函，这些都做完了以后，我总觉得会有人找我的，我叫了个三轮车漫无边际地在苍南县城里逛着，我想把苍南县了解完了，把重点放在平阳。
在与三轮车师傅交谈中，他很是批评我那做法不够直接，他认为现在老板大多都是不看信函的，现在的老板，号码不熟的电话都不接，谁还会去看你邮寄的东西？他建议我到工业园区挨家挨户去走访。
我被他说的心里直打鼓，想想这些天自己的辛苦，想想为那些信件花费的上千元钱，肠子都悔青了，我开始找他们县里的经贸委，找他们县里的工业园区管委会，找相关行业的行业协会、、、、、
我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过，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差点被轰出他们的办公室，但我没有泄气，我一再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说话的语气，我像一个初出道的演员，在宾馆或是在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时候，我都在自言自语地练习着。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我开口说明来意后，会被对方短暂的接纳一会儿，有一会儿的时间，我的诚恳就能打动对方，我自信是这样的。
在苍南的四天里，我失败了，信函发出去也石沉大海，在我四十一岁生日的那天，我早早起来，到小吃店吃了一碗面条，我发了两条信息，一条给老婆，一条给小蔡老婆，我说手机没电了，叫她们别联系我。
其实我手机电是满满的，我只是没有心情去接大家的生日问候，我的人生已经失去一半了，面对未来的一半（假如能活八十岁），我感到无比的恐惧，父母一天天老去，子女一天天长大，而口袋却空空的毫无底气、、、、、
那天我赶到了平阳县，那天我找到了平阳县塑料协会，那天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老者，他听明白我的来意以后，马上和同事嘀咕起来了，嘀咕完了就打电话。
他知道正好有家塑料厂想到外地去发展。
那老者打完电话后，告诉我一个号码，就是那要搬迁的老总的号码，当时我心情就像深陷沙漠奄奄一息的人见到一群商队，我感激得不知所措，我想留那老者一个号码，但他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他说有缘就还会相见，现在不必说的太多，说完就和同事走了。
第二天我和那老总正式见面了，相互介绍了情况以后，那老总显得非常意外，他对我们电费的优势很是感兴趣，我们一步一步深入探讨合作的方案，谈话也很投机，貌似本来就是老朋友一样。
他直言他看我的人就知道我不会说假话，他说他搬迁很急，决定最快速度就来我们公司考察，他说马上回去和其他几个股东商量一下，第二天就答复我。
送走那老总，我在宾馆房间里乱跳了很久，一个礼拜的郁闷，被这个喜讯冲击着，激发出无数的火花、能量，我整个人就像要炸开似的，狂躁不安。
一阵折腾以后，我又像是刚刚做爸爸的人，面对一个脆弱的小生命，一时不知所措起来，我重新回想我们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再努力去评估到底成功的机会是多少、、、、
第二天我等到中午，还没见那老总打电话来，我折磨的受不了了，我预感可能出问题了，我每等一分钟，心都凉一点，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我知道，那合作又泡汤了，但我还是不死心，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对不起，我们股东仔细探讨以后，觉得你那里电费优势相对交通不便来说，就不是优势了，再说你那里没有产业链，我们以后设备维护和辅助材料配套都将是很大的费用，所以我们不考虑到你们那里去建厂。”
那老总一字一句严肃地说道，句句字字就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们交通也很方便啊？我们县城也有塑料产业，你能否去看看再说？”我几乎是祈求的口气说的。
“呵呵，我们在谷歌地图上都看到你们公司了，我们了解的很全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去湖南的路上，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决定去湖南建厂，再见！”
随着手机里的“嘟嘟”声，宣告合作意向终止，我把手机扔在床上，真想大哭一场。
十几分钟后，我想到还是要去找那老者，我赶紧去塑料协会办公室，我希望还能见到那老者，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不死心，第二天又去了，协会上班的人倒是有了，就是不见那老者，我想请问他们那老者的姓名电话，一个个都拒绝告诉我，我只好在他们办公是楼下等，我几乎是目不转睛的，一直到傍晚人全走光了，也没有见到那老者。
第三天我继续去塑料协会办公室，他们都很意外，总算让我坐在办公室等，他们也帮忙打了电话给了那老者。
不久老者也来了，他告诉我，这种事情是碰机会的，碰上了就碰上了，他们只能提供一些信息，他也乐意帮我宣传宣传我的情况，叫我把有关资料留在他们那里，也给了一张名片给我，叫我回家等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