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年1月8日）先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即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又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
即使是与他相处多年的湖南老乡老友都劝他应积极创办武装力量，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他又亲自组织乡勇对抗起义军，并战而胜之，以知县用。太平军起义，赛尚阿为统帅时，咸丰帝下旨命江忠源从军，江令其弟江忠浚募故乡兵勇五百人前来，号楚勇。此后一直与太平军作战，参加了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诸战役，屡立战功，他所率楚勇作战较淸军勇猛十倍，是地方练勇参加正规战役的先导和表率。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坚决支持。
罗泽南亦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腾鸿、杨昌竣等，后来都是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做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做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国藩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国藩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丁忧离职守制大礼。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制，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须有打仗的真本事，肯定会有巨大磨难，甚或办理不善，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
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具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丁忧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也是他主动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的。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家母，之后当着曾国藩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国藩出山。
郭嵩焘告诉曾国藩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国藩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拔尖的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僑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吕、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宏图，乃天賜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以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绖出山”，尽忠国家。
所以说，一个人要想干一件事特别是干大事，光凭一个人之勇和一个。
【原典】
沅、季弟左右：
帐篷即日赶办，大约五月可解六营，六月再解六营，使新勇略得却暑也。抬小枪之药，与大炮之药，此间并无分别，亦未制造两种药。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当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其老营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芜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虚。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胳、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伴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竣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巵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淸、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淸字改为廉字，
人之智是根本不行的，必须要善于集众人力量于一身，方能成事。从这里我们要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特别是那些想干大事的人更应该好好思考了。
緣馨心看
一生之成敗，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自谦自卿
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贻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湖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悯可敬。
五月十五日
【点击】
俗话说，水至清則无鱼，人至察則无友，说的是凡事有一点含混，不必塞事计较，事事认真。人生在世，要学会自谦自抑。
【综述】
对别人宽容，对自己却严以自律。这是胸襟宽广之人的共有品性。曾国藩的作息时间表几十年如一日，可见他自律的功夫。
而对于生活中有些小事，琐事，平常事，但曾国藩看得很大，很重，他就是这么一个把小事上升到一种高度的人。正因为他看得大，看得重，才格外引人深思，这就是所谓从大处着眼，从小事着手。其实人一辈子不就是由许许多多小事组成的吗？世上又有几人有机会或能力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呢？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看，小事比大事更难做，因为它容易被人忽略，所以也更能考验人、磨砺人。
（1）对于家庭
曾国藩十分注重“孝悌”两字。曾国藩写信给他弟弟说：“现在的人把‘学，字看错了。如果仔细读‘贤贤易色，那一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在‘孝悌，上做到一分便学到一分，做到十分便学到十分。现在人读书，都为了考取功名，对于孝悌伦理纲纪这样的大事，反而好像和读书的关系不大。其实他们不知道书上的记载，写书那个时代圣贤所说的，无非就是要人明白孝悌这个道理。如果事事都能做得到，而笔下写不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事事做不到，并且在伦常纲纪上又有重大缺陷，即使文章中说得再好，也只能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你性情真挚而不善于写诗文，为何不多在‘孝悌’两个字上多用些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都照着它做，做到让祖父母、叔父母没有一时一刻不快乐，没有一时一刻不顺心适情，下面的兄弟、妻子、儿女，都和蔼而有理想，都懂规矩，这才是真的大学问。如果诗文不好，这是小事，不值得计较。即使诗写的极好，也不值一文钱。”
他在《家书》中说：“我生活在伦理纲常之中，只有对于兄弟这一伦，所抱着愧疚之心比较深，主要是父亲把他知道的全都教给我，我却不能把我所知道的都教给我的兄弟，这是最大的不孝。”又说：“我曾经对岱云说：‘我想尽孝道，没有别的办法。我能教导我的兄弟让他德业有一分长进，我就尽了一分孝道，能使他德业有十分长进，我就尽了十分孝道，如果不能教导我的兄弟成就功名，那我就是大不孝了。’’’
曾国藩对待兄弟，倾力爱护，但不姑息，他说：“至于我的兄弟，我只以德爱他们，不用姑息爱他们。教导他们节俭，规劝他们辛勤劳动、保持节俭，这是用徳来爱兄弟。而给他们丰衣美食，让他们随心所欲，这是对兄弟姑息的爱。姑息的爱，使兄弟肢体懒惰，增长骄气，将来丧失品德，做错事情，那是我领兄弟们行不孝啊，我可不敢那么做。”
（2）对于族人亲戚
曾国藩对待族人亲戚，却主张敬爱。如果把孝敬父母的爱用到兄弟身上，那就是友爱。而把孝敬父母的情意用到亲戚身上，对他们就不会不敬不爱。曾国藩从四川办完差事后，曾经请亲戚们吃饭并赠礼。至于对待亲戚的道理，《家书》中说：“对于家族亲戚，无论他和我家有没有过节，我们都应该一律对他们尊敬、爱护。孔子说：‘对别人有广泛的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孟子说，？‘爱护别人不论他是不是亲人，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仁爱。礼遇别人而不要求别人报答，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在没有管理家事的时候，就常生嫌弃埋怨之情，将来当家立业后，那别人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从古以来没有和宗族乡邻结仇的圣贤，兄弟你们千万不要凡事只是责备别人！’’
（3）对于师友
敬畏老师，向朋友学习，对于我们一生的事业，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说：“每个人都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有严惮之心……此外选择朋友，应该慎重而再慎重。韩愈曾说：‘善行的人即使不和我结交，我也要努力向他学习，不善的人我即使不讨厌他，也要努力不沾染他的习气。’一生的成败，都和朋友贤良与否有很大关系，不可以不慎重！”他又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4）对于仆从
对待仆从的态度，曾国藩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严明，然而情义上还要做到。比如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到：“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作门人。我十分喜欢读《易经》旅卦中说：‘丧其童仆。《象》说：‘以旅下者，其义丧也。’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以旅下者，意思是说把童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童仆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我对待下人虽然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至他们对我不尽忠。以后应当对待下人和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严明，而情义却做到。贤弟你待人也应明白这个道理。”
（5）对于同乡
曾国藩在京城时，同乡很多。曾国藩对待同乡，照料帮助他们，总是尽力而为的。他写道：“同乡有了危急的事，多数都来找我商量。我就效仿祖父星冈公的做法，钱财上尽自己的财力资助，办事上则尽力去帮他们办好。”
（6）对于官吏
曾国藩对于官吏贪污的案件，主张要査办。比如他说：“严丽生在湖南不办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声名狼藉。如果调査他真的有劣迹，或有前科纪录，那不妨抄录一份送到京城来，因为正有一位御史在我这里査访，，但此事必须机密。”
对于贤良的官吏，曾国藩则极力推荐或挽留，比如他说：“朱明府非常得民心，我已经托人给上面写信，尽力把他留在我处。如果真能办成的话，那么朱明府爱护百姓，勤于政务，铲除罪犯消灭犯罪，我的治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很多。”
接人待物，曾国藩也有一套办法。他对弟弟说：“从此以后近处如乡里，远处如县城省城，都靠国潢弟你一人和别人应酬。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以为是，有了这三点，到处都会受人尊重。现在你初出茅庐，更应慎重而再慎重，三条中有一条做不到，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他又说到：“国潢弟在广东处理一切事，都很有道理。拒绝念园、庄生等各处的礼物，尤有可取之处，他办朱家的事，做法也十分诚恳，虽然最后无济于事，但朱家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论语》说：‘说话算数，做事踏实，这在蛮夷之地也行之有效。’兄弟你在外，一切都这么做，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曾国藩对己待人之道，如概括成一两个字，那就是要“敬恕”、要“劳谦”、要“诚”、要“孝”。“敬恕”两个字，他在给鲍春霆的信中说：“一定要以‘敬，来要求自己，用‘恕，来对待别人。‘敬，就要小心翼翼，事无巨细，都不敢疏忽。‘恕’就要凡事都给别人留有余地，有功不自己独占，有过错不推诿，经常记住这两个字，就能担当大任，前途无量啊。”至于“劳谦”这两个字，他说：“‘劳谦’二字，让人受用无穷。‘劳’可以戒除懒惰。‘谦’可以戒除骄傲。能做到这两点，什么样的邪恶不能去掉？什么样的善事不能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