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去了陈启迈，来了文俊，曾国藩在江西的军饷问题仍未解决。为了军饷，几乎使他全军覆没；为了军饷，文俊害死了湘军大将毕金科。以后的日子，仍靠“讨饭’’维持。多亏黄赞汤一人先后为湘军筹捐百余万两，刘于淳、甘晋等士绅也极力帮他筹措，才勉强维持住，使湘军没被困挎而已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璋就是一例。他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多次屈求。
骆秉璋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璋求救。驻在隔壁的胳秉璋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賠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胳秉璋也不对此事进行査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离开的时候，骆秉璋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胳秉璋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胳秉璋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胳秉璋。
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林翼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集子《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责州补用。按照淸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询问他。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现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淸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镕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璋，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曾国藩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曾国藩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林翼“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想到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髙兴的。可以说这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后来，曾国藩和胳秉璋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胳秉璋又一次给他冷淡。长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璋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上奏参劾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胳秉璋拜客到邻船，近在咫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胳秉璋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人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人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派郭嵩焘回籍筹措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十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十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援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人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髙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人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人祠，且把上奏请人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人乡贤祠，一是不合儒家道德规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不了台。可是，被军饱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箅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的行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始终应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的人们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的，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但此种作为必定是会影响人物形象的。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齿的。因此对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要采取此种作为还是应当慎之又慎的。
心得
意诚内耿外圆和，论事观人说有识，却是吾乡一把好手。
妖在经法
【原典】
沅弟左右：
二十日接十六日信，二十一日接十一日交雷哨官信，俱悉一切。
杏南未愈而萧、伍复病，至为系念。亲兵独到而丁道之匠头未到。丁道以前二年在福建寄信来此，献崩炮之技。去年十一月到皖，已试验两次，毫无足观。居此半年，苟有长技，余方求之不得，岂肯弃而不用。渠在此无以自长，愿至金陵一为效用，余勉许之。至欲在雨花台铸炮，则尽可不必。待渠匠头来此，如需用他物，或可发给，若需锅铁及铸炮等物，则不发也。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庆时，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墙痒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賊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或添他军来助围师，或减围师分援他处，或功隳于垂成，或无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减，而更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若令丁道在营铸炮，则尤近于无识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七月二十一日
弟于吾劝诫之信，每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此最不可。吾辈居此髙位，万目所瞻，凡督抚是己非人、自满自足者，千人一律。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凡外间有逆耳之言，皆当平心考究一番。逆耳之言随时随事皆有，如说弟必克金陵便是顺耳，说金陵恐非沅浦所能克便是逆耳。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兄又及。
【点击】
功成名就之机，急流勇退，可以避祸保身；避让三舍，可以化解危机；有进有退，不拘一格，则可以时时掌握主动。
【综述】
镇压太平天国，名列“中兴名臣”之后，对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曾国藩十分忧虑，他恨自己回天无力。有一件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思。一天，曾国藩同赵烈文谈到：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绔，民穷财尽，恐有异变。”
令曾国藩不解的是，堂堂天子脚下竟有此等事情出现，他不由得担忧起来，实在不敢继续设想下去。反倒是赵烈文直言指出：
“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很久，合久必分。但自淸以来，皇帝的权威一直很重，地方割据的形势尚无根基，除非中央政府垮掉。依目前情形而看，国家无主，各自为政的情况的出现，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虽然不能接受赵烈文此一推断，但他又没有更为确切的理由去反驳，但曾国藩仍企望那拉氏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曾奉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帝，曾国藩没有到达保定治所，而先抵北京。从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同治八年（1869年）一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除了访亲会友，拜见各方要员，还先后四次得到了那拉氏的接见，破例賜其在紫禁城骑马，两次参加了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第一位，真可谓荣耀之至。
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来没有见过那拉氏、奕沂、文祥等人，朝中很多大臣也没有见过曾国藩。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了解，他对于朝中的重要人物都有比较深的认识。他发现，从上到下一片混乱，朝中没有得力的干将，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骨子里清王朝已经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1869年3月2日），曾国藩离开了北京。次日，他巡视了永定河河堤工程。二十七日到达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当曾国藩再一次同赵烈文谈起清王朝命运时，他的侥幸心理已经不存在了。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鄉），文（文祥）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溢，亦不知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一向看人很准，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败是难逃其慧眼的。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之后的清王朝在内优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尽管有李鸿章、梁启超、谭嗣同等干将拼力维护，仍然很快土崩瓦解，并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淸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淸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