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谏上
【原典】
沅、季弟左右：
十二早接弟贺信，系初七早所发，嫌到此太迟也。兄膺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何二公之前辙，则诒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侄亦将为人所侮。祸福倚仗之几，竟不知何者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才识平常，断难立功，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少分宵旰之忧。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两弟以为然否？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沅弟多置好官、遴选将才二语，极为扼要，然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敢轻视。
谢恩折今日拜发。宁国日内无信，闻池州扬七麻子将往攻宁，可危之至！
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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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然处世有“国融通达”之称，但他对于涉及社稷存亡的事，敢于进忠言，甚至不怕触怒皇上，可以说“忧国而忘其身”了。尤其表现为“为囯为民，直言诔上”上。
【综述】
曾国蘸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替如他有感于朝纲不振，是非不明，“九卿无—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言及主徳之降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均道光三十年庚戌三月初二曰应诏陈言疏中语）。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
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三：
一为防琐碎，他写道：
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以求贤；
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
二为去虚文，他又写道：
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教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为戒骄矜，他更写道：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意气推崇尚且如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一片忠心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己并无多大妨碍。曾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的，直言陈上虽不至于有杀头之庚，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誉。
现当今学术界都有这样一句话：“晚清无昏君，晚清无奸臣。”晚清的皇帝从道光，咸丰再到同治、光绪都不是像前明嘉靖、天启那样的昏聩之君，他们都想扭转国家的衰退局面，可是他们失敗了！同样曾国藩、左宗棠以至李鸿章，虽然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有一点有共识的，曾左以及李都为大清“穷尽心智而尽孤忠”。所以说，曾国藩对于国家可以说是“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心得
不敢以廉曲谩自恃，必且默然深思。
以民为重
【原典】
玩弟左右：
二十四早接二十二酉刻之信，闳论伟议，足以自豪，然中有必须发回核减者，意诚若在此，亦必批云：“该道惯造谣言也。”
苏州阊门外民房十余里，繁华甲于天下，此时乃系金陵大营之逃兵溃勇先行焚烧劫抢，而贼乃后至。兵犹火也，弗戢自焚，古人洵不余欺。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此时若死，除文章未成之外，实已毫发无憾，但怕畀以大任，一筹莫展耳。沅弟为我熟思之。吉左营及马队不发往矣。王中丞信抄去，可抄寄希、多一阅。
兄国藩手草四月二十二日申刻
【点击】
王权神爱、神乞民意，违背民意民心的事神，皆不为。所以古人云：“民为重，社稷次之”，以民为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即使是残酷的封建制度的“合理性”也要建立在以民为重的思想基础上，曾氏深知其要义。
【综述】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古还有“民为重，君为轻”等良训。曾国藩对于民众力量的发现与了解，也有他的一套方法。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太平天国军队的。
每个官员都来自民间，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侍郎或尚书，在他做官之前，他也被淹没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他当上侍郎，并不是他比别人更适合当侍郎，没有他地球照样转，说不定会更好。曾国藩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一旦下野，他也仍然是普通的一员。所以他从民间来，还归民间去，民间才是官员的根本。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也感恩了。”以仁礼来治兵，是懦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样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
“如父兄带子一般”，这就是曾国藩带兵的秘诀。他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齐，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矣纵，其家必败。”蔡锷评论道：“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由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淮南子》云：“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人心的向背，民众的支持与离异，关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这个道理曾国藩显然明白，所以他再三嘱咐所属各部，以爱民为本。他说：“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生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装潢粉饰之文。”
正是为了获取民心，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军营中写了通俗晓畅的《爱民歌》。曾国藩写作《爱民歌》不完全是一种策略，他也是有感而发。他说：“我近年从事军务，每驻扎一处，我就走遍城镇与乡村。看到的是没有不毁坏的房屋，没有不砍伐的树木，没有不遭破败的富户，没有不受欺压的穷民。大概被賊寇损害的占十分之七八，被官兵毁坏的占十分之二三，令人触目惊心。我在私下喟然长叹：行军危害百姓竟到了如此地步啊！所以每次委任将校，我总是告诫他们，一定要把禁止骚扰百姓放在第一位。”这大概是促使他写作《爱民歌》的心理原因。
《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百姓被贼吃了苦，第一扎营不贪懒，莫拆民房搬砖头，莫打民间鸭和鸡，莫派民夫来挖壕，筑墙莫栏街前路，挑水莫挑有鱼塘，第二行路要端详，莫进城中占铺店，人有小事莫喧哗，无钱莫扯道边菜，更有一句斧要书，一人被擔挑担去，娘哭子来眼也肿，从中地保又讹钱，鸡飞狗走都吓倒，第三号令要严明，走出营来就学坏，
全靠官兵来救人。全靠官兵来做主。莫去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借民间镐和碗。莫到民家去打馆。政柴莫破墙上树。凡事都要让一步。夜夜总要走帐房。莫向乡间倩村庄。人不躲路荚挤他。无钱莫吃便宜茶。切莫掳人当长夫。一家嚎哭不安居。妻哭夫来泪也枯。分派各团与各部。壙里吓死几条鱼。兵勇不许乱出营。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伴，逢着百姓就要打，可怜百姓打出血，百性老实不自在，要得百姓稍安静，陆军不许乱出营，在家皆是做良民，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不抢賊匪抢，若是官兵也淫抢，官兵与贼不分明，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不肯发粮饷，爱民之军处处喜，我的军士跟我走，如今百姓更穷困，军士与民共一家，曰曰熟唱爱民歌，
买些烧酒同喝醉。遇着店家就发气。吃了大亏不敢说。还要出钱去赎罪。先要兵勇听号令。水军不许岸上行。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淫賊匪淫。便同城匪一条心。到处传出丑名声。上司听得皱眉尖。百姓不肯卖米盐。扰民之军处处嫌。多年在外名声好。愿我士兵听教训》千记不可欺负他。
天和地和人又和。
这首《爱民歌》是借用白话诗的体裁，亦即当时最流行的莲花落歌词，深人浅出，富于情趣，又朗朗上口。这同时又是湘军士兵的识字课本，曾国藩每日里在训教的过程中，只教一两句，先识字，后理会其内涵，循环往复，身体力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思想指导的军队。曾国藩这种精神训练方法，抛开其目的，仅从其治兵之道来看，是值得称道的。
有了《爱民歌》并不一定万事大吉了，老百姓看惯了官样文章，装潢粉饰，自然也就不以为然，他们更看重实际行动。曾国藩也想，区区一纸文告，怎么能马上得到百姓的欢心呢？他建议部下深人到百姓中去，亲自训导，将自己的真情实意完全表达出来，这样百姓才会心悦诚服。尤其是在审判诉讼后，当堂告诫，这样才会足以感人。见效最快的就是勤听诉讼，为百姓伸冤鸣屈，打抱不平。尽管有了《爱民歌》，但骚扰百姓的事还是屡屡发生。在泾县就出现了抢人掳物的事件，虽然为首的被砍头示众，但老湘营的统管却一味开脱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写信给予严厉的斥责，大意如下：
“你们说这件事与你们营无关，未免太自信了。一般说来省辖既多，一定有耳目难以周详的时候，也一定有号令不执行的地方。我治军多年，时刻瞥告士兵严禁骚扰百姓，每次遇到有人告我的部下骚扰百姓的案件，都不敢护短拒绝别人的控告，不敢相信我的士兵都是善良的，也不敢怀疑控告的人都是诬陷。而你们对于这类案件，事前既没有防范，事后又袒护部下，坚决拒绝别人的控告，那么你的士兵从此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官民从此就更不敢对军队说实话，想使他们不仇恨军队怎么可能呢？想当初你们驻扎在泾县时施行了发粥搭棚的惠政，泾县百姓没有不歌颂的，每当我想到这里就欣慰不巳。在这营规初坏，声名锐减之际，如果能严于自治，切实整顿营规，保全往日声名，那百姓自有公道，他们也会化怨恨为赞美的。不然的话，以爱民始，以扰民终，先后判若两人，这不是我委任你们的拳拳之心。望你们对这番话严肃对待，认真体会。”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髙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责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正是从孟子的“爱民”思想里吸取了精华，并且很好地运用到以后的从官为政中，取得了惊人的效益。曾国藩不但关注民情，而且还常常巡查地方，忙得不亦乐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就是这样不辞劳苦以体察民情。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題。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道。认为首要之地，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悟出“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直隶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接见直隶地方官，直隶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二十九日，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殊以为苦”。
有了感性认识，曾国藩随后开始淸査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掉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査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曾国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让自己的名声在直隶丢失。因此，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审慎地参劾提拔一批以儆官者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三更不眠，在枕上做劝诫州县官厅联：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凍心箴即是官箴。
作毕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点乃人睡。
第二天，他对昨天所做联不甚满意，于是改做一联：
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支力谋休息；
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国藩向来做联做诗，每每苦吟不辍，他虽然说“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实际是求尽善尽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做一联，云：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賴良吏默挽天心。
第三次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