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诛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則诰封三代,儿子則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意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
則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踢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僚,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桂于意中。(家书)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就做事方面而言:曾国藩以“明”字为主,以“平实’’为归。他在与弟书中曾言及做事宜从“平实”处用功: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穗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家书)
至于接物之道曾国藩以“廉”字为要。其家书中有所谓“不肯轻受人惠,”即“廉”字之一端。他说:
我自从己玄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耳也。
渠若烈任上来,不应則失之刻薄,应之則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
无责报于我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家书)
其家书中还曾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曰差幸不负始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书)
尤足可见曾国藩的廉洁。
在曾国藩家书中,还反映了他积极的人生观。曾国藩承袭懦家传统观念,所以家书中充满“救国救民”热忱。曾国藩寄弟信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抱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則忧之,蛮夷猾夏則忧之,小人在位肾才否闭則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則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责贱致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家书)
曾国藩的人生观,为奋斗的人生观。致弟曾国荃一函言之深切,列举生平事实为证,言之尤真挚动人。其言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围自钱,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盖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敗,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張而已。(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家书)
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唯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此事曾国藩亦曾说:
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九家书)
又说: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后,板顏走入江西,又参抚来。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西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家书)
受挫受辱能不气馁,不沮丧,只一味忍耐,徐图自强,此种奋斗精神,诚属难能可贵。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才不致发生流弊。此理曾国藩亦曾言及:
“强”字原是美德……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家书)
又说: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曰家书)
所谓“明”者智也,所谓“强”者,勇也。智勇兼备,如不能衷仁由义,而唯以自雄,则虽具奋斗的精神也不足取。故曾国藩致弟书说:
凡国之铎,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生贤子弟;
……至一身之强,則不外乎北宫,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則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敗。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敗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則可,在胜人处求强則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張,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家书)
既然是家书,当然有相当多治家的内容,而这些治家理论独树一帜,在中国家教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的教弟教子的家训也是对广大读者最有吸引力的篇章。
曾国藩在论及家道兴衰时说: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曰将赴天津示二子书)
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弟书)
又有:
家中要得兴旺,全靠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曰致澄弟书)
欲求家事顺遂,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所以曾国藩说: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則立获吉庆。反是則立获决祸,无不验者。(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曰家书)
家中人口,就名分而言,有父子兄弟之别;就性别而言,有男子妇女之分。旧习惯认为:中国社会,自以男性为中心以后,家中事务,多由男子担负,妇女往往习于骄奢淫逸。社会上以妇女无所事事,习于骄奢淫逸,而倾覆其家者,所在多有。所以曾国藩说:
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家书)
又说:
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九日家书)
居家四敗,曰:妇女奢淫者敗,子弟骄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师慢客者敗。(戊辰四月家书)
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曰家书)
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家书)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敗者,
诸弟诚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成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家书)
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敗。(咸半六年丙辰九月念九夜书)
曾国藩论及家道兴衰的征象,恒从细微之事着眼。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耱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
此四事者,可以覘人家兴表气象。(咸半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家书)
又说:
家中养鱼养褚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則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咸半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家书)
能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即足为勤苦俭约的象征。
曾国藩于家道兴衰的原理及征象,认识甚淸,故其治家的方法,有本有末,面面俱到,曾国藩尝寄其弟澄侯函说: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
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則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家书)
于此可见曾国藩治家之法,以远绍祖德,维持家教为主。曾国藩寄澄侯函,又说: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匾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家书)
这就是其所谓家教家风。除“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外,更有“三不信”。
曾国藩治家,以恪守祖训为要务。曾国藩的先世,原为半耕半读的家庭,故其遗留的家教有“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等项,曾国藩为使家人不忘祖训,长留世泽考虑,曾将其祖父曾星冈的遗训,编成家规。他寄澄弟函说:
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
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家书)
曾国藩治家虽以恪遵祖训编纂家规为先务;对于子弟的教训,更属是不遗余力。他教训弟子之道,大致不外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消极方面,以力戒傲惰为主,如说: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曰家书)
又说:
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复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靖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初四日家书)
曾国藩教训子弟,除戒傲戒惰外,尚以奢侈为戒。如寄其子曾纪泽函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
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车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則嗤其朴陋,见雇工則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樣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逸,宠禄过也。”
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曰家书)
为针砭骄惰计,曾国藩告诫子弟,以谦勤为主。他与其弟澄侯函说: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家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家书)
为免除奢侈起见,曾国藩告诫子弟,以俭约为主。如说:
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家书)
心得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也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勘以为尊去恶,则谓这自欺。
大功遂定
【原典】
沅弟左右:
二十三日张成旺归,接十八日来缄,旋又接十九日专人一缄,俱悉切。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襟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趣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无为之贼十九日围扑庐江后,未得信息。捻匪于十八日陷宿松后,闻二十一日至青草融。庐江吴长庆、桐城周厚斋均无信来,想正在危急之际。成武臣亦无信来。春霆二十一日尚在泥汊,顷批令速援庐江。祁门亦无信来,不知若何危险。少荃已克复太仓州,若再克昆山,则苏州可图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则大局必日振也。顺问近好。
国藩手草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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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身前对自己所取得的功业可谓“自谦自抑”,我们下面看一下后人在他死后是如何褒奖他的。
【综述】
(一)何璟评曾国藩
曾国藩逝世后,首先陈颂曾国藩历年勋绩,并加以论断的人是江苏巡抚何琚,他说:
臣与曾国藩相从日久,相知颇深,灼见其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观,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请敬为圣主陈之:
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藉侍郎,练团杀賊,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怕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跃不肯夸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概系摹勇,又不得照绿营之例,拔补实缺;空有保举之名,而无履任之实。名器不属,激励尤难。方其初敗于岳州,再挫于九江,兵几不振,穷且益墜。迨江西困厄之时,事势非顺动多怍,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并一勇,非苦心训诫,则不能战: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年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圣世中兴之业。虽曰疢疾可以成德术,动忍可以增智能;而艰难创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
一逮成丰十年,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粮則半菽难求,转运則一夫难雇。
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賊,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振,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营江千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