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已经将数目如此众多的大电影明星框入CAA的客户名单表里，迈克尔·奥维茨现在就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扩大”人才公司规模上面了。迈克尔·奥维茨没有从城里其他代理公司里聘请年长一些、经验更丰富的人才代理人，而是喜欢倾力从公司内部挖掘一些人才进行培养，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吸收了CAA公司的文化，这种公司文化几乎就是迈克尔·奥维茨个人性格和风格的反映。在想办法发展公司文化时，迈克尔·奥维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将旧时代的好莱坞人才代理公司的刻板做法倒过来，因为他最喜欢看到的就是，CAA的人才代理人们都能够得到尊重。“我不喜欢人们轻视这份职业。”他说。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代理业中注入一种新的敬业精神，这不仅会驱散人们对代理人抱有的轻视态度，而且可以使好莱坞的交易离开了CAA的代理人都无法做成。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迈克尔·奥维茨包装了CAA的公司文化和商业操作，使其深藏不露。CAA越是深藏不露，就越是神秘莫测，就越是能够使别人对代理人肃然起敬。使公司不为外界所了解是很容易的：毕竟CAA是一家私营公司，没有公众股东，因而也没有任何需要向外界透露其操作模式或者财务状况的责任。虽然他有时会背上一些压力，要使该公司变成公众公司。可是迈克尔·奥维茨并没有受到任何刺激，非要走这一步路不可。“我是在完全深藏不露的基础上进行公司操作的，”迈克尔·奥维茨解释说，“如果变成公众公司，公司的内幕就会被发现。我为人们做了很多事情，向一些人贷了大笔款，还保释了很多人出狱。我总是为很多事情付钱。因为SEC（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的规定要求我必须向人们报告所有这些情况，因此我不想我们走向公共化。如果这样的话，当我想给汤姆·克鲁斯一件昂贵的礼物时，我就无法在做了这件事之后不挨一些股东的骂。我可不想这种事情发生。”不管怎么说，避开媒体的灯光目前已经是迈克尔·奥维茨特有的性格了。
深藏不露被认为是对公司的利益至关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有话传出CAA刚刚让某一客户主演某部电影而为其挣得500万，那么其他的客户就有可能感觉到，他们也应该因为自己在某部电影中的服务而要求得到同样或者类似的数目。或者，如果威莫公司或者ICM公司在早期就发现，CAA公司正在与某家电影公司进行整笔交易，那么这些代理公司就有可能自己尝试着去做同样的事。虽然很多私营公司掩盖他们的秘密是很平常的事，可迈克尔·奥维茨却将这种深藏不露视为一种有力的心理武器，它让CAA罩上一道神秘的色彩，让别人相信，一些令人激动的、极有趣的事情正在其紧闭的后门里进行着。
不管是在电影初映式上、新奇饭店里，还是在别的地方，CAA公司的代理人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也强化了这种形象。代理人们一般很少单独行动，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活动，表现出一种团体的力量和有所企图的形象。除了以最为普通的一些词来称赞迈克尔·奥维茨的技巧以外，他们从不评论他，也从不就他如何运作公司而加以任何评论，不讲CAA的代理人们正准备干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想法让公众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走，让他们去注意别的代理人。CAA公司的代理人们得到指示说，吸引公众注意力是一种冒险，因为这会招致客户的愤怒。
由于人们对于CAA的商业策略所知甚少，也因为其代理人都显得如此能干，就有一种神话流传开来，说CAA的代理人们都是好莱坞的铁人，是一群极有活力、进取心的武士，他们好像无处不在，也不需要睡眠。由于CAA在80年代早期的力量越来越大，别处的代理人都想揭开CAA的操作秘密——可是，这家公司却像是个难以攻克的城堡，迈克尔·奥维茨的代理人们所显示出来的忠诚和纪律使CAA公司更为神秘。
哪怕是在CAA职位最低的员工，他们离开公司的时候也不会感到那么轻松。乔什·贝塞尔于1993年的秋天在CAA的收发室里找到一份每周300美元的文员工作，与做代理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月以后，贝塞尔离开CAA，到ICM公司给一位电影代理人当助理，工资稍高一些（每周500美元）。因为找到了一份工资更高的活，他感到很高兴，可是却被CAA公司人事部经理阿林·纽曼泼了一瓢冷水：“如果你准备到ICM去，我真希望当初你根本就没到这里来过。”后来，贝塞尔承认说，他太天真了：“跑到ICM公司去却不做你在CAA公司所做的事情，这有点像丢了道奇车而又换上了扬基车一样。”
很自然，保持一种低姿态是迈克尔·奥维茨的风格。他的童年和青年期的生活也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他并没有出头露面的欲望。他有意选择了在娱乐业里最没有公开生活的职业，而且真心希望（他后来还承认这也很天真）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界人士，同时又不吸引太多的公众注意力。他的亲密朋友，纽约佩斯威尔德斯坦画廊的总裁阿恩·格里姆切说：“迈克尔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不需要媒体来告诉他自己是谁。媒体在他拒绝接受采访时会很生气，可是他的理念是‘我们可不是明星’。”人们会把他的深藏不露解释成傲慢，认为他的害羞是一种专横。
哪怕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奥维茨也喜欢偷偷摸摸地干，甚至有些鬼头鬼脑。他会想法追踪到一位朋友，送一份礼物，然后，当这朋友问他是怎么找到自己时，他保持沉默，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在公众的仔细打量下，他可能会感到非常非常难堪。每当他接受采访时，他只提供有关个人生活的最少的信息，而且，他似乎对照相有一种近乎恶心的反应。他总在紧闭的门后工作，让别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他这人有1000个秘密一样，这使他近乎有一种肾上腺素的充电能力。当大卫·奥康纳1983年10月作为一名代理受训人加入CAA收发室时，他发现迈克尔·奥维茨好像是“有点鬼头鬼脑的，你不会看见他在大厅里到处转。他的那间办公室似乎总是关着的，我们不时将新鲜水注入他的水罐里，在他的柜子里换上一些坚果，在他的冰箱里放上一些饮料，可我总是很少看见他。他在大厅里会对你问声好，但似乎总是有所图谋的。他并没有多少话可以说，可是总令人有一种敬畏感”。
迈克尔·奥维茨的商界朋友也很难进入他的内心。制片人诺尔曼·利尔说他“谨小慎微，十分细心，不苟言笑，只是偶尔才放松一下”。哪怕是在最好的朋友面前，他也很少是一副轻松的样子。艾尔·切克奇是西北航空公司的共同主席，他与迈克尔·奥维茨的友谊在80年代中期开始，大概要隔9个月左右，迈克尔·奥维茨才有可能对他透露一点什么东西，哪怕如此，他说正题前都还总是半开玩笑地说：“这是私人谈话，如果你说给别人听，我会干掉你。”这样的威胁过了四年以后，切克奇就很礼貌地对他的朋友说，也许到现在，他对自己的信心也应该有了，不必再那么威胁人了吧。
记者们也没有打破CAA城堡的运气，无法接近它的将军。代理公司对待记者的政策是当他们不存在。“你只会引火上身。”共同发起人罗兰德·伯金斯在解释为什么连一些仅仅是来澄清某件事实的记者也被拒绝时说道。多少年以来，CAA没有发言人。从CAA的角度看，也没有必要设立一个发言人。雷·克茨曼是商业事务的经理，曾有人正式起诉他操纵媒体，可那只是一个传闻。大卫·奥康纳是奥维茨1984到1986年的助手，每当奥康纳接到新闻记者打来的电话时，他总是把电话转到克茨曼的秘书那里去，而这位秘书曾得到严格的指令，说克茨曼先生从不对媒体讲话。
结果，公众对迈克尔·奥维茨一般来说完全不了解，哪怕是那些娱乐圈的人，他们也只是对他有个表面的印象。所有关于他的传闻都只是一些神秘莫测的猜测。玛丽昂·罗森伯格自1979年起就是好莱坞的一位人才代理人，现在也拥有她自己的代理公司。跟城里的许多代理人一样，她对迈克尔·奥维茨这人也只有一点点微妙的印象，“迈克尔·奥维茨总给人一种能量特大的感觉，他总在那里，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人开口的样子。我无法告诉你迈克尔·奥维茨的声音听上去是什么样，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不管是当面还是在公众场所。代理人一般会彼此保持联络，可他就不这么做。很显然，我在一些捐资会上见过他的照片，以前在各种各样的餐馆里也见过他。可他并不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人，不是那种四处乱跑，到处打听的人。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没有什么比沉默更有力量的，他了解你知道的东西而又不出声，只对极少数几个人讲，这是一种无法估计的力量。”
外界好像谁也不了解CAA的公司文化，CAA的代理人们却完全知道其基本的形状和模式。因为迈克尔·奥维茨对他们进行过训练，有时以发号施令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通过设定一个个人榜样来间接地表达他的意思。他设定了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高目标，然后期望他的代理人比公司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工作，去接近这个目标。阿米扬·伯恩斯坦的脚本迈克尔·奥维茨曾替他卖出了30万美元，他有一次早晨9点给迈克尔·奥维茨打电话。“啊，你在，真早啊。”伯恩斯坦赞叹地说。迈克尔·奥维茨听着像是一种侮辱，就回答说：“在你到达办公室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比你在办公室里一天干的事情还要多。”然后，迈克尔·奥维茨就大声笑了起来。伯恩斯坦知道迈克尔·奥维茨是在开玩笑，可那也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跟迈克尔在一起，你的感觉是‘你不可能跟我一样努力干活，比都不需要比’。”
每天早晨在去工作的路上，迈克尔·奥维茨总在打车载电话，9点到达办公室，只星期三除外。这一天他会在7点45分到达公司，准备45分钟之后的每周员工会议。他经常在办公室里待到晚7点半到8点，然后到餐厅去吃饭看脚本。勤奋工作的迈克尔·奥维茨不知道休息，哪怕是他的亲密朋友们，比如达斯丁·霍夫曼，也拿他的工作热情开玩笑。霍夫曼经常逗他说：“迈克尔，你在电话里听我说话时手头上又写了多少张卡片，因为你总在说‘啊，那太有趣了’。一天有多少电话在等着你回答？我是你今天接到的第170个电话吗？”他在外面度过的夜晚比在家里多，他的妻子经常与他一起出席一些首映式或者其他豪华的聚会。等他早晨到达公司的时候，迈克尔·奥维茨已经将一天的工作安排好了，手头上列有一大堆必须优先处理的事务，一上班就交给助手们去做。这个单子上有可能包括这样一些必须办理的事情，如谁应该得到一件礼物，谁应该拿到某某手稿。他会看看那些必须打的电话名单，然后用一只红笔列出先后顺序，一个人的名字旁边的红点越多，这件事情的紧急程度就越高。
伸手接电话几乎就是迈克尔·奥维茨的一种条件反射。在接电话的时候，他会浏览当天的日报。里克·克茨曼以前是奥维茨的助手，他记得迈克尔·奥维茨有一次曾接连打了六个小时的电话，他决心一分钟也不浪费掉。由于有这么多的电话要打，有这么多的任务要分配下去，他就将自己处在极度的压力之下。别的人替他难过，可他却乐哈哈的。“我要送给他的一件礼物，”艺术顾问芭芭拉·古根海姆·费尔兹说，“就是给他订一个共进晚餐的计划，然后取消该计划，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与他的家人一起了。”可是，迈克尔·奥维茨却有可能又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打更多的电话。他总是不断地想超过办公室里的任何人的工作记录。“代理人们来得早去得晚，因为人们都想超过我，想呆得晚一点，早晨8点进大楼，晚上8点出大楼，总在谋划着什么东西。”迈克尔·奥维茨的目标是要将CAA变成城里最忙碌的代理公司，变成一个极有效的能量细胞，永远不停地繁殖下去。
大卫·奥康纳是1983年10月加入CAA，到CAA的邮件室工作的，18个月后，他成了奥维茨的助手。CAA给奥康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迈克尔·奥维茨给每个人设定的工作节奏：“他比任何人工作都还要勤奋。他接受的就是这样一种严格的生活方式，如果有电话没有回，或者某件事情没有处理好，他会像发了疯一样对我吼叫。他很注意确保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在关心着他们，他对每个人都极其尊敬。”
小迈克尔·罗森费尔德是CAA共同发起人的儿子，1984年开始在CAA的邮件室里工作。他回忆说，迈克尔·奥维茨如果让代理人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24小时也不会感到不安。“他不说出来，而是暗示出来。”每个人都能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人会抱怨一下。小迈克尔·罗森费尔德说，没有人度假，没有人哪一天不上班，“如果早晨起来你感觉不舒服，仍然得拖着自己起床，然后走下楼梯去上班。如果你在台阶上摔倒折断了腿，你自己就得爬着来见他，让他来看看你是不是头疼或者腿是不是断了，你自己不能做这样的决定。”如果有人想偷一下懒，只需看看工作狂奥维茨和他的同伴就行了，因为他们好像从来就不倒下，从来没有过。
“有某种威胁在里头。”艾米·格罗斯曼回忆说。她1975年当了CAA最早的一名代理人受训员，后来成了代理人，并且一直留在这家公司里，直到1992年1月。“那些人永不停止，不管他们接到多少电话，他们总会再打回去。不知怎么的，他们总不生病，从不看医生，从不把文件忘在家里，路上从不出事，也从不会延误与别人的约会。（其他公司的）代理人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就不能？（CAA）的办公室不是设在游泳池旁边的，他们总是比你们先走一步，总是比你更快。他们是最好的代理人。因此，对于把这样一些把事情做得这么好的人，你应该感到一种敬畏，感到害怕。他们是那么好的一批人。”你还得确保自己不要出错，“搞砸”——经常被理解成“失去一位客户”——是有罪的。“迈克尔·奥维茨是一个不想失败的人，从来不想失败。”小迈克尔·罗森费尔德说，“如果一位客户从这家代理公司走掉了，那是他无法接受的现实。”龙尼·梅耶常说，如果你不失去自己的第一个客户，你永远也不能成为一名代理人。如果迈克尔·奥维茨曾听说过有这种思想露头，他一定会发现事情非常奇怪——而且非常危险。他不愿意失败，他期望他的代理人也这样去感觉。
